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陈可培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一

自19世纪末严复将“信、达、雅” 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后，一个多世纪来，“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词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四十年代初期，在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翻译课上，卞之琳特别就译诗而论，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说和直译意译说。他认为三说中只应各保留一个字，即“信”、“似”、“译”。对于诗歌这种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要译成外国语，卞之琳的主张是内容与形式的忠实，即“信”。因为“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译诗不仅应准确传达原诗的内容，也应在符合现代汉语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也只有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才能较为圆满地传达原诗的内容，再现原诗的风格和神韵。”在论及外诗汉译时，卞之琳不仅强调要有同样或相似的效果，而且“在中文里读得上口，叫人听得出来。”这便是诗歌的节奏、韵律，是卞之琳先生数十年锲而不舍的追求。“五四”以后译界气象万千，风起云涌。杨德豫先生在论及英语格律诗汉译的形式问题时，将各种不同主张和流派归纳为以下五种：(1)译成散文；(2)译成自由诗；(3)译成半自由体；(4)译成中国古典格律诗体；(5)译成现代汉语格律诗体即白话格律诗体。“而在主张‘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白话格律诗’的这一流派中，不论就理论贡献或就翻译成果而言，不论就翻译成果的数量或翻译的质量而言，集大成者都是卞之琳先生。”所谓白话格律诗，早在1926年闻一多先生谈到新诗格律化问题时就提出“音尺”(即后来孙大雨首称的“音组”，何其芳所称的“顿”)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朴素观念；卞之琳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善。他所强调的新诗格律，是从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出发，以二、三个单音字做一“顿”；以“顿”建行，每行不超过五个顿。突出顿数标准，不受字数限制，由此出发要求分行分节，安排脚韵上整齐匀称，进一步要求在整齐匀称里自由变化随意翻新，由此形成一种新格律。

1987年已77岁高龄的卞之琳发表了长篇论文《“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以一位集诗人、翻译家、学者于一身的独特视角，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几十年来翻译对新诗的正反影响。文章贯穿了诗人探索、倡导了几十年的格律论；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再次检验了格律论的意义。

他将《尝试集》时期称为新诗的草创期。胡适的一首译诗《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用白话把一首原是普通的英语格律诗译得相当整齐，接近原诗的本色，就有理由使他自己得意，也易为大家接受。”从此，这一从西方“拿来”的又一文学形式——用自然的说话调子来念的诗歌，打开了白话新诗的门路。它之所以为“新”，“除了在内容的拓展外，在形式上，用自然的说话调子来念或朗诵，显出另有一种基于言语本身的音乐性。”郭沫若所译的西方格律诗注意了一点音韵，就“无意中为白话新诗的格律化探索走出了一步。”“开创了一种半格律体，只是较为松散，反而从旧诗袭用了滥调，连同陈旧的词藻。”二十年代中期，以闻一多为首的一些有识者认识到“应该从说话的自然节奏里提炼出新的诗式诗调以便更能恰当、确切传达新的诗思诗情。”闻一多提出了参考英语诗律以音步建行，凭“音尺”衡量每行长短的主张，并付诸实践，译诗时也努力保持原诗的韵脚安排。从此，新诗艺术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谢洛夫这种抒情式的艺术风格特征深深影响了莫斯科画派的形成。科罗温、列维坦、阿尔希波夫和阿列克谢·斯特帕诺夫等画家在其影响下，纷纷开始摆脱既定的观念束缚，跳出分析法的窠臼，转而采取一种生命抒情主义，即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而谢洛夫的“生命之美”即是这种“诗意现实主义”最坚定持久的代言者。

卞之琳在文中还评价了朱湘、穆旦、李金发、戴望舒等诗人的翻译与创作，肯定了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但是他认为像朱湘那样仍旧照文言旧诗以单音节为节奏单位建行，影响虽大，却并不有利于新诗的创作；穆旦翻译外国古典诗格律体时，有意照中国传统方式，把原诗韵加以简化，疏朗化，不无道理。但因没有理会在译文里照原诗相应的音组(顿、拍)为节奏单位建行的道理，也多少影响到诗创作。他认为写诗(包括译诗)应该顺应和显示出客观规律所造成的节奏，才会真正达到诗所固有的功用。卞之琳根据自己和戴望舒等著名诗人的翻译和创作实践证明，翻译西方格律诗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借鉴，以丰富我们的诗型，建立、巩固新诗格律。因此，译诗应充分掌握原诗的特殊性能，以音组(顿、拍)对应原诗的音步，照原来的脚韵安排，才有利于借鉴和创作。五十年代屠岸就是这样成功地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并“用这个诗体写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这是个“入而出”的过程，也即“化欧”的过程。

