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视角下英汉语言模糊性的翻译处理

付 臻，吴迪龙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 410076)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初模糊理论便逐渐兴起。[1]其核心模糊集合论由美国科学家查德(L.A.Zadeh)于1965年提出。他指出，客观事物的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的界限这一事实，从而说明在人类认识活动中，尤其是自然语言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2]扎德模糊理论的提出对人类认知及信息传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强烈的冲击并几乎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排中律，给逻辑学、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等一系列学科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无形中与结构主义传统观点进行着抗衡。

自伍铁平教授1979年于《外国语》发表题为《模糊语言初级探》的论文以来，我国对于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语言模糊现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将模糊语言学与其他各学科进行结合研究，近年来又扩展到翻译研究领域。

就在语言模糊性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并得到普遍关注时，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另一种“惊世骇俗”的反结构主义思潮也悄然而至。这便是以德里达为领军人物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以为基石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其翻译理论亦以解构(deconstruct)为核心，否认内在的结构或中心，否认文本的终极意义，拒斥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调文本的不确定与流变，主张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主体性。

分析和比照两种理论，可以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语言模糊性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它为解构主义翻译观提供了语言学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翻译观为翻译中语言模糊性的处理及其美感的保留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二、语言模糊性——理论支撑

语言模糊性与结构主义翻译观从起源、特征等方面均有不谋而合之处，对于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也从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质询。首先，它们均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并且否认传统的意义中心；其次，它们都强调基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上的语言及翻译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

模糊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理论上对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一种支撑，它贯穿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整个体系，具体体现在对语言、文本、语篇的认识以及翻译理论和标准这两个范畴。

(一)语言及文本的模糊性

根据模糊语言理论，自然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语言是模糊的。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不仅指语言模糊性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普遍存在，同样指它所决定的词、句以及篇章的模糊性。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可以根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为语义角度模糊及语用角度模糊两大类，其中细分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是不论类别何如，其形成和存在都始于语言意义的流动和语义界限的模糊。

语言模糊性理论所强调的语义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边界的模糊、语义界定的主观性以及文本依赖性等等，均符合解构主义对语言及语言模糊性的理解，无形中为解构主义对语言及意义的解读提供了理论支撑。德里达曾经指出，那种语言或结构可以有这么一种一清二楚的界限的理念正是解构主义所要质疑的。他谈到，我的出发点就是：脱离语境就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但没有任何语境是饱和的(saturation)。[3]他认为文本是不具有确定意义的，并且否认作品的终极意义。语言符号多层次多维度的特性也使文本意义的固化无法实现。德里达用中空的葱头比喻意义，对终极意义的否定实质上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主观解读多样化意义的自由。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及“后起的生命”等概念实际上是对语言及意义的流动性的阐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历时研究也是以语言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为基础的。

(二)翻译理论及标准的模糊性

翻译可以被视作语言的转换，因而语言的模糊性必将导致翻译的模糊性。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的存在取决于翻译，因为翻译是原文“后起的生命”。德里达对“翻译即交流”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并认为翻译应当被看做是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这样一来，隐藏在原文中未能表达的含义就通过翻译表达出来。另一位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本雅明也曾提出语言的意义是流动和多变的，只有“语言的和解”才能导向“纯语言”。在语言的转移过程中，语言获得了自身的和解，从而完成了自己。[4]

语义的模糊决定了意义的流变和无穷，从而导致译文的多样化，而非被某一种特定的思维定势或历史时代所禁锢。这一理论也验证了德里达提出的“延义”和“印记”的概念。由于语言不具备静态的终极意义，所指和被指并不是紧密相连的。语言的模糊性正是决定篇章互文性和引起翻译变化及延迟的根本所在。由于不同时代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的理解不同，一个原文可以有多个译文。这一观点在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也得到了与译者历史性相关的阐述。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与流变直接导致了译文和翻译过程的模糊，进而使翻译标准成为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体系。从这一层面来讲，语言模糊性对意义界限模糊以及意义多样化的肯定亦佐证了解构主义翻译标准的模糊性和多元化。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语言模糊性处理的解释力

概括说来，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语言模糊性这一论题上，传统译论注重灵感和悟性，对于直觉和体验的强调必然导致对文本全局性的理性分析。在这种语文学式的范式下形成的是经验式、领悟式的散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为语言的规律及深层结构注入了理性思维的清流，带来了一种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从而揭开了翻译与文学的神秘面纱。然而随着翻译学的发展，其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集中体现在对译文地位的矮化以及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束缚。语言模糊性的翻译处理需要引入新的解决方案。

