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滕梅,颛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
——《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滕梅,颛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翻译;《格列佛游记》;外国文学

近年来穿越题材小说盛行文坛,其中的主人公大多以崭新的面貌开始在另一时空的生活。很多文学作品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它们从一种社会文化“穿越”来到另一种社会文化时,往往会在意识形态差异的作用下潜移默化,改头换面。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认为:“有许多事情不能用法律去惩罚,宗教与道德的约束也不足以使这些干坏事的人改正;只有把他们的罪孽以最强烈的字眼公诸于世,才能使他们受人憎恨。”[1]3《格列佛游记》正是斯威夫特这一主张的集中体现,尖锐深邃的讽刺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分析其对18世纪英国政治、人性的讽刺与批判上。然而,在进入中文世界后,这部公认的英国经典讽刺小说,不仅被改头换面,基至可以说被改得“面目全非”。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它是一部儿童文学或奇幻文学作品,这个“盛名”掩盖了它原先在英国的经典文学地位,也掩盖了原作者斯威夫特伟大讽刺文学家的身份。回顾中国翻译史,像《格列佛游记》这样大受欢迎却遭到改写甚至误解的作品并不多。本文试图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一梳理,同时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理论基础,将《格列佛游记》的翻译活动置于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以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操控。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英文ideology一词出现于1796年,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意识形态”包含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人类与世界之间不可缺少的媒介。本文“意识形态”取其广义的概念,一方面指个人、集团或文化所特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指形成社会政治纲领的一体化主张、理论和目标。哲学、政治、艺术、审美、宗教、伦理道德等是它作为语际之间交际行为的具体表现。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文本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制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它创造了原文、原作者以及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态。也可以说,改写延续并改变了原文的生命。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总要反映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服务于某一特定社会。[2]所以,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也是文化转换过程,必然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换言之,翻译者在不同的文化、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下,使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在另外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作。

二、《格列佛游记》的中文译本

《格列佛游记》自1726年在伦敦出版后就受到广泛欢迎,200多年来被译为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在中国读者中,“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通过讲述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勒皮他和慧骃国的奇遇,揭露批判了18世纪前半期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书中文字表面上温文尔雅,而字里行间却渗透着作者的义愤和强烈的道德感。然而这部讽刺经典在进入中文世界之后,却变得与作者的本意相去甚远。

根据笔者在CALIS联合目录的查询,国内出版翻译为《格列佛游记》的图书有102种。大多数译本在建国前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版。人们普遍认为,1914年翻译名家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是此书的第一个译本。其实不然,此书的第一个“中译”是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连载于《申报》的名为《谈瀛小录》的游记。但是由于改动幅度非常之大,并且戛然而止,充其量可称之为改译作品。其后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伽利华游记》,由伍光建先生翻译。另一个比较成功的是张健的译本。[1]近年来的译本大多出现在儿童文学经典丛书系列中,旨在引导小读者发现阅读的乐趣,增加语言积累,培养阅读习惯。

三、意识形态对《格列佛游记》中译本的影响

谢天振曾指出:“原本字字隐藏讽刺的《格列佛游记》被译介到其他国家以后,人们己经不再注意小说的政治锋芒了,人们感兴趣的仅是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所描绘出来的充满怪诞异趣的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3]中文世界中《格列佛游记》的译本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形”,这要从晚清时期说起。

鸦片战争之后,为了应对时变,中国逐渐兴起“自强运动”,之后提倡维新变法的启蒙运动兴起。在此影响下,中国的思想和体制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为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外社会科学类著作格外受到重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著作被广为译介,这也催生了晚清新的儿童意识的出现。晚清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翻译高潮”时期之一,尤其是甲午之战后的十余年间,晚清小说翻译极度繁荣,翻译家辈出且译作众多。译者们同时开始从两个方面有意识地关注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读物):一是“文学性”,二是“儿童性”。正值此译风盛行之际,《格列佛游记》被译介到了中国,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海外轩渠录》成为《格列佛游记》众多中译本的经典之一。

林纾在《海外轩渠录》序言中说:“及译是书,荒渺竟有甚于《列子》诸书者……遂令观者捧腹。”朱羲胃亦评此译本说:“身入小人国大人国,历遇种种稀闻罕观之事。刻画描写,毕尽妙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4]可见此书适合儿童阅读特点之处非常多。由于林纾“腰斩”全书只选译了前两个部分,使得国人误残为全,形成了中文世界里“大人国与小人国游记”的传统。除“腰斩”之外,林译本里的误译、漏译、添译、改译随处可见。

例如,在格列佛开场自我介绍中,原文是:“My father had a small estate in Nottinghamshire;I was the third of five sons.He sent me to Emanuel College in Cambridge at fourteen years old,where I resided three years,and applied myself close to my studies;…knowingitwould beusefulin long voyages.”而林译为:“葛利佛曰:余父居英之纳汀穹,微有居积,余其叔子也。少壮纳于肯布勒伊孟纽学堂中肄业,则年十四耳。读书其中三年,余励业颇挚……即以此资为客行之助。”[5]

此外,林译本不仅把第一人称改译为了第二人称,而且叙述者的年龄也有了变化。原文中的格列佛14岁时入学,译文中却成了14岁从学堂肄业。这种改变应该与清朝的教育有关。根据王筠的《教童子法》,清朝的儿童“才高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6]14 岁的少年还未习文,便谈不上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了。这样的改译显然更能让人觉得贴合当时少年儿童的自身情况。格列佛去过的国家——利立浦特(Lilliput)和布罗卜丁奈格(Brobdingnag),林纾则意译为大人国、小人国。这样翻译的确浅显易懂又形象生动,比起晦涩难懂的音译更合乎少年儿童的口味。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译法也为后来很多译者所沿用。

