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状态与理性推进*

马少春

(1.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昆明学院 旅游系，云南 昆明 650221)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乡村非农化(或称农村非农化)，是指乡村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乡村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乡村非农化的基本表征是乡村经济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以及乡村居民劳动构成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逐步增加。从历史演变角度和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来看，乡村非农化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也是解决区域发展的城乡问题、消减城乡二元结构的必要步骤。我国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的一般历程显示，乡村非农化不仅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乡村城镇化的加速进行，成为乡村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原动力。然而，我国目前对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研究多聚焦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明显薄弱。事实上，在我国西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或者大中城市周边地区，乡村非农化也出现了迅猛的发展势头。然而，在特殊的区域背景下，西部地区的乡村非农化一方面表现出与东部地区相异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则容易激起与传统农业文明、民族文化、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剧烈碰撞，致使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严峻挑战。因此，关于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非农化发展研究亟待深入、加强。特别是在我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形势下，开展乡村非农化，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非农化研究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索意义和与时俱进的实践价值。

二、研究区域概况

环洱海地区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是我国白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本文中，环洱海地区的空间范围与滇西重镇大理市(县级市)的行政区划范围相叠合，国土总面积 1 815 平方千米，人口60.84万人，辖10镇1乡、109个村(指行政村，截至2007年，全文同)。自古以来，环洱海地区就是我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之一，不仅是“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重要历史商路的交汇之地，也是当代滇西交通枢纽、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旅游集散地。2003年，云南省提出要把大理市建设成为“辐射面广、带动力强、吸引力大的滇西中心城市”，进一步加强了区域城镇化的推进力度。2006年，大理市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百强，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首府城市中位居第一、经济实力名列第二。2007年，环洱海地区实现GDP 126.61亿元，工业总产值122.51亿元，农业总产值17.97亿元，旅游总收入3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4.2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4 010 元，远超云南省 2 634 元的同期平均水平[1]。与云南及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落后、贫穷”等传统认知相比，环洱海地区乡村表现出快速发展、多元发展的活力与个性。

三、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水平解析

(一)乡村非农化水平分类

为了便于分析的展开，本文采用“反推法”，即以第一产业产值在村域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来作为乡村非农化发展水平的度量值——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越大，表明非农化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越低。基于此，在对环洱海地区109个行政村相关数据细致整理的基础上[注]本文中的乡村经济基础数据系作者多次深入大理市多个相关部门搜集调研，并根据课题研究需要进行汇总、分类等细致整理所得，所用数据年份皆为2007年。，采用位次型和数值型两种划分方法对该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划分，为后续研究做好数据准备。

1. 位次型聚类划分

此划分方法以第一产业产值在村域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相对位次(或者说以第一产业对村域经济贡献力的相对地位)作为聚类指标，将环洱海地区所有行政村划分为一产为主、一产次之、一产最低等三种大类，六种亚类(见表1)。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划分并不否定在“一产为主”类型下的村落也具有非农化发展，只是此类型村落的非农产业发育程度相对较弱，不足于改变村域经济结构罢了。

2. 数值型聚类划分

此划分方法直接采用第一产业产值在村域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具体数值进行聚类划分，将环洱海地区109个村划分为非农化不发达型、次发达型、较发达型和发达型(见表2)，以便于更好地进行地区内乡村非农化水平的横向分析比较，实现对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态势的精细刻画。

(二)非农化与村域经济实力

本文中，把村域经济总收入视为刻画村域经济实力的指标，将第一产业产值比重(x)与村域经济总收入(y)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

y=25 941e-0.040 2x，R2=0.708 1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乡村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下降，或者说随着乡村非农化发展水平的增强，村域经济总收入亦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非农化对村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的总体态势已经形成。但与此同时，分析发现环洱海地区各村落的非农化发展水平并不同步，既有非农化发展力弱势微(第一产业产值比重≥50%)的村落(31个)，也有非农化发展占据绝对优势(第一产业产值比重<10%)的村落(20个)，且109个村落在不发达型(31个)、次发达型(29个)、较发达型(29个)和发达型(20个)等各层次中皆有一定分布，反映出该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层级差别。总的来说，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对村域经济实力的影响作用可归纳为“推进趋势明显，但水平差异突出”。

