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蚕文化及其保护

田 阡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大学城乡统筹研究院,重庆 400715)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蚕文化及其保护

田 阡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大学城乡统筹研究院,重庆 400715)

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理论及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蚕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养蚕缫丝工具、种类繁多的丝织品及相关工艺产品;非物质形态的生产生活禁忌、蚕神信仰、神话传说等民俗内容,以及对历代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与养蚕缫丝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被破坏,蚕文化逐渐走向衰微。因此,有效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并使之发挥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将十分重要。

文化生态;蚕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蚕文化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与蚕相关产业的民众对社会生活的经验性总结和提炼。蚕文化事项与一定地域内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并与一定区域内的民风、民俗融合互动,逐步演变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传统文化。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们更多地关注蚕文化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以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因而,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蚕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与之相伴随的古老民俗和传统的生产技艺也濒临灭绝,这直接影响到了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进步。因此,挖掘蚕文化的民俗文化内涵,保护其文化生态环境,对于促进蚕业经济的发展和增强蚕文化的生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化生态学理论

“文化生态学”起源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由美国学者斯图尔德在 1955年的《文化变迁理论》中首次提出,其重点研究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1］。随着环境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新媒体环境的出现,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文化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因素也从仅仅是自然环境,发展到心理、历史、社会环境等多角度的综合内容。

蚕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播的过程中,环境因素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指蚕文化存在的地域环境,也包括其所处地域的社会结构、人文因素等综合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环境与文化群落共同构成文化生态系统。一方面,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创造成果,都是在各种文化生态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结构、要素和生命链［2］。而这种生命的存在,更是在文化生态环境的土壤中扎根,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受各种动态因素的制约,其表现形式、工艺技法、具体内容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有的非遗事项由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出现剧烈变动而逐渐衰落,直至消亡。另一方面,蚕文化还会反过来作用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周围的环境,蚕文化的生存、发展和特性都与环境有着复杂动态的密切关系。文化和环境完全是一个统一整体,研究蚕文化必须要关注这种文化生存发展的环境,可见注重保护蚕文化的生态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 中国蚕文化内涵及其生态环境

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种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规、习俗以及所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3］。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作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构成。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也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历代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2.1 物质层面的蚕文化

蚕文化的物质层面主要包括桑树、桑叶、蚕茧、生丝、生产技艺、丝绸工艺品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多种多样的丝织品和工艺产品,如绢、绸、锦、缎、刺绣、蜡染、缂丝等。而被称为三大名锦的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是丝织品中的优秀代表,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丝织品,无论从规格、种类,还是从色彩、图案,都是民众审美心理的具体化。

物质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技艺的不断进步,我国蚕农积累了丰富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经验,而历史上也出现了多种记载栽桑养蚕事项的农书,比如西汉末年的《汜胜之书》、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宋秦观的《蚕书》、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这些文献资料,记录了先民种桑、压条、育苗、浴蚕种、饲蚕、煮蚕、制丝、调丝、造棉等生产技术。就这些史料记载而言,我国古代蚕桑技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影响了世界丝织业的发展。

2.2 制度层面的蚕文化

蚕桑丝织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蚕丝制度文化是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蚕文化衍生的丝绸服饰是“分尊卑、别贵贱”的礼仪制度工具之一,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表现。丝绸服饰由于高贵和华美,往往和地位、权力结合在一起。历代正史都有舆服志专门记载各代的服饰制度,《明史◦舆服志》规定了各类不同身份的人的服装规范,上自皇帝,下到庶民。其中对庶人冠服的规定 ,“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 、锦绮 、纻丝 、绫罗 ,止许䌷、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贫困老百姓穿的是麻衣粗布,而贵族穿的才是绫罗绸缎;正如宋代张俞在《蚕妇》中所说,“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4］。在今天,丝绸服饰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人们消费层次的不断提高,为古老的丝绸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3 精神层面的蚕文化

中国蚕文化中积淀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观念,如:宗教观、美学观、价值观、经济观、外交观、道德观等,而这些观念无不制约着蚕文化,这就形成了蚕文化特有的观念层面。就神话传说而言,在蚕乡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诸如“蚕马神话”、“嫘祖教民”、“龙蚕故事”、“蚕神报冤”等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为蚕文化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丝绸服饰的图案也反映了人们淳朴善良的心理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龙凤呈祥、麒麟送子、仙鹤苍松、喜鹊闹春等,这也是社会意识、织造水平和审美趣味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文学上,《诗经》、《陌上桑》、《采桑度 》、《作蚕丝 》、《缭绫》、《红线毯 》、《凉州词 》、《织锦曲 》、《九张机 》等 ,都表达了古代人民对蚕业生产的敬仰或对现实社会的郁愤。在民俗上,蚕文化表现在祭祀、禁忌和祝愿方面,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蚕示三牢”的文字记载,人们祭祀蚕神以祈求蚕桑丰收。在蚕生长过程中,浴蚕种、滃种、布置蚕室、护种、收蚕等都有一定的讲究,并衍生了如“烧田蚕 ”、“请蚕花 ”、“做茧圆 ”、“吃蚕花饭 ”、“驱蚕祟”、“谢蚕神 ”、“背蚕种包 ”、“轧蚕花”、“唱蚕花忏”、“扫蚕花地 ”、“望蚕讯 ”等风俗习惯。在广大蚕乡,许多岁时习俗、生产习俗以及人生礼仪都被打上了蚕文化的烙印［5］,蚕文化已渗透进蚕农们的日常生活中。至今江浙、四川等地还保留着淳朴的蚕丝风俗习惯,很多活动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宗旨,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事象。