在随后的各种译本中,如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庐隐译注的《格列佛游记》,也只是节译了小人国、大人国两部分。之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本完全面向中学生的《格列佛游记》。这是个英文的简写本,只有小人国部分。该书的前言里称其为“极著名的童话”,这不得不说是受了之前各种译本的引导而造成的一种“错误的假象”。

同时,众多译本中不乏忠实于原著的译作,如张健的译本。其实,该译本的初版并非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是1948年由正风出版社出版的。在此书自序中张健就指出林纾译本中有许多误译、漏译和删节,自己则旨在呈现出作品的原貌。自序中张健还提到自己翻译此书的时间是1944年冬到1946年夏,正值抗战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中期,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地域上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期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很多高校,此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倒行逆施的做法也令当地进步师生深恶痛绝而口诛笔伐。正风出版社是由当时爱国进步画家徐悲鸿在沙坪坝出资筹建的,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格列佛游记》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其中对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批判自然在意识形态上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这在很大程度上操控了张健的翻译行为,即尽可能让原著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讽刺最大程度地暴露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

首先,张译的版本在章节上没有任何的删减,把格列佛的四次出海航行冒险经历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其次,无论是选词、句式结构还是人称,译者都力求与原著相符。此外,译者为最大程度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还作了大量的注释,以便于中国读者对其中讽刺精神的理解。如第三章中的一段:“I was assured,that a year or two before my arrival,Flimnap would have infallibly broke his neck, ifone ofthe king ’s cushions, that accidentally lay on the ground,had not weakened the force of his fall.”张译道:“听说在我来到这里以前一两年,佛林奈浦险些儿跌死。要不是皇帝的坐垫恰好摆在地上减轻了跌落的力量,他的脖子早就折断了。(注释:1717年渥尔坡尔失势被免职,皇帝的坐垫可能指英王乔治一世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1721年她帮助渥尔坡尔重新取得首相职位)”[1]154从原文的字面意思看,作者貌似只是在描述宫廷里发生的意外事件。若没有译者的注释,读者很难发现作者隐含的讽刺意味。

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将讽刺隐藏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自保,以避免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保证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张译本则恢复了其作为一部针砭时弊的讽刺性小说的本来面目,这些注释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读者看到了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秘密。张译本首次把《格列佛游记》原本的面貌和精神介绍给中国读者,在文化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其权威性亦不容置疑。

改革开放以来,《格列佛游记》在我国的译介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主要有两种趋势。

一是沿袭已有中译本的传统,把它译成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读本,其中多数译本也仅译出其前两部分,有的干脆以“大人国”、“小人国”命名,而且明确列入了各种少年儿童系列丛书。究其原因,除受先前译本的影响之外,便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从政治因素上看,原作中对18世纪英国统治阶级、哲学、法律等各方面腐败与黑暗的批判与讽刺,明显与中国摆脱了封建统治与资产阶级压迫、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社会现实不符;从艺术审美上看,书中批判讽刺的部分并不能引起国民太大的共鸣,反而觉得晦涩难懂,而故事主人公格列佛的奇遇和冒险却能够抓住孩子们的好奇心,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冒险精神;从伦理道德上看,“智马国”的故事中,人类成为了低等动物而马成为了主人,这与国人的传统观念相悖。因此《格列佛游记》在中国被多次“改写”,结果则是更加巩固了它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的地位。

二是注重原作针砭时弊的讽刺精神和艺术特色,把其批判思想尽可能地传达给中国读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影响的减弱。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逐渐恢复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翻译实践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视野也得到很大的扩展。译者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选择标准的做法,更多以现实性、文学性为价值取向。因此,译者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方方面面,让人们意识到生活中被漠视或被遮掩的东西,给人以启迪。其次是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以及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占主导地位,但历史遗留的旧思想以及国外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产生的意识同时存在,从而形成不同思想观念的冲突和抵牾。这也影响了我国的翻译实践,译者的翻译行为更多地注重了原著原本的精神和艺术特色以及审美,而不再去刻意迎合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格列佛游记》近年来的部分译本也越来越有把对原著的忠实和符合大众审美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趋势。

翻译研究进入文化转向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从未停止过对翻译实践的操纵。这从《格列佛游记》的翻译中便可见一斑:目的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社会道德规范差异,促成了《格列佛游记》在汉译过程中的变形。当然,“翻译无定本”。文学译本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这样才会激励后人对其进行不断修改和完善,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的阅读乐趣和启迪。

[1][英]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M].张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68-169.

[4]单德兴.格里弗中土游记——浅谈《格里弗游记》最早的三个中译本[M]//解读西洋经典.台北:联经出版社,2002.

[5]林纾,魏易.海外轩渠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4.

[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739.

Ideology and the Deformation in Translation——Translating“Gulliver’s Travels”in China

TENG Mei,ZHUAN Yu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Gulliver’s Travels”written by the great satirist Jonathan Swift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remarkable satirical novel.However,when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20th century,it was evolved into a novel for children,and remained a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 a long time.Guided by André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the thesis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oncerned and explain th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ranslation;“Gulliver’s Travels”;Foreign literature

I561.064

A

1672-3910(2011)05-0050-04

2011-06-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9YJC740071)

滕梅(1969-),女,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