表1 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相对型聚类划分

资料来源：大理市相关部门调研资料2007，下同。

表2 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数值型聚类划分

(三)非农化与农民收入

从2007年各村落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非农化发展状况来看，随着第一产业主导地位的下降(即非农化水平的渐进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不断拉升。在一产为主型村落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仅为 2 951 元；在一产次之型村落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上升为 4 039 元；在一产最低型村落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则攀到 4 371 元。可见，从事非农产业活动是农民改善收益的重要出路。然而，在进一步对各村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差进行分析时发现，处于不同非农化层级的村落农民人均纯收入离散状况明显不同，体现在：一产为主型村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离散量最大(标准差已突破千元阈限，达 1 129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衡性尤为突出；一产次之型村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离散量居中(标准差较一产为主型村落减少了212元，为917元，)；而一产最低型村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离散量最小(标准差较一产为主型村落减少了579元，仅为55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相对均衡。这一结果表明，非农化发展不仅是环洱海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减村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积极选择。

四、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状态解析

前文分析可以肯定，环洱海地区乡村的非农化已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对该地区乡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地，结合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区域背景和当前态势来看，发现其乡村非农化在产业选择、空间差异、发展主体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并推动着乡村发展出现新变化。

(一)产业选择特征

1.第二产业具有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部门的选择指向

从目前环洱海地区各村落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存在着将资源型部门作为首要选择的普遍倾向。石材、砂料、水泥等建材加工，粮食加工，乳制品加工，特色食品(如糕点、果品)加工，农用铁具等金属制品加工等是该地区乡村工业的常见业态，已成为乡村工业快速获取原始积累、先期实现非农转型的主要进入方式。然而，受发展主体(农户)自身条件的限制(如资金极其有限、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乡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影响，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选择走简单的劳动密集型路线，技术门坎低，以传统生产方式完成产品粗加工，不仅资源浪费大、劳动生产率较低，而且容易陷入产业同构导致的恶性竞争漩涡，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非农发展的利益优势。

2.第三产业发展具有因地而异的个性特色

与我国东部地区乡村普遍依赖工业主导推进的非农转型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在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在不同发展条件影响下，第三产业的主体业态差异突出、特色鲜明。

旅游资源密集区。依托苍山、洱海、大理古城等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白族文化积淀，环洱海地区早已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多项桂冠，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云南省旅游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和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断强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环洱海地区的核心景区(主要指大理古城、三塔、蝴蝶泉、苍山、洱海游线及码头)集中分布于洱海西岸的大理镇—喜洲镇之间，使得旅游业的强势拉动力亦集中作用于洱海西岸核心景区的周边村落。

中心城市建成区。近年来，环洱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大理市在打造“滇西中心城市”的目标导向下，建设速度明显加快。随着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建成区周边村落经历了“城外村—城缘村—城中村”的区位转化轨迹。在本文所讨论的109个行政村中，就包括了位于大理市三个组团式建成区[2]——下关片区、大理片区(大理古城)、凤鸣片区内的19个城中(缘)村。受城市建设发展的深刻影响，这些城中(缘)村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村域经济的非农转型几近彻底。如玉龙、福星、金星等已含合于建成区内的城中村，一产收入比重在村域经济中微乎其微，转而重点发展专业市场、商贸餐饮、房屋租赁、汽配修理、住宿娱乐等城市服务业[3]，成为环洱海地区村域经济的发展高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亦远超出地区平均水平。

社会经济落后的山区。从109个村落村域经济数据的整理中发现，对于社会经济落后的山区村落而言，其非农发展的起步对第三产业有较大依赖，如在非农化不发达型的31个村落中，山区村落达23个，其中16个(约70%)山区村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优于第二产业，已成为环洱海地区落后乡村非农化发展的排头兵。与前面两类区域发展旅游业、城市服务业等外向型第三产业不同，社会经济落后的山区村落第三产业主要是面向地方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内向型产业，如交通运输业、商贸饮食业等。部分村落亦凭借山区资源优势开始尝试“彝家乐”、“白家乐”等“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业。虽然目前这些村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但对村域经济发展的促动性很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空间差异特征