(一)对意义的探索

根据语言模糊性理论，每一个读者对于美感都能获得自己的感知。不同的读者或译者在不同语境下对于同一文本的意义可能有无限的解读而非单一的理解。因此，同一原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与之相应的，解构主义的核心在于解构。解构主义翻译家否认原文与译文地位的差异。翻译是对符号的运用和对意义的创造。读者对文本的消解和分析是意义产生和延伸的过程。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曾就意义的探索发表独到的观点。在他看来，阅读不是一个对作者意图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对意义不断解构的过程。因此，译文与原文的地位是相等的，他们都是对原文意义的阐述，盲目追求二者的相似性以及对文本翻译的单一阐释是没有意义的。翻译的过程不是信息交换的过程，而是向“纯语言”进发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翻译理论体系，语言及翻译展现出它们的多元性以及矛盾特征。

德里达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发扬光大，他认为，对意义的探索是一个“延义”的过程，翻译并不比原文次级，也不是要代替原文，这就否定了对盲目忠实的崇拜。德里达所注重的解构过程为翻译的后续工作提供了依据。而解构主义的实质也就是要解构传统结构主义强调的“逻各斯”(logos)从而为意义的多样化铺平道路。

(二)原文与译文的互文

德里达认为原文与译文只能在短暂的时空交会，本雅明所提出的“纯语言”理论认为翻译完善了原文的含义并且产生向“纯语言”接近的驱动力。这样看来，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精华在于其历史。因而有必要重视文本的发展及其后起生命的主观性。原文与译文的距离体现着原语与的语间相互对比及协调的关系是通过意义的暴露而显现的。

既然解构主义颠覆了结构主义观点中的两分法，译文与译者也就不再处在次于原文和作者的等级了。“中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共存。此外，语言模糊性理论及解构主义均认为原文的意义是模糊且具有多样性的，因此译者首先需要探索的就是能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伸的因素。译者肩负着利用语言转换推动原文发展和成熟的任务，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也应当是共存而非模仿。

(三)多元化翻译标准

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及模糊演绎是我们掌握自然语言实质的重要途径，译文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用单一标准衡量翻译是不科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翻译标准应当是多元的、全方位且多维度的。

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看来，原文是一个既定的标准，并着重强调忠实和重现原文的重要性。而解构主义指出这种一成不变的标准所存在的问题——同一文本不同的解读是可以存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倡导的是译者的现身，否认文本意义中心的存在。这一观点颠覆了对忠实盲目追求的理论基础，解构主义强调的是“差异”而不是“类似”，它允许多个翻译标准的同时存在，并且认为这是可行的并且必要的。对于多元化、多维度翻译标准的引入无疑于翻译中语言模糊性的处理是有益的。

(四)译者主体性

主体性的基本内容是人类实践和创造的能力。而译者主体性却在翻译诞生以来的漫长岁月中被忽视已久。传统翻译观点将译者和译文处在原作者和原文仆从的地位上。自阐释学与解构主义诞生并强烈冲击了传统翻译理论后，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间的不平等关系被完全颠覆。译文的地位与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解构主义翻译观不仅呼唤对译者地位的重新思考，更提出译者的主导地位，这不仅顺应了翻译学的发展，而且符合将翻译视作开放系统的潮流。由于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客观属性，原文语义也必然具有流变和动态的特征，也就是说，原文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和封闭的体系。翻译，从这个层面出发，也不应当仅仅是对原文的复制。相反的，译者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应当具备理解和阐述的主体性。

根据解构主义观点，译文是原文的来世，译者的任务是延续原作的生命，原文依赖译文带来新的读者而具有新的生命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作者与译者成了平等互补的关系而非主从关系。这就允许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驰骋，从而化不可译为可译，并将美感的磨蚀降到最低程度。除此之外，由于翻译活动中“模糊”的不可避免性，翻译的标准也应当是流变和模糊的。这要求译者适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将翻译理论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

(五)语料分析

英汉语言的模糊性不论是在审美地位、表达方式抑或是审美模式来讲都有分别。汉语中模糊美感的表达手段通过对字词的斟酌和对语篇意境的塑造得以实现；相较之下，英文模糊语言的美感表达则通过模糊词和修辞手段等的运用来实现。以下拟从字词、句、语篇三个层面剖析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模糊语言翻译的解释力。

1.字词

以刘禹锡的《竹枝词》英译为例：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quiet at rest,

I hear my lover sing ashore his lay.

