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空间、时间和主体性三个维度释义

2011-02-19 07:33陈章亮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1年1期
关键词: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

陈章亮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空间、时间和主体性三个维度释义

陈章亮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三化”,是当前学界热议的重大课题。弄清“三化”的内涵、地位以及在“化”字上下功夫是关键。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灵魂,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命,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三化;三个维度;释义

党的四中全会号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三化”,在全党和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当前,它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引起热议,进行解读,引向深入。关键是弄清“三化”的科学内涵,进行正确定位,以及在“化”上下功夫。本文以空间、时间和主体性是“三化”三个维度作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相统一为主线,以提出“三化”为背景和坚持“三个结合”为落脚点,对“三化”是化什么,如何化和怎样化进行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理论与实践在互动中发展的必然,弄清“三化”的内涵、地位以及在“化”字下功夫是关键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只有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1938年才能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它的最大成果。建国后,只有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的灾难的大彻大悟,才有上世纪80年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它的最新成果。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新的历史时期,继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之后,党的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号召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长期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提出和强调绝非偶然,它在当前是我国理论与实践在互动中发展的必然。从理论层面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格。对马克思主义要学习它,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应用。马克思在把共产主义者定位为“实践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从实践的层面上说,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新时代、新时期和新阶段,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制定新的政策和策略,需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国际格局的调整,国内社会的转型,思潮纷呈,相互激荡,维护主流意识的地位,呼唤马克思主义风采的再现。建立学习型政党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推广和运用,它包括学习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但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离开学习型政党,谈论马克思主义“三化”,是另一种空洞的抽象。

时下,学界正在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内涵和地位进行揭示和解读。应当承认“三化”在我国的提出有先后之分,彼此也存在区别,但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三种形式,而是它的三个根本属性构成的整体。在我国古代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概括。马克思自己也说,他们对理论的一般原理的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则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原则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它们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把它概括成为“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地点和时间也是条件。关键是弄清“三化”的科学内涵,对它进行科学定位,要在实现“三化”上下功夫。其中,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灵魂,是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前提。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命,是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大众化必然要通过时代精神和中国传统实现,在创新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从空间、时间和主体性三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化什么,如何化和怎样化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是一个新的视角。

二、空间维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灵魂,国情化、传统化和实践化是构成中国化的三大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它的最新成果,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空间的高度抽象是物质运动形式长、宽、高的三维性,在中国古代就有上下四方谓之宇的说法。矛盾作为事物的结构,是由群体矛盾和个体矛盾构成,“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所以中国化首先是民族化。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到本国的资产阶级”。列宁则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民族化的政党。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国情、传统文化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三大要素构成的。首先,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惰性和后来列强的入侵,沦为半殖半封的国家,“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就长期成为它的特征。革命胜利后,建设屡遭挫折,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重大的发展,迄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次,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愧为国之瑰宝,现今已成为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本质上是农耕文化,是为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服务的。进入近代,由于自身发展乏力和外部的打压,成为工业化的外生型国家。不与西方工业化结合,就实现不了现代化,不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建设不了社会主义。最后,由于近代历史的断层,后又多次错失工业化的机会,使实现工业化与处在前工业化和现今世界已步入后工业化,成为长期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矛盾。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跨越式发展,就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抉择。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与民族传统相结合,实现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涵。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和最新的成果。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新”,就在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胜利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的“特”,就是利用西方工业文明战胜封建主义,又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避免资本主义遭遇的痛苦和灾难。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老祖宗不能丢”,但长期以来却对“社会主义说不清楚”,现在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说“老祖宗未说过的新话”。经过了三十年的建设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要怎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发展战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建设阶段,迄今已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今天正在进行的以进行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的历史时期。转变发展方式是为了破解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调整进出口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为此,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键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二个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体制保证。环境的恶化呼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方式的问题。我国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转折,发展低碳、绿色、环保和循环经济,也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竟课题。

三、时间维度: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命,时代特点、科技成就和发展趋势是时代化的重大规定,改革开放为时代潮流提供了难得机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

时间的高度抽象是物质运动一去不复返的一维性,在我国古代就有古往来今谓之宙的说法。作为事物的矛盾是在过程中展开的,它在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在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相对与绝对作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人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要体现时代性,反映规律性和富有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每个重大成就,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为认识真理开辟新的道路。所以,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品格,又是时代化的集中表现。

时代特点、科技成就和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规定。首先,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诱发和派生的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发达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经历了战前的战争与革命和现今的和平与发展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点和审视和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其次,继近代发生的一、二次技术革命后,战后科技的重大发现,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新科技革命,八十年代的网络和信息的推广和应用,以及九十年代知识经济取代了资本经济,它不但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且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所以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悖,它不但没有泯灭马克思主义,相反,却无可争辩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最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到了资本主义人类仍属史前时期,只有经过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历史才是真正的开端。所以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构成不同的时代特点,决定着未来时代发展的方向。尽管这些变化跌宕起伏,应接不暇,但马克思设定的“两个决不会发生”和“两个同样不可避免”,总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博弈中,战后资本主义利用高科技的最新成果,市场经济对物资资源配置带来的活力,以及通过扩大私有制使它能够容纳更高的生产力的发展,重新赢得了绝对优势,说明后工业化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去年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使主要的发达国家遭到重创,却再次证明《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逻辑和它的生命周期的有效性。而社会主义诞生后,一再犯了追求不切合实际超越的错误,证明社会主义还不成熟,而在资本主义重新赢得优势的威迫下,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跌入低谷,说明社会主义尚未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程度,但挫折并未改变社会主义生命力和未来走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之间力量的消长,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改革开放成为现时代的潮流,又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在顶住后退到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下,实现了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超越。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过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或许将来还会证明是中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救了世界的社会主义。