二

卞之琳曾说他自己过去译诗练笔远多于写诗练笔，这一点，恰与戴望舒是一致的。卞之琳深有同感地这么评价戴：“他翻译外国诗，不只是为了开拓艺术欣赏和借鉴的领域，也是为了磨练自己的诗传导利器，受惠的不止他自己。”[1]两位著名诗人都直接从译诗中获益，卞之琳则更专注于格律的举足轻重。他说：“掌握不掌握格律的基本道理，通过翻译，给中国新诗带来的损益和评论的合理或偏差，最容易见诸处理西方十四行诗体的得当与否。”原因如下：首先，在西方多种复杂的格律体中，只有十四行体到现代仍富有生命力；其次，这种诗体最能恰配思路的起承转合，能表达圆融而回环往复的情调，与中国文言旧诗的“近体律绝”相似，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乐章；再次，从形式上尽量如实介绍西方格律诗，充分掌握原型的特殊性能，有助于正确借鉴，达到“入而出”。

十四行诗是由五步抑扬格组成的抒情诗，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意大利彼特克拉十四行诗，分前八行后六行，韵脚是 abba abba cde cde, 或 cdedce。另一种是英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为四部分：三个四行和一个尾对句，其典型韵律安排是 abab cdcd efef gg。十四行诗以严格的形式、较固定的韵律模式构成一种低回往复的情调，将诗连成一体，给读者提供听觉上的快感，产生一种音乐的效果。

卞之琳在《“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一文中指出，一律用随韵(couplet)即两两相押的韵式，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创作十四行诗都“不合十四行诗体特别适于表达的低徊情调。”他的观点是尽可能相应照原诗的韵律安排。以下是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Ifthousurvivemywell-contentedday”

Sonnets32

在他的记忆里就只是一片

a

Whenthatchurldeathmyboneswithdustshall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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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shaltmyfortuneoncere-survey

(3)结果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空调开始制冷的同时，两个区域内的压缩机的制冷速度都很快，工作驱动力十足。从第六分钟开始，由于前部区域乘客较少，且车内温度均已达到乘客的体感舒适度的标准，压缩机的工作方式就由最初的持续性工作变成了间隔性工作，以降低能耗。由此课间，电动汽车的智能空调系统能够有效减少对汽车电池驱动力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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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poorrudelinesofthydeceasedlover

b

Comparethemwiththebetteringofth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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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oughtheybeoutstripp’dbyevery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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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themformylove,notfortheir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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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将渔网图层设置为不可选择 为避免操作失误将渔网图层设置为不可选择(图8)，全部操作完成后效果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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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nvouchsafemebutthisloving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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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myfriend’sMusegrownwithhisgrowin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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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arerbirththanthishislovehadbrought,

(1)在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BITs中纳入“充分的保护与安全”条款。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可为：“缔约一方应当保证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及其在该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人员充分的保护和安全”。

还可以把系统总目标划分成一些分区目标和分段目标，预案中包括防范预案、处险预案、避险预案等。纪律制度主要是指在溃坝临危时段对所有抢护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的约束规定。

成语中有很多名词用作动词的现象，比如“绳之以法”中的“绳”，本来指的是墨线，这里的意思是纠正。“兵不血刃”中的“血”，原意指鲜血，这里指血染。“相形见绌”中的“形”，原意指形状，这里指比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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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rchinranksofbetterequi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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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sincehedied,andpoetsbetter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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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译诗练笔，最终也是为了借鉴，进而创作出有民族风格的新诗。请看卞之琳于三十年代初用十四行诗作的《一个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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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译诗如下：

通过问卷调查可得到客户对银行的满意程度。随机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763份，其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6%和54%；年龄段分布为18～25岁占28%，26～35岁占31%，36～45岁占27%，46～60岁占10%，60岁以上占4%，说明该行客户年轻人占比较大；年收入水平3万元以下占29%，3～5万元占30%，5～8万元占27%，8～12万元占9%，12万元以上占5%，基本上符合安徽地区现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如果我活过了心满意足的一生”

