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革命研究六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赵康太

(1．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03;2．海南师范大学，海南海口 571158)

琼崖革命研究六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赵康太1，2

(1．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 570203;2．海南师范大学，海南海口 571158)

琼崖革命研究60年，历经艰难创业、史料整理和理论创新三个阶段。琼崖革命创造了许多历史奇迹，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记取。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琼崖革命研究60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共地方党史乃至整个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琼崖革命;琼崖地方党史;中共党史

2010年是海南岛解放60周年，也是琼崖革命研究60周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琼崖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征完全相同。但由于琼崖革命发生于琼州海峡南岸的海南岛，因而也具有一些鲜明个性，如“红旗不倒”、“孤岛奋战”、“冯白驹精神”、“红色娘子军”、“红毛暴动”、“木船打军舰”等，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奇迹。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琼崖革命研究60年的成果，其意义已超出了琼崖革命研究的范围。

一、琼崖革命研究的历史回顾

琼崖革命研究始于这场革命的胜利，即1950年海南岛解放。参照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进程，同时根据琼崖革命研究自身的规律，笔者认为，可将这60年的研究划分为艰难创业、史料整理和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一)1950—1979年:艰难创业阶段

早在1928年《琼崖特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和1944年黎民的《琼崖党的斗争过程简略事记》中，琼崖地方党组织就对正在进行的琼崖革命斗争进行了总结和反省。1946年5月出版于香港九龙的《前进文萃》第2期刊载蒲吾的《琼崖独立纵队奋斗简史》一文，向香港民众介绍了琼崖军民突破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攻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由于处在战争环境，这些研究基本限于琼崖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总结，而无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事业。

琼崖革命研究的真正开拓者，是琼崖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冯白驹。他于1951年写下《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回顾了琼崖党组织领导琼崖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归纳和总结了琼崖革命的基本规律、主要特征和胜利原因［1］。在冯白驹的倡导下，琼崖革命研究引起广泛重视，不久编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展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战史》。然而，自1956年开始的所谓反“广东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运动很快使琼崖革命研究陷入困境。虽然舞剧《红色娘子军》使“红色娘子军”名满天下，但其缔造者和领导者冯白驹最终遭残酷迫害而致死。

尽管如此，琼崖革命研究仍在艰难地进行。在被隔离审查的特殊情况下，冯白驹和琼崖纵队的一些老同志写下许多回忆材料，澄清了不少重大历史问题。一些学者转向近现代琼崖社会性质研究，如王穗琼的《试论解放前黎族地区的社会形态》等。“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至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报上公开发的有关地方党史、武装斗争史的文章有369篇。”［2］

(二)1979—1999年:史料整理阶段

随着1984年党中央为“广东地方主义”彻底平反，琼崖革命研究的春天来到了。雷宇指出:“党委不研究党的历史，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就是不务正业，不抓大事。”［3］自此，史料收集、人物传记、文献选编和党史编写成为热门话题。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绩是史料整理。一些健在的琼崖革命老战士积极参与文史资料的编选和回忆录的撰写。他们多为琼崖革命亲历者，撰写的文章真实可信，既有情感体验，又具史料价值，如肖焕辉的《琼崖曙光》和罗文洪的《峥嵘岁月》。1990年以后，冯白驹研究形成高潮，如《南天一柱》、《深切的怀念》、《冯白驹传》、《冯白驹将军传》、《冯白驹精神永存》、《冯白驹研究史料》等。海南地方党委和政府大量抢救和整理史料，选编了《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琼崖土地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琼崖革命根据地财经税收史料选编》、《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研究史料》、《琼崖大革命史料选编》等，奠定了琼崖革命研究的史料基础。一些关于琼崖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相继推出，如《海南人民斗争史》、《琼崖纵队史》、《琼崖地下学联斗争史》以及关于文昌、海口、琼海等市县的革命史著作，但这些成果多属于内部发行资料。

(三)1999—2010年:理论创新阶段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和琼崖工农红军诞生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等纪念活动的开展，琼崖革命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长期以来，琼崖革命研究重史料而轻理论、重叙述而轻分析、重个案而轻综合，一些重大问题未能引起充分关注。赵康太等所著的《琼崖革命论》(1999年出版)努力改变这种现状，他们把琼崖革命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综合性地研究琼崖革命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农民、妇女以及文化等问题。此时的研究专著和论文明显增多，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明晰。如: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长期坚持“孤岛奋战”，琼崖革命精神，“红色娘子军”，日军侵琼暴行及其“开发”，白沙起义，近现代琼崖历史人物评价，琼崖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木船打军舰”的奇迹等问题，都极富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史料收集、人物传记、文献选编和党史编写仍是此时研究的重点。地方党史研究部门出版了不少人物传记、史料文献汇编和大事记，如《海南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海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资料选编》、《中共海南历史大事记》等。