中国人对时代化的认识是经历了漫长和艰难曲折的过程。最早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制夷”,使前者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后是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船坚利炮”的洋务运动,在屡败屡战中饱受屈辱,最后造就了邓小平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他提出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参加国际竞争,争取中国要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要把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世界就是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双赢;面向未来就是要变经济大国为经济强国,实行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乃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我们既要拒斥西化和分化的诱惑,防止敌对势力的围堵和颠覆,又要克服“中国人可以说不”和“中国人不高兴”,器小易盈的狭隘心理。关键是要树立和保持平和、健康、宽容和开放的心态。

四、主体性维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依靠大众、为了大众和教育大众是本质要求,把大众的利益实现好是执政党的历史任务,要从内容、形式和话语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大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因而有了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主观世界,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又有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产生真理观。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尺度,天地间的一切因为有了人而凸显价值的意义,不论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价值,还是由价值本质和价值评价标准构成的价值理念就成为人活动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所以大众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通过依靠大众、为了大众和教育大众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完成的。首先,它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和说明大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经济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总题目”。其次,把实现利益和为利益而斗争作为大众的奋斗目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利益奋斗。”最后,坚持对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共产党的重要任务。由于工人运动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灌输客体内化为主体和主体外化为客体达到改造客体的目的。所以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就成为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结合点,最终为大众所掌握,成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和程度最高的国家。首先,中国革命敌人之强大,环境之恶劣,斗争之惨烈,实为历史罕见,没有广大群众为之奋斗,是不会胜利的。其次,中国的经济建设面临情况的复杂,完成任务的艰巨,实现时间的漫长,为历史所少有,没有亿万群众的投入,同样是不会成功的。最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民为本,“对政者正也”,“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优良传统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兵民为胜利之本”,形成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观点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执政党地位取代革命党地位,既是难得机遇,又是充满风险,朝代更替,“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屡见不鲜。而苏共的异化,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记忆犹新。所以人心向背是风向标,是关系到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有鉴于此,党先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要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成为判别一切成败得失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贯彻和实现的途径。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机遇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的缺失,经济壮大,城乡、地区失衡加剧,蛋糕做大,两极分化严重,已进入邓小平所说的“发展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的时代。呼唤着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和谐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回归和重构。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市民化、功利化和商业化,造成社会意识的弱化和边缘化。各种思潮异彩纷呈,相互激荡,对马克思主义叫板和挑战。物欲横流,经济人假设被泛化,个人主义无限放大,底线失守造成的信仰危机,要求维护主流意识地位,引领各种思潮,主导话语权,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和为大众所掌握。应当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局限于理论宣传和形式上的通俗化,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还包括一切要依靠群众,一切是为了群众,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大众手里的思想武器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内容、形式和话语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所以,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要求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但它不是大众化的全部内容。

五、关键是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工业文明和我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是精髓,“去现实化”、“去问题化”和“去价值化”都不是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体系,更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的发展是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也是个真理不断扬弃谬误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贴标签,搞附加,弄得面目全非,不堪重负,是曲解;搞各取所需,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是肢解;对马克思主义任意怀疑、质疑和否定,是消解。由此产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和无用论是神话,过时论、失败论必然是无用论。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能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苏联解体乃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和主观诸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固然有马克思主义应用失误的原因,但把它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不正确的。关键是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来对待马克思户主义。由于情况的变化,二十年后《共产党宣言》再版时,恩格斯就宣布当年制定的纲要已经过时,而德国大学生赶时髦把唯物史观误读成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却认为,对此他和马克思负有责任。当发达国家率先爆发社会主义已成为过去,马克思认为把他的个别结论绝对化,与其说是过高荣誉不如说是一种耻辱。而当欧洲追捧马克思主义刚抬头,马克思就毅然宣布,“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它的生机活力之所在。所以它不会过时,也不会失败,而是越来越证明它是有用的。

马克思主义“三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高度一致,两者是头脑和心脏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西方工业文明和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髓,也是坚持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其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世界观,它不是教条,而是研究的方法。其次,它是信仰,是一种价值理念和实践的价值体系。最后,它是理想,通过实践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制度是目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始作俑者,市场和民主是它们的两大贡献。我国的现代化除了吸收和借鉴它们的工业文明别无他途,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照搬照抄都是不会成功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国家至上,以民为本,仁义为重,和谐取向,求同存异,中庸之道,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彩异常,无与伦比。但只有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价值文明相结合,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从方法论上说,不是要对构成它的诸要素的相互否定和相互取代,而是综合,“和生万物,同则不济,和美之羹,在于合一”,所以中国化不是儒家化,时代化不是西方化,大众化不是简单化,更不是庸俗化。合则相得益彰,离则三败俱伤。

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归根结底,就是要面向现实,不能脱离现实,面向时代,不能脱离时代,面向大众,不能脱离大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德国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即“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诞生和后来的发展中,从来就存在着理论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而且是三者的统一。在过去曾经发生过过分强调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的问题,甚至为了后者而否定前者,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随着对它的纠正和成为过去,以及作为对过去的惩罚,过分强调理论形态接踵而至。对精英化、贵族化和工具化的崇拜,而产生的“去现实化”、“去问题化”和“去价值化”无病呻吟,为学术而学术,炮制学术繁荣,不胫而走,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所以,面向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为人民大众发声,既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责任编辑 刘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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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79(2011)01-0016-06

2010-10-19

陈章亮,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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