Sunshine in the east and raindrops in the west,

It isn’t warm, but warm yet, I dare say.

(赵甄陶译)

毫无疑问，此诗英译的难点在于语音上存在着模糊的末句中的“晴”(情)字。二字同音而不同指，塑造的是一种符合中华民族特性的、欲说还休的模糊意境，具有极强的文本依赖性。根据解构主义翻译观，意义的所指是流变的，因而在翻译中不具备单一的、僵硬的转换模式。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倡的是译文与原文应当是“回声”的关系，而不是盲目的重视和接近原文。因而翻译不再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而是使用类似“改写”的手段是原文的生命在译文中得到延续。尽管译文与原文表达方式不完全一致，但是英文中的“warm”一词既可与“晴朗”相关，又可喻人间的温情，此灵感之译可谓成功的传递的原文的美感。

2.句

再来看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对貂蝉的描绘：

良久，见貂蝉分花拂柳而来，果然如月宫仙子。

“After a long while he saw her coming, parting the flowers and brushing aside the willows——truly, to any mortal eye, a celestial being from the Palace on the Moon.” (Moss Roberts译)

短短一句话数十个字便描绘了貂蝉的优雅姿态和绝世美貌。作者未著一笔来描写貂蝉的面容五官何等举世无双，却通过侧面烘托和语意留白等手段使其美态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言语简洁而意蕴深远，凸显了模糊的美感。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本雅明的著名论点译文是原文“后起的生命”提到，译文是原文生命的延续，原文中无法凸显的内涵可以通过译文体现。由于英语语言简洁明快、文风质朴，上文飘逸灵动的美感多少受到了磨蚀。但貂蝉的动人姿态在的语中基本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句中“月宫仙子”被翻译成了“to any mortal eye, a celestial being from the Palace on the Moon”，美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被磨蚀，因为的语读者不一定能具备嫦娥仙子的背景知识。幸运的是，中西方文化中，月亮都是阴柔的代表，此译文并不会使人产生误解，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原文更好的在的语中生存，加注是不可或缺的。

3.语篇

再来看一个英译汉的例子：

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Their shadow slept, or almost slept, upon that water, a gentle quivering alone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 or if sleep, 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渔舟三五，横泊眼前，樯影倒映水面，仿佛睡去，偶尔微颤，似又未尝深眠，恍若惊梦。

汉语注重内在联系、隐含关系和模糊关系的语法结构素质，从语篇层面上来讲，它立足于读者对于整体的悟性，而不像英语立足于逻辑与分析。

这段英文原文描述的景象灵动飘渺，本身就具有朦胧的模糊美感，但是如果直译之，就会相当生硬做作，晦涩不通，更不用说能够在语码转换之后具有汉语独特的含蓄婉约的意境美，迎合译文读者的心理需求和表达习惯。根据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翻译的标准不仅应当是一个模糊测度，还应当适应的语社会文化的特征。在以上译文中，译者自由挥洒，让原文在的语中优雅的再生，简洁整饬，意境深远，丝毫不逊色于原文。

五、结语

语言模糊性的翻译处理历来被学者们认为是翻译的难点，对原文的转换和对译文的再造时如果灵活机动的再现原文的模糊美感在近年来的翻译领域研究中收到了广泛的关注。

解构主义对模糊语言的翻译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解构主义翻译观为模糊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区别于以往传统翻译理论的、具有革命性突破的解决方案。以德里达为代表人物的解构主义学者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忠实、终极意义以及两分法，强调了译者主体性的地位、翻译标准多元化以及翻译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重要性。

而通过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可进一步印证模糊语言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解构主义中精华部分对于在翻译过程中保存模糊语言美感的积极作用。以解构主义视角探索模糊语言翻译这一课题仍存在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C.S.Pierce, Vaguness in Baldw in, M.(ed).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Ⅱ.[Z].London: Macmillan, 1902.

[2]L.A.Zadeh.Fuzzy Sets [J].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965(8):3.

[3]Bloom, H., Paul de Man & Jacques Derrida.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M].New York: Continuum Publishing, 1979.

[4]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5]F.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Peter Owen Ltd., 1959.

[6]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7]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蒋跃.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与语言的模糊性[J]外语教学，2007(28)，2.

[9]罗志高.解构主义和翻译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10]吕俊.翻译学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J].外国语，2002(5).

[11]毛荣贵，范武邱.语言模糊性与翻译[J].上海翻译,2005(1).

[12]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3]赵元任.赵元任语言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