与20世纪后期相比，此时的琼崖革命研究已完成了从以史料收集和人物传记为主，向以历史分析、理论研究和综合评价为主的研究重心的转移。关于影响琼崖革命斗争的各种因素都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如琼崖革命规律、特点和经验的总结以及关于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琼崖革命实践中的运用等。

二、琼崖革命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琼崖革命的特点，正如冯白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所总结的:“孤岛作战，坚持斗争，困难很多”。在这种背景下琼崖革命取得胜利，也使琼崖革命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未解之谜。60年来的研究基本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

(一)为什么琼崖革命能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在全国革命根据地普遍受挫的年代，为什么琼崖革命能够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冯白驹指出:“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与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但就在那些时候，我们从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从毛主席的著作中，初步地体会了毛泽东思想的要点，而这就是我们能够坚持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此后的研究都是这一观点的阐释和发挥。徐冰等所著《毛泽东思想与琼崖革命》一文认为，毛泽东思想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正确指导，是琼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而琼崖革命也以其“红旗不倒”、“孤岛奋战”、“山不藏人人藏人”等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川雄的《毛泽东对琼崖革命的关怀与指导》、程昭星的《周恩来与琼崖革命斗争》和王朝赞的《海南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

作为琼崖革命的领导核心，琼崖党组织的建设是琼崖革命研究的重要问题。王朝赞等的《马克思主义在海南的早期传播》、陈诚的《浅析五四运动对海南近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等文，论述了琼崖党组织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琼崖革命先驱者文集》编选了杨善集、王文明、徐成章等八位琼崖革命先驱在琼崖党组织成立前发表的53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共琼崖一大研究资料选编》编选了1926年6月召开的中共琼崖一大的原始史料、回忆文章和历史考证，为研究琼崖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会址、背景、主题、地位、与会代表及其与琼崖革命的关系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和《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海口历史》等。

关于琼崖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者们多采用实证方法。如《琼崖革命红色交通线研究专辑》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通讯兵史料回忆选编》以及官丽珍的《连接琼崖与延安的电波》等文，都收有琼崖地方党组织与中央设法联络的回忆文章和历史记述。

(二)为什么琼崖军民能够长期“孤岛奋战”?

琼崖革命在不同时期分别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和侵琼日军的重重围困，甚至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数年，但琼崖军民仍然艰苦卓绝地奋战于孤岛。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长期“孤岛奋战”的奇迹?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就是坚持了武装斗争。

“六月紧急会议”(1927年6月，琼崖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内洞山会议”(1929年8月，琼崖地委在内洞山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冯白驹的领导地位，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云龙改编”(1938年12月5日，琼崖工农红军在海口云龙镇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由此开始琼崖国共合作)等重大转折性事件，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此外，还有徐冰的《内洞山会议与琼崖革命的历史转折》和唐昆宁的《对云龙改编的历史思考》等文。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是琼崖革命坚持孤岛奋战的直接证据。赵康太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选择》一文认为，琼崖长期坚持孤岛奋战与海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缔造的新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陈永阶《琼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概述》、唐若玲《土地革命时期琼崖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等文，论述了琼崖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孤岛奋战，开展武装斗争，使日军南侵和国民党把海南变成“第二台湾”的梦想破灭。在艰苦卓绝的23年革命斗争中，琼崖军民先后建立过多块革命根据地，如琼文、母瑞山、六连岭、木排、美合等革命根据地。其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是最大的根据地。叶文益《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作用》、王昌《一九四三年黎族人民的起义及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等文都是对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原因、坚持斗争过程、根据地建设以及历史地位的分析之作。

坚持孤岛奋战，必须解决根据地的财政问题。王礼琦等的《琼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论述了琼崖革命根据地在不同历史时期，克服日寇经济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实行积极的财政措施，开展生产运动，开源节流，保障战争供给和军民的生活需求。周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苏区的财政建设及其历史经验初探》、邢益森《琼崖革命根据地部队的财经工作》等文，对琼崖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筹粮筹款、组织物资供应以及财政收支原则和财政管理等经济保障措施进行了全面论述。1941年抗战期间，琼崖东北区政府曾发行“国币代用券”。占力之《抗日战争时期琼崖东北区政府发行“国币代用券”的经过》对此有详细叙述。

琼崖纵队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标志。《琼崖纵队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琼崖地区》、《中国革命起义全录:琼崖革命起义烽火录》等都以丰富的文献、回忆、大事记和图表等史料真实纪录了这一斗争的全过程。