(十四行诗集第32首)

如果我活过了心满意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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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死亡无情，把枯骨用粪土掩藏，

b

如果你还在，你偶尔翻出来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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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的这些粗鄙可怜的诗行，

b

拿它们比较于时代的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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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谁的笔都早已胜过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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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了它们相形见绌的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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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了我的爱而仍然把它们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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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多承你的爱惜，把事情这样看：

对于高校实验室污染，不应该是被动地治理，而应是主动地消除，所以首先要形成绿色化学的观念。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师生的环保意识，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比如开设环保选修课、进行环保讲座、开展先进实验室评选活动和知识竞赛等，加大环保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实验室环保氛围[14]，重视与其他院校的沟通交流，借鉴先进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好实验室污染的防治工作。明确实验室环保安全责任，定期进行环保检查，充分调动全体实验人员的责任感，加大环保资金投入，有力地推动实验室环保工作的开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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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朋友的诗才随时代长下去，

基于聚居动态进化理论的传统村落形态演变研究——以湘西地区山背村为例 张志强 谭益民 许 程 等2018/0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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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爱定会有更为可贵的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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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一声的，催眠了山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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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了，后人居上了；为了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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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他们的，读他的就为了他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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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用五顿(音组)对应原诗的五步抑扬格，除第一行的“我活过了”由三音节加虚词“了”组成四音节外，其余全是二、三音节交错，传达了原诗的从容自信；译诗依照原诗的韵脚安排，保持了十四行诗的韵律节奏。此外，一些关键词句的翻译起到了点睛作用，如rhyme—诗艺 ,Muse—诗才 ,style—文采;第一行忠实而灵活地译为两个条件句；第二行的倒装句也用“把”字结构如实译出，自然流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内容与 形式、意义与声音的高度融合，卞之琳在翻译中实践了自己的格律论。

Theirsoftheirstyle,I’llread,hisforhislove.

Whyfeedonvanityasifyourdue?

a

和尚作着苍白的深梦：

b

过去多少年留下的影踪

10）民政部门资料。市、县、乡三级行政区划界线的专题资料及地名资料，国家和社会组织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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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housurvivemywell-contentedday

a

破殿里到处弥漫的香烟，

a

悲哀的残骸依旧在香炉中

b

伴着善男信女的苦衷，

b

厌倦也永远在佛经中蜿蜒。

a

昏沉沉的，梦话又沸涌出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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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头儿又和木鱼儿应对，

依法纳税不仅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公民社会信誉的最好证明。“国是篱笆税是桩，拆了桩子篱散光”，可见税收是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因此纳税不仅是每个公民和法人应尽的义务，而且积极纳税、合法纳税等也是个人信誉的重要表征，纳税光荣更是社会信誉大厦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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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儿木鱼儿一样空，一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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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和装备较优的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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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在暮霭里懒洋洋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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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算撞过了白天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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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在《雕虫纪历 自序》中说，这“是存心戏拟法国十九世纪末二三象征派十四行体诗，只是多重复了两个韵脚，多用ong(eng)韵，来表现单调的钟声，内容却全然不是西方事物，折光反映同期诗所表达的厌倦情绪。”诗人用彼特克拉式，每行字数虽有些许差异，但音节数一致，以四音组建行，节奏凝重的“钟声”，衰败压抑而意味深长的黄昏意象，起承转合的章法和低徊往复的情调将烟雾迷蒙中昏睡的世界声像具备，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诗人手下，祖国语言施展了其“富有韧性、灵活性”的魅力，体现了十四行诗的效果。

1937年5月，卞之琳作了另一首十四行诗《灯虫》。诗歌以趋光丧生的小蠓虫为比兴，用超然的色空观，嘲讽了古今人们舍命追名逐利的虚荣和枉然。诗人还将此诗译成了英文。为便于对照赏析，现将《灯虫》的中英文并置如下：

灯虫

TinyGreenMoths

可怜以浮华为食品，

Exceededbytheheightofhappiermen.

一天的钟儿撞过了又一天，

小蠓虫在灯下纷坠，

Aroundthelampyoushowerwithheartsoffire.