虽然蚕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但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改变,蚕文化的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养蚕具有高风险性,蚕农的年龄普遍偏大,年轻人不愿栽桑养蚕,况且茧价波动较大,蚕农养蚕积极性受挫等,种桑养蚕的人在不断减少。蚕桑生产的不断萎缩也使蚕桑丝织民俗文化不断消亡,目前蚕桑传统文化、习俗和艺术内涵明显淡化。很多传统生产技艺的传播已不如以前广泛;蚕风蚕俗中所包含的民间祭祀仪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杂技等,其传承人均已年老,后继乏人,濒临失传;周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已不适宜养蚕,造成桑地抛荒。由此可见,蚕文化要得到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必然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蚕文化的生态环境与其生存发展空间密不可分,相互制约,依存发展。

3 蚕文化保护的现实意义

英国人类学家布朗认为:“所有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功能是指部分活动对整体活动所作的贡献,这种局部活动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具体社会习俗的功能是指它在整个社会体系运转时,对整个社会生活所作出的贡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虽然蚕文化的某些功能已隐没或淡化,但凝聚了文化要素的蚕丝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却越来越丰富［6］。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蚕文化在动态的生态环境中不断传承和发展,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仍是中华民俗的文化瑰宝,蚕文化保护的价值和意义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3.1 保护文化空间 传承民间文化

蚕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衍生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和一定的生态文化空间密切相关,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样式,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保护蚕文化不仅要保护其本身,更要注重蚕文化所依赖、所因应的结构性环境,关注这种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及其文化生态,对增强蚕文化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由蚕文化衍生出来一系列诗词歌赋和绘画,记录了历代桑蚕生产、传说、蚕神崇拜以及蚕业发展的情景,为后人研究蚕文化提供了宝贵素材。其次,蚕文化保留了众多蚕乡原生态的生产技艺和文化娱乐形式,很多蚕俗和丝绸技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再次,蚕文化积淀了独特而丰厚的民间文化记忆,蕴含着现代文明赖以传承的优秀文化遗产、精神资源和思想源泉。发掘和保护蚕文化及其生态空间,对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加强社会规范 促进新农村建设

民俗的社会规范功能是指民俗对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成文法所规定的行为准则不过是必须强制执行的一小部分,而民俗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守着民俗的指令［7］。蚕文化有着浓郁的民俗色彩,是蚕乡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这种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中,顽强地支撑着民间社会群体的人文精神,有利于形成民风淳朴、互助合作和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蚕神信仰传播着蚕业生产知识,形成新的民间蚕业生产习俗［8］。在蚕文化的熏陶下,蚕农们栽桑养蚕,蚕桑生产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中国农民由于人多地少,历来习惯于精耕细作,发展蚕桑有利于调整中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引导农民脱贫致富,促进蚕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和物质基础。而且桑树不仅具有绿化环境、净化空气和保持水土的功效,蚕桑还具有一定的保健和药用价值。养蚕需要特定的环境,需要统一消毒,统一杀虫,蚕粪集中处理,有利于避免因垃圾处理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改善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生活环境,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接的体现,有利于营造新农村稳定祥和的氛围。

3.3 发展文化产业 促进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地区已经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支柱之一,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蚕文化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2006年商务部启动“东桑西移”工程,推进蚕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提倡蚕业产业经济效益［9］。江浙、四川等地可利用这一优势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经济意识,逐步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优势转化,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日益显现,对其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近年来,党和政府将保护与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 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承文化,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文明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江金波.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3.

［2］熊寒喁.南京云锦的传承与保护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3］吴增基,吴鹏芳,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0.

［4］陈永昊,余连祥,张传峰.中国丝绸文化［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8-411.

［6］李荣华,陈萍.中国蚕丝文化概论［J］.蚕学通讯,1997,17(3):28-32.

［7］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3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9.

［8］张爱萍.湖州地区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7-23.

［9］向生刚.新时期我国蚕业产业化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6.

［S88-9］

C

1007-0982(2011)02-0080-04

2010-12-23;

2011-03-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08JA 850005);西南大学“211工程”项目“西南民族社会发展与西南特色学科构建”;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族群互动与文化生态的建构”。

田阡(1973—),男,湖北荆州,人类学博士,副教授。

Tel:023-68252465,E-mail:wonderstq@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