1. 非农化梯度呈现较强的距离衰减趋势

本文除了对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水平进行数理分析外，还进一步对乡村非农化梯度展开空间分析。结果显示，一产为主型村落多分布于远城(“城”指三个组团式建成区——下关片区、大理片区、凤鸣片区，下同)区域，而一产最低型村落相对集中于近城区域，一产次之型村落的空间区位总体上界于前两者之间。若以位于下关片区内的大理市政府所在地点为空间度量原点，则可发现不同类型村落的空间演替呈现出规律性变化，其总体趋势是：一产为主型村落的分布比例随距城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增加；非农产业为主的村落分布则服从距离衰减规律，且非农化水平越高的村落，空间分布的衰减趋向越明显(见图1)。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梯度的这一空间变化态势，有力地证明了乡村非农化的发展动力与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密切相关。

2. 非农化水平在洱海东、西岸的差异显著

本文将环洱海地区的10镇1乡按照其与洱海的空间区位关系进行排布划分，分为海东区(包括凤仪镇、海东镇、挖色镇、双廊镇、上关镇)和海西区(包括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大理镇、下关镇、太邑乡)，相应地，不同分区乡镇下辖的行政村亦自然分为洱海东岸村落和洱海西岸村落。通过对两类村落非农化发展水平的对比，“西高东低”的不平衡性跃然而现(见表3)。

(三)发展主体特征

考察环洱海地区村域经济发展现状，发现该地区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绩效不甚理想，而农户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农户经营所获收入占村域经济总收入的89.6%。农户已成为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积极主体。然而，受农户自身规模和“小农意识”的束缚，使得非农发展主体具有明显的血缘、地缘连带关系，且表现出“小、弱、散”的结构特点，可谓“满天星星、缺少月亮”。对于环洱海地区而言，大量散在的小规模非农经营主体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有利于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专业化生产格局的形成，在“企业小规模生产、区域大规模市场”的背景下获得相对集聚效益；但另一方面，大量缺乏合作的“单干户”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往往是价格竞争的始作俑者和受害者，不利于非农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表3 洱海东、西岸乡村非农化对比

(四)乡村发展特征

在乡村非农化和城镇化的迅猛促动下，环洱海地区的乡村发展出现了新变化，集中体现在——非农化水平较高的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大理镇、下关镇等海西五镇的乡村地区凸显Desakota 特征。Desakota是加拿大学者麦吉(T.G.Mcgee)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进行长期研究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4-5]。在麦吉看来，Desakota是介于农业人口稠密的乡村地区和具有城市雏形的准城市地区之间的一种区域类型，是由于中心城市的工业再配置或分散布局以及农村地区本身的非农产业增长而逐步形成的。可以说，Desakota是已实现经济、社会和景观非农化转型的乡村地区。目前，海西五镇既是环洱海地区的农业主产区，又是制造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商饮服务业、旅游业、建材加工业等各种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区，这里的农业活动与非农活动高度混合、农业景观与非农景观相互交织，“非城非乡”又“似城似乡”的Desakota特征十分明显，城乡融合步伐不断加快。

五、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理性推进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乡村非农化对促进乡村经济现代化、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效用，必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对解决乡村“三农”问题、推动“新农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背景下，乡村非农化发展面临着多样复杂的选择，对东部发达地区在特定条件下的成功模式切不可盲目模仿、移植。就环洱海地区而言，在综合审度其乡村非农化的发展条件、影响因素以及所出现“三大差异”——水平差异、(产业)路径差异、空间差异等发展态势基础上，本文认为，该地区的乡村非农化应采取“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多元梯度发展战略”。