(三)什么是“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

琼崖革命精神是琼崖革命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贯穿于“红旗不倒”、“孤岛奋战”、“红色娘子军”等奇迹中，也是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然而，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它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有什么区别?这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出于海南经济建设的需要，许多文章乐于谈论琼崖革命精神及其意义，但多为时评，且多发表于当地报刊杂志和大专院校学报。它们认为，琼崖革命精神主要体现在琼崖革命领袖人物身上。特别是冯白驹求真务实、襟怀坦白、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更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这在建国后“扭曲人性”、“歪曲真理”的特殊年代里显得尤为可贵。《冯白驹精神永存》是1997年召开的冯白驹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中有多篇论文论及这种精神。在关于王文明等其他琼崖革命先驱和革命英烈的论著中，也都对这种精神有所叙述。

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除“冯白驹精神”、“王文明精神”外，还有被誉为“红色娘子军精神”、“琼崖地下学联精神”、“白沙起义精神”等要素，林鸿范《论红色娘子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董元培《发扬白沙起义的革命精神加快山区的开发建设》等文都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

李德芳等所著的《琼崖革命精神论》一书，从历史文化、革命领袖及群众、妇女等方面解析琼崖革命的精神元素，阐述了琼崖革命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将其内涵概括为:“红旗不倒，信念坚定;孤岛奋战，自立自强;依靠群众，甘于奉献;五湖四海，民族团结”。在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进行比较后，指出正是独特的孕育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才使琼崖革命精神具有了鲜明的特性与个性。

(四)怎样正确对待“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是指成立于1931年5月1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从成立到解体，前后约一年时间。“红色娘子军”一词源于1957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第8期的同名报告文学。由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革命样板戏”，其真实历史地位被放大。随着“左”倾思潮退去，“红色娘子军”研究才步入理性和正轨。

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成立时间，一般认为成立于1931年5月1日，但也有不少文章认为其成立于1931年3月26日。3月26日其实是其前身“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的成立时间，因要求参加者剧增，琼崖特委才决定于5月1日正式组建。这一缺乏实质意义的争论也引发了关于娘子军起源的探讨。郭美兰《中共党史上第一批红色娘子军》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红色娘子军，并非琼崖女子军特务连，而是北伐战争中成立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学员队。杨闻宇《溯源娘子军》一文更指出，中国最早的娘子军出自晋冀交界处的娘子关。

“红色娘子军”只有一年战史，其意义在于它的精神。朱逸辉《红色娘子军写真》和张开新《红色娘子军史》等著作如实记述“红色娘子军”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主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血染沙场，直至被敌人“围剿”而解体的过程。在敌人的酷刑下，绝大多数女战士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这就是“红色娘子军精神”。

同样忍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为什么“红色娘子军”只出现在海南岛?王齐冰《试析琼崖妇女革命悲情的历史文化成因》、彭泽成《寻找红色娘子军》等文认为，琼崖妇女除承受全国其他地区妇女所受的压迫外，还受尽家庭的虐待和丈夫的遗弃，并且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家庭的奴隶”，而海南岛特殊的热带生存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特性更是构成琼崖妇女革命悲情的文化成因，但实现琼崖妇女解放的目标，单靠一次琼崖革命还不够。

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红色娘子军”的结局。女子军特务连在驻琼国民党军陈汉光部围剿下，大部分战士牺牲，小部分战士被俘后押往广东“感化院”。1933年的《东方画报》第31卷第8号刊有被俘的7名女战士在“感化院”的两张照片，并注明系主动投诚自首。同年，陈汉光部还拍摄了一部名为《琼崖剿匪记》的电影歪曲这段历史。随着史料的披露，质疑日益增多。《历史上有没有洪常青?》、《不应再让不知者继续宣传叛徒王时香》、《是谁制造了“王时香出卖王文宇”的弥天谎言》等文先后发表。李英敏《我们该怎样看待〈红色娘子军〉》、黄培岳《“红色娘子军”幸存者的遭遇》等文则记叙了女战士们后来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处境。在讨论中，多数人为“红色娘子军”申辩，认为不能以结局论英雄，“红色娘子军”精神不能被扼杀。

由于“红色娘子军”走红，也有人想推出“红色少年连”。吴之《红色少年连》介绍了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少年连的成立和战斗历程，倡议大力宣传和学习，然而时过境迁，“红色少年连”没有“红色娘子军”那样的运气。

(五)如何分析日军侵琼暴行及其“开发”战略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军“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30余艘舰艇和50余架飞机的配合下登陆海南岛，琼崖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日军侵琼期间杀害海南各族人民达40余万。每逢抗战胜利重大纪念日，海南各界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揭露和控诉日军的侵琼暴行，歌颂海南人民的反抗斗争。王翔译自日本学者水野明的《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1939—1945)》收集了大量侵琼日军的文件、命令、报告和记录以及日本学者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成果。宓汝成等的《日本侵占海南岛和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刘美崧的《海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林日举等的《现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琼及岛内人民的抗争》等文以及唐若玲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琼史略》、张一平等的《海南抗日战争史稿》，都是研究日军侵琼历史和琼崖人民抗日斗争的力作。