在构造模糊评价矩阵时，需要对得到的评价指标进行分级，对应的评价等级集合V={v1,v2,v3,v4,v5}={优秀，良好，合格，较差，很差}，这需要通过选择相应隶属函数来进行处理，本文选用隶属函数为：

不甘淡如水，还要醉，

Toomuchwater,poorthings?Toaspire,

而抛下露养的青身。

Youflingdownyourgreenbodiesbornindue.

多少艘艨艟一齐发，

What“Argo”sorlightgalleysstartinflocks,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重视对工人政党和群众进行科学信仰的教育。列宁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的重要论断。列宁认为，对工人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合乎现代科学水平的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4]P167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明确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5]P131邓小平则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6]P63

白帆篷拜倒于风涛，

Whilesailsallbenttoanalluringsea!

英雄们求的金羊毛，

TheGoldenfleecepursuedwithgallantry

终成了海伦的秀发。

HasturnedoutintheendtobeHelen’slocks!

赞美吧，芸芸的醉仙

Let’spraise:youmultitudeoftipsyfairies.

光明下得了梦死地，

Havefoundyourdreamyendinthetomboflight

也画了佛顶圆圈！

Anddrawn,too,halosroundaBuddha’shead.

晓梦后看明窗净几，

Awokeatdawnandbackfromallvagaries，

待我来把你们吹空

I’llblowofftheemptydeskyourtraceofnight__

像风扫满阶的落红。

Abreezewhichsweepsfromthestepsthe“fallenred”!

诗歌严格按十四行诗的章法，以自然现象起兴，巧妙而自然地融希腊神话和佛教色空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为一体，起于奋不顾身的趋光小虫，承之以著名的希腊神话“金羊毛”；转而用嘲讽的口吻，合之于超然的色空观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表现了古今中外芸芸众生趋炎附势而终归虚空的人生。原诗以整齐的三顿为一行，每节各行以而三音节参差均衡，各行收尾 也以二、三音节有节奏地交错进行，到末段的“合”便全以二音节收尾，均匀明快的节奏和朗诵嘲讽的调子更清晰可闻，诗人清醒超然的人生观历历在目。饱含哲理的诗思，圆融精湛的诗艺，将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现象浓缩在这富有音乐性的严格律诗中，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自译英诗也严格遵循十四行诗格律，五步抑扬格，前两节韵脚安排与原诗一致，用抱韵；(abba,cddc)后两节稍有变化，但韵脚数不变，以变体形式传达了圆融回环的情调。中英两首诗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构成了一首完美的交响乐章。西方格律诗体在孜孜矻矻地探索创建新诗格律的中国诗人手下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生命力，给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建设以深远的启示。

三

卞之琳在几十年的翻译、创作生涯中，承上启下，勇于借鉴而不忘继承，在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陶冶中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索。他于五十年代后发表的许多诗评、专论也大都围绕这个主题。在翻译中，他“有时在音律、韵式上，比原诗还相应的严格。”在诗歌创作中，他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他广泛尝试，将中西诗艺融于一炉，沉思者的思想感情在其中凝炼为“化古”“化欧”的诗的艺术。在诗论、诗评中，他从建设新诗格律的立场出发，坚持以顿建行，用新诗格律论对五四以来诗界代表人物的功过直抒己见；还为何其芳所译的海涅诗在音组韵式安排上作了修改，以达到格律诗有别于散文的更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性；高度赞扬屠岸、杨德豫、飞白等译家遵循原韵安排，尽可能保持原诗面貌，原诗神味的翻译。香港学者张曼仪女士曾写道：“格律的探索和实践，是卞之琳自始至终努力的方向，也是他坚守的一座碉堡，在任何情况之下为新诗保存的一个艺术成分。”[2]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矢志不改地坚守这座碉堡？这于他“化古”“化欧”的诗歌成就关系如何？对新诗建设的意义何在？也许我们能从中西诗学的诗乐论中找到答案。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诗”的定义：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发抒情感(《现代汉语词典》)。《郎曼当代英语词典》对 poem的定义：a piece of writing, arranged in patterns of lines and of sounds, expressing in IMAGINATIVE language some deep thought, feeling, or human experience。可见，诗的音乐性——节奏、旋律是诗之为诗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诗乐同源说在中国可以上溯到《尚书 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随后，在《乐记》、《毛诗序》中，诗乐同源，诗乐同质的观点几成不易之论。刘熙载在《艺概》中谈诗文之别时说：“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中国古典诗歌以其抒情性、韵律性成为乐化的诗，古典艺术则被视为“乐感文化。”弦外之音，韵外之致的音乐意味是古典诗歌追求的极致。