(一)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基本思考

从概念上讲，乡村非农化是非农产业在乡村地域兴起、发展，并推动整个乡村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但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动力却与城市(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密切相关，与城镇化的推进相辅相成。乡村非农化欲获取长远的发展绩效，就必须超越乡土地域的意识束缚，明确乡村非农化不仅要“服务农业、服务乡村”，更要“服务城市”的功能定位。因此，乡村非农化必须跳出“城乡分治”的思维惯性，放在“城乡协同”的立场上统筹思考，充分发挥城市(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和乡村对城市(镇)的促进作用，共谋城乡双赢发展。从环洱海地区发展态势来看，乡村非农化必须紧紧抓住滇西中心城市建设和区域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大好契机，加强乡村非农化与城镇化的互促关联，深入推进乡村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总体上看，环洱海地区实现乡村非农化与城镇发展的统筹重点有三。一是统筹城乡非农产业规划。提高大理中心城市轻纺、旅游、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生物制药、物流等新型产业对乡村非农化的带动作用，鼓励城市重点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渗透，将城市先进生产要素注入乡村, 促进乡村地区非农产业竞争实力的提升。二是统筹城乡基础建设规划。一方面要把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引导不同门类乡镇企业向特色城镇和工业园区适度集中，促进人口和产业聚集；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保障非农化基础好的乡村实施小城镇建设，提高乡村城镇化发展水平。三是统筹城乡人力资源规划。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和排外性、歧视性政策，降低农民进城门坎，鼓励农民“迁转城市”，通过乡村劳动力的“异地非农化”，为中心城市输入新工人和新市民、新消费者和新建设者，促进滇西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二)乡村非农化的多元发展

从经济学上看，差异化是厂商在市场中赖以生存、谋求发展的前提。没有差异化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所有厂商将获得零利润，而正是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点，才使得差异化的厂商获得了某种垄断力，得到相应的经营利润和发展空间。环洱海地区的乡村非农化亦是同理。在环洱海地区，各村落在自然条件、民族构成、区位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皆有较大差异，决定了其非农化不可能“百村一面”，仅靠一种模式“一蹴而就”，而应当采取“多元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突出各村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个性，择选优势产业优先发展，走出具有村落特色的非农化发展道路。有必要强调的是，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的多元发展，不应只追求非农产业的规模扩张，更要注重多元发展下的专业性提升，或者说以多元化的专业发展为其战略目标。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环洱海地区的乡村非农化已具有多元发展的基本雏形，不仅乡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了较快发展，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专业村”性质的特色村落。然而，从整体的发展态势看，非农产业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相互模仿、简单移植的初级膨胀阶段，尽管这种低水平上的多元扩张在当前推进乡村非农化过程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不利于乡村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因此，本文强调，环洱海地区的乡村非农化多元发展应提到村域非农产业“差异定位、专业发展”的层面上来，在明确村域非农产业差异定位的基础上，推进村域内非农产业的纵深发展和村域间非农产业的联合发展，最终实现地区乡村非农化的全面繁荣。

(三)乡村非农化的梯度发展

受区位、资源、社会、经济等多重条件的复合影响，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发展具有明显的水平差异、空间差异，由此决定了环洱海地区乡村未来的非农化必将是一个多层级的逐步推进过程。因此，要进一步有效推动环洱海地区乡村非农化，特别是达成推进乡村非农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要求，应当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对处于不同发展层级上的村落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确定不同的发展重点，择选合适的发展路径。对于非农化发展发达型的村落而言，由于受城镇快速扩张的直接影响，这些村落基本上已转化为城中村或城缘村，面向城市的商贸餐饮、房屋租赁、汽配修理、住宿娱乐等服务业已成为其村域经济构成的重中之重。发达型村落的非农化发展目标是彻底完成非农转型、实现与城市规划功能的统一与协调，结合城中(缘)村的改造工程促进非农产业的优化升级。对于处于较发达型和次发达型层级的村落而言，非农产业发展处于兴旺的上升期，“一村一品”的集群式格局不断巩固，专业村的特色日渐加强。此两类村落应以进一步提升非农化水平为宗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非农产业专业化、快速度、上档次深化发展，并注重同城镇的联合与合作，实现城乡互促发展。对于不发达型的村落而言，因其多位于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山区，农业仍旧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非农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水平低。不发达型村落的非农化发展应围绕农村生活服务和农业生产服务择选非农发展路径，如交通服务业、商贸餐饮业、小型加工业等，以逐步扩大非农产业规模为先期目标。此外，乡村旅游业亦是不发达型村落实现非农化发展的优选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大理市统计局.大理市统计年鉴(2007)[R].2008.

[2]大理市人民政府.大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7-2015)[R].2001.

[3]大理市委.大理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研报告汇编[R].2006.

[4]T G MCGEE.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C]//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3-26.

[5]NORTONG INSBURG.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 in Asia: A new spatial paradigm.[C]//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2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