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

曾庆玲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演进如影随形。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现代社会的风险愈来愈复杂化和多样化，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现代社会的风险无论在规模、性质和程度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险现象亦成为人类经常面临的发展困境，并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当代中国正处于各种风险因素的活跃期与多发期，如何正确认识、及时有效地治理风险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函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就学术研究而言，社会科学领域中对风险的研究经历了从具体问题研究到学科视域研究的变迁，走向学科视域研究是风险研究的必然发展逻辑。风险本身并不是某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综合各种研究视角是洞穿现代社会风险现象的本质、根源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根本路径。同时，现代风险现象的相对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践论、资本关系理论、异化及现代性批判等理论也为风险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而科学的分析工具，由此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和视角的可能性。

一、何以必要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全球化的日趋深入，人们在享受人类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生存境遇：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驾驭，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空前增强，人类真正置身于险象环生的复杂环境中。风险已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如何认知、防范和应对风险，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对风险问题的理论研究，必须深入到人类社会的现实实践活动。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

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和研究风险问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契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真理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为现代风险研究提供了全面、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认识和把握风险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也是探求风险应对途径的基本理论工具和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风险问题展开探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使其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进行风险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客观审视风险研究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传播学、经济管理和文化等多维视角，推动现代社会风险研究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风险问题的理论研究的深入。现代社会的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现象早已不是简单的铁板一块，其形成和作用机理极为复杂。这就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必要性。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风险问题进行研究，并不排斥或者否定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反，从其它学科领域出发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风险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有益的借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风险问题研究也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当代创新，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契机。毕竟，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各种风险问题及其防范、化解途径，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新的回答，而这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风险问题研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境遇的应对，尤其是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风险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风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风险及其相关问题都进行了关注、思考和论述，这些论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即便在时代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仍然闪烁着理论光辉。马克思、恩格斯对风险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体现在资本投机衍生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导致政治风险和社会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和生态风险等方面。列宁不仅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总危机问题，而且公开承认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存在着风险和危机，只有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才能化解风险、克服危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3]科学的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然而，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领域中诸多风险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不断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作为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因此，立足于时代特征和中国具体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当代发展与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全球化时代人们树立科学的风险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不仅应当得到重视和研究，更应当在坚持和发展中为解决我国甚至是世界性风险问题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二、如何可能

风险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本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另一方面，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和社会生活的常态现象，伴随于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风险的形式、规模和后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体现。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风险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研究风险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其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现象的相对性

风险是相对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而言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相对于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是“为我而存在的”。不管是自然风险还是社会风险，只有与人的生活相联系，对人的目的和利益产生影响时，风险才具有其本身的意义。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只存在纯粹的自然界运动而不存在风险。譬如自然界中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现象，强者对于弱者而言并无任何风险可言。食草的羚羊看见饥饿的狮子只会出于生存本能，条件反射似地逃跑，它们不会有对风险的认识。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会出现动物存在风险认知的情况。也就是说，风险反映的是人的生活世界和存在状态。风险是和人的生存和人在实践生活中的需求、目的、愿望等紧密相联的。对人的生存和人在实践生活中的需求、目的、愿望等产生威胁的事物或现象方能称作风险。离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的人来讨论风险问题，风险就不成为风险，而只具有文学或美学意义上的价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现代社会风险研究的初衷。

另一方面，人对风险的意识和观念是对客观现象的反映。“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当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5]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意识。风险意识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人自身之间关系的客观反映。然而，风险现象并不是与人类对它的意识相对等的，人类对风险的了解、认知和预测往往滞后于风险发生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很多风险被人的意识所模糊和掩盖了。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害性，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较之传统风险更是复杂化、多样化、深层化、广泛化，因此在风险现实地发生之前人们很难对其全面而准确地认知和把握。而且，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风险意识大多受小部分专家和权威力量即科学理性的决断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引导，而非完全来自自身对风险的判断和估计。即便是个人对风险的认知也必然受到自身生活经验、教育程度、性格特征等的影响。这就造成如果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可能遭遇的风险，那么风险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程度将会更加难以承受。

2.风险现象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我们认识并分析风险现象的关键因素。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其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交互方式，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分化和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以实践的观点考察社会，揭示了各种社会形式的共同本质，得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科学论断。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方式规定了社会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

就风险的本质而言，一方面，风险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的、外在的情势，另一方面，风险也是人们在面对这种外在情势时反映形成的主观意识，而联系着风险存在和风险意识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既在社会实践中感知和认识风险，同时社会实践也就是人们继续生存并以此来避免风险的特定社会活动。任何风险都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并最终影响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而风险则是与人类实践活动的预期目标背道而驰的伴生物，是实践价值的悖论。从自然风险来看，一方面，人的实践产生风险现象。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从而使自然界发生变化并可能给人的生存和生活带来危害，如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忽视环境保护所造成的资源短缺、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工业污染、海洋污染、物种减少、土壤沙化等生态风险。如果我们不及时省悟并身体力行以防范风险，则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都将逐渐陷入更为艰困的处境。另一方面，即便是纯粹的自然界运动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也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因为随着人的实践范围的扩大，人的生活世界更多地与自然运动相关联，当这些自然运动的后果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破坏作用时，就构成了风险。而没有人的实践的发展和“人为世界”的扩张，这些“自在世界”的运动变化对人类并不构成潜在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风险具有实践性，风险总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类对风险的防范、应对和化解也只能通过人的实践实现。

3.风险现象的历史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与历史是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通过自身的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风险现象的历史性是由风险的属人性和实践性特征所决定的。风险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要素，风险的形式、程度、规模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张导致了风险的历史发展，表现为风险的规模扩大，风险危害程度的加深、风险种类的多样化和风险应对方式的复杂化。在现在的全球化时代，很多风险的产生及其影响具有全球性特点，甚至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乌尔里希·贝克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中指出：“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7]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角度深刻论述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吉登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和现代性的扩张，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当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相互关联的风险状况及其危害性成几何级数地增长，并且无论人们身处于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得不被动地面对其它地域和环境中由于各种因素所导致的显著或潜在的风险。

另外，就风险现象的特点而言，它不同于人类社会的其他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通常呈现暂时现象和长久现象：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有些社会现象具有暂时性，它们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发展并很快消逝。相反，人类社会的另外一些现象又会长久而延续地伴随着人类生活，重复出现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视角下，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风险现象不会像某些社会现象一样产生后马上消逝，而是随着人类应对风险能力的提高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不断变换形式出现，从而以历史阶段性的方式展现出来。可以说，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风险的历史发展过程，风险的历史发展过程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真理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发展的最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孕育、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使命，即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但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和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僵化的教条。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创新。恩格斯就曾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P742)如果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教条，就会走向反面，不仅起不了指导作用，束缚人们的思想，还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危害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前途和命运。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在坚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风险问题，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作为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它既是理论研究与评价的方法，又是人们社会实践的方法；既是科学预测的方法，又是理论建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践论、资本关系理论、异化及现代性批判等理论及其发展为风险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坚持辩证分析的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深入开展风险研究的基本要求。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进行风险问题的研究，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揭示出风险的本质、风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风险应对的根本方法；同时在分析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风险防范和应对的具体经验中，推动马克思主义风险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 陶玉泉.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3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