在欧洲，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音乐看作酒神艺术的代表，史诗为日神艺术的代表，因此，抒情诗即音乐和史诗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结合中，音乐，或者说酒神精神是更为内在的核心的因素。“在民歌创作中，我们看到语言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地模仿音乐。”[3]对西方浪漫主义诗人而言，音乐是唯一真正的浪漫主义艺术。诺瓦利斯称：“诗之高境亦如音乐，浑然大意，婉转而不直接。”是音乐那种情感内容与乐音形式合而为一的特质吸引了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中期的象征主义诗人更将诗的音乐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象征主义大师魏尔伦在其诗篇《诗艺》开篇的一句统领性名言即：音乐先于一切。象征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追求诗与音乐的相等；音乐具有象征主义诗人梦寐以求的暗示的本质，以及纯粹性、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生活在中西文化大碰撞时代的卞之琳，既有厚实的旧学修养，又很早触了西方`文学，在中国新诗艺术的探索途中，他以一种超越中外诗歌的创作主体的清醒，思考并寻找着两者间审美原则的相同点。因为寻找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融合点，是中国现代诗歌在现代性意义上走向民族化的一个关键。卞之琳以自己艺术选择的敏锐感觉，在我国旧诗的重“意境”和西方现代诗的“戏剧性处境”、中国旧诗的含蓄与西方现代诗的重暗示之间，找到了某种契合点和某种亲切感。而这个契合点和亲切感正是基于对音乐性的共同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首先向诗界发动革命，抛弃了束手缚脚的文言旧诗形式，用白话诗取而代之。然而，这场破旧立新的革命在诗歌方面远非一蹴而就，几代诗人为新诗的建设作了漫长艰苦的探索。当早期白话诗人试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而将目光转向西方时，他们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从奴性中挣脱。结果是，早期白话诗或散漫无纪，或难脱出文言旧诗的老套。“新诗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成为‘自由诗’。”卞之琳在《雕虫纪历 自序》中说：“我们说诗要写得大体整齐(包括匀称)，也就是说一首诗念起来能显出内在的像音乐一样的节拍和节奏。”在几十年的翻译创作实践中，卞之琳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以及五四以来的白话诗传统中“入而出”，继承发展了新诗格律论。其目的是为了在按说话方式来“念”或“朗读”白话新体诗的时候，能显出“诗本身作为时间艺术、听觉艺术所含有的内在因素，客观规律，使朗诵者有所依据，以表达像音乐一样的节拍、节奏以至旋律。”卞之琳自己在创作中，不论是自由体还是格律体，始终讲究节奏和旋律。他尝试过多种西方诗体，甚至曾袭用瓦雷里爱用的一种韵脚安排非常复杂的诗体，写就了剔透玲珑的《白螺壳》，这首诗的押韵式“熔参差于整齐，铸活泼于严谨，”“体现出白螺壳的坚实空灵，天工巧夺。”[2]无论是译格律诗还是写格律诗他都极为严谨；晚年所写的诗都是格律诗，“已臻操纵自如，无懈可击的境地了。”[3]本来，“牵就已成格律是一种困难，但是战胜技术的困难是艺术创造的乐事”，“同时，像许多诗学家所说的，这种困难性的音律可以节制豪放不羁的情感想象，使它们不致于一放不可收拾。情感想象本来都有几分粗野性，写在诗里，它们却常有几分冷静、肃穆与整秩，这就是音律所锻炼出来的。”[4]朱光潜先生的话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卞之琳的诗能以精微、冷隽、富于知性而著称；承上启下、“化古化欧”自成体系。卞之琳在探索、发展新诗格律的论述中，多次强调要显出诗的内在因素，客观规律——即诗的音乐性。因为，“一切艺术都以通近音乐为指归。”顺应现代汉语的自然节奏和音乐节奏，顺应诗的内在因素，也就顺应了“生生之为易”的大节奏。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新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应能从卞之琳的诗论，诗作中得到不少启示。“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得以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

[参考文献]

[1]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 [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张曼仪.卞之琳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

[3]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朱光潜，诗论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