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确立

刘 勉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李白与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确立

刘 勉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中国诗学自然观念虽滥觞于齐梁时期，却因对陶渊明自然诗风的忽略或评价不高，并未发掘其应有的真正内涵，在理论观念和文学之间造成历史错位。而李白不仅在人生态度方面，而且在艺术实践方面，都自觉秉承道家的自然哲学观念。他倡导“清真”自然的审美理念，实为中国诗学自然观确立之贡献最巨者。李白诗学自然观的形成，与开、天时期道家（道教）思想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同时而稍前的书学“自然至上”的理念颇有姻缘。

李白；中国诗学；自然观；确立

中国诗学自然观念的确立，从文学史看，陶渊明其人其诗无疑是其赖以生成的第一块基石，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对陶诗自然精神及其美感特质的理论透视和自觉认同却是在宋代。刘勰、钟嵘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标榜自然观念，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钟嵘更是极力主张“自然英旨”（《诗品序》），可是面对陶诗，《文心雕龙》不置一词，《诗品》仅列之中品，都没有视陶诗为自己自然观念的理想范型。以今天的眼光看，齐梁时期的自然观念和陶渊明的自然之诗，实在是一种理论和文学的历史错位。

到了唐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个人并不完全赞成宋代以来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效仿陶渊明隐逸诗风的诗人才是诗学自然观的真正实践者。这一点清代贺贻孙《诗筏》中已经意识到了。他说：“（陶诗）真率处不能学，亦不可学。……能如陶公，则不患无公之诗。然能如陶公，亦不必学公之诗。”唐代能自觉体现自然精神、追求自然之美，在陶诗自然范型之外别开生面的诗人是李白。对此，李白同时代的文人就已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并序》也认为李白“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吟风咏月，席地幕天。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所谓“力敌造化”、“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都是对李诗率性而发、妙造自然的高度肯定。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则有进一步的总结：“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应该说，李诗是文学史上继陶诗静穆闲远之后的另一种自然范型。这种自然范型，以生命力为核心——“以气为主”，以力量擅长——“横被六合”，以境界取胜——“席地幕天”，是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然范型。李白的诗歌得到了同时代的理论认同，这就意味着，在李白的时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基本同步。显然，这一事实对于重新考察中国诗学自然观念的确立有着特别的意义。

李白不同于陶渊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以一种自然的态度来处置自己的人生，入世与出世皆然，还以同样自然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诗歌艺术实践，自觉追求一种舒卷在我的自然诗风。李白是一个很敏感也很敏锐的诗人，未必是一个很严谨的思考者。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诗美理想或诗学观念。这些分散在不同作品中的陈述始终围绕一个关键词：自然。如：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五）

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诗中“清真”、“天真”、“天然”云云，都是自然诗学观念的明确表达。李白反对诗歌创作中的“绮丽”之风，反对效仿他人之美的“雕饰”、“雕虫”之作，主张“清水出芙蓉”和“一挥成斧斤”的自然之美。这种自觉的艺术观念在陶诗中是难以见到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别于刘勰、钟嵘一方面主张自然之道、自然英旨，一方面又保留对丽辞和丹采的追求。显然，李白的自然观念比陶渊明自觉，比刘勰、钟嵘彻底。

李白的诗学自然观与他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这首不太为人注意的诗中，李白完全用议论的笔调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考：

天地为橐籥，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腾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

李白并不是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道家、道教哲学的翻版。虽说如此，李白还是有自己的选择和所关注的重点，比如诗中特别强调天地的周流运行和生命的摩荡升腾，主张在活活泼泼的生命历程中，体会自然的妙用，完成无人为目的干扰的自然过程——“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在《日出入行》中，李白仍然以太阳和四季的运行来观照生命的意义，寻求生命的归宿：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裴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从“万物兴歇皆自然”的体察中，李白得出“逆道违天，矫诬实多”的结论。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李白选择了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与陶渊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相仿佛的人生态度，只是李白较陶渊明更多了一些豪迈之气。

李白自然观的本质乃是基于恪守内心的“清真”——清则不杂，真则不伪，也就是人性的自然本相。这一点与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以及思想偏向有关。“清真”一词本从道家思想中来，《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后来则逐步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用来形容人的纯真高洁品质，《世说新语·赏誉》就有“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的说法。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清真”一词，如“我家仙翁爱清真，才雄草圣凌古人，欲卧鸣皋绝世尘”（《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王右军》）、“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在李白看来，“清真”是一种与世俗抗衡的自然人格，也是自然之美最根本的基石。

李白自然观念的产生，也与开、天时期道家（道教）思想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下令贡举加试《老子》策，并令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开元二十九年，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四人所著改为真经，于崇玄馆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大力提倡研究道家学说。天宝二年，玄宗在《追尊玄元皇帝父母并加谥远祖制》中再次表明自己的崇道思想：

朕深唯复朴，将致无为，尝恐至理难明，玄风未畅，不有时习，焉能化成。自今已后，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等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

“深唯复朴，将致无为”就是对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观念的认同。而在《赐李含光养疾敕》中，玄宗甚至用到李白诗中反复出现的词语——“清真”：“朕每重清真，亲乎有道。”看来，李白称“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确实不是泛泛的陈述或浮浅的颂词，而是对开、天时期文化思潮和文学风气变化最敏锐的把握。稍后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也发表了与李白相同的看法：“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李白的时代不同于陶渊明的时代，也有别于刘勰、钟嵘所处的历史环境，因为玄宗的崇道在历代帝王中是非常罕见的，故开、天之时道家自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流传。比较而言，陶渊明“复得返自然”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个人体验，缺少同时代的呼应；刘勰的“自然之道”和钟嵘的“自然英旨”仍受制于“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时代风气，摆脱不了丽辞和丹采的审美趣味。李白则不同，他所处的时代，不仅具备了诗学自然观念的普遍思想基础，而且还有很多同时代的回应，如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有与“天然去雕饰”类似的表述：“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玄宗的“恶华好朴，去伪从真”，整个诗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诗人的个性风格可以有所不同，但摈弃雕琢，追求自然之美，已成为一种时代风气。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李白所处的时代，书学理论已经先于诗学建立起“自然至上”的价值观念。唐前，庾肩吾在《书品》中已开始用“工夫”、“天然”作为标准来评论书家，如“张（芝）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繇）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羲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到了唐代，虞世南则认为“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笔髓论》），更看重书作的天然神遇，兴到笔随。李世民也认为书家的最高境界是“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笔法诀》），孙过庭《书谱》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张怀瓘《书断》中的论述更加具体：

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惟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拟本，而各挺之自然。

在《书议》中，张怀瓘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评王羲之：“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风神盖代。”其《文字论》又说：“夫钟、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犹千里之迹，邈不可追。”张怀瓘的自然观涵盖更加宽泛。在他看来，“自然”固然是最高标准，但却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唐人“自然至上”的观念在后来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录》中有了更为简明的表述：“自然者为上品之上。”

李白擅书，亦颇知书理，前人已有论定。其《上阳帖》黄山谷跋云：“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即是自然。又《宣和书谱》载：“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尽管今人所见李白书迹仅存《上阳台》—件，然观帖面目，与古人评论相一致。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也。毫无疑问，唐代书学理论中“自然至上”的观念和李白书学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对于李白诗学自然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I207．22

A

1673－1395（2011）01－0016－02

2010 12 -06

刘勉（1962－），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