研究者们在加强对日军侵琼暴行和琼崖抗战研究的同时，近年来也把注意力投向日军“开发”海南岛的战略和目的研究。海南岛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各国的战略要冲，具有丰富的热带资源和矿产资源。王裕秋《历史上日本人和海南岛的关系》一文指出，汉唐时期日本人就进入海南岛。近代以来，日本人不断对海南进行地理、资源和军事调查，连侨民也成了特务和侵略者。金山《日本帝国主义侵琼的黎苗族政策》一文以日文资料为据，指出在20世纪初进入海南岛腹地从事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实际是在为日军侵琼和治黎做准备。伦祥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其经济掠夺》和隋丽娟《试述日本侵占海南岛策略》等文指出，日军侵琼目的在于把海南岛变成“对华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以“控制整个南太平洋”，“囊括东南亚”，建立“以战养战”的经济自给体制，为“大东亚战争”服务。

因此，关于日军掠夺海南岛资源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张兴吉《日本侵占海南岛罪行研究》通过分析日本侵琼时期的中、日文历史资料，全面揭露侵琼日军的种种罪行，并通过对其所谓“海南岛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以及林牧渔业等方面的对策分析，剖析了其掠夺海南岛丰富资源的实质。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和许金生《从石碌铁矿看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的“开发”重点》等文揭露了日军对海南岛资源的调查和“开发”的罪行。这些研究都把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海南的野心揭露无遗。

(六)如何认识黎族白沙起义的性质?

日军登陆海南后，国民党琼崖守军退入五指山，在其驻地白沙县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激起了当地黎族人民的愤恨。1943年8月12日，黎族人民在王国兴领导下在红毛乡自发地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起义，白沙起义最终汇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关于起义的原因及其地位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为什么会爆发黎族白沙起义?研究者们认为，这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政策所致。杨德春《谈谈黎族白沙起义的特点》和程昭星《抗战中的黎族人民》等文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歧视和压迫固然是黎族人民反抗的重要因素，但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南岛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屠杀才是白沙起义的根本原因。程昭星等的《黎族人民斗争史》、张介文的《明代黎族人民起义原因探讨》及邢关英的《黎族人民斗争史述略》等文，还注意到黎族本身具有光荣的反抗斗争传统。还有不少研究者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黎对策中寻找白沙起义的传统因素，如孙有康《试论海瑞的治黎政策》、卢苇《清代海南的“黎乱”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等文，都分析了封建统治者的剿抚兼施，其结果却是黎苗族人民的更大的反抗斗争。

白沙起义最初为群众性的自发反抗，为什么会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符泰光《黎族领袖王国兴的革命实践及其成长道路》和王勇《冯白驹对黎族人民的贡献》等文叙述了白沙起义后，王国兴寻找党的领导和支持，而冯白驹也派人进入五指山支援黎族人民斗争的历史事实。《白沙起义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等都展现了王国兴如何从黎族首领“奥雅”成为白沙起义总指挥，又如何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党的忠诚追随者，最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程昭星《海南少数民族对解放战争的贡献》一文还指出，如果不是白沙起义奠定的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解放海南战役就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中国共产党对白沙起义的主动领导和黎族人民自觉向党靠拢，这就是白沙起义的实质。

(七)如何历史地评价冯白驹和近现代琼崖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琼崖革命人物的回忆、纪念和传记层出不穷。在琼崖革命领导人、琼崖革命先驱、琼崖革命英烈和琼崖民国军政人物研究中，冯白驹始终是近现代琼崖人物研究的中心。

琼崖革命领导人，主要指冯白驹、庄田、卢胜、马白山、符确坚、吴克之、李振亚和陈青山等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这类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多属于回忆、纪念和传记类。作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冯白驹是研究聚焦点。在众多冯白驹研究的著作中，邢诒孔等的《冯白驹将军传》更接近历史真实。该书不但突出了冯白驹在琼崖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及其高尚品德，而且着重表现了冯白驹在“反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挫折经历，突出了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浩然正气。这些论著都以弘扬冯白驹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为主题，并以各种原始史料为佐证，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和强烈的社会现实性。

琼崖革命先驱，主要指中共琼崖一大召开前在琼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斗争的琼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者。他们不但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海南，而且为琼崖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的和组织的基础，如杨善集、王文明、冯平、徐成章等。这类文章和著作多为生平记述和革命事迹追忆。至于在琼崖革命中牺牲的普通革命英烈，仅《海南英烈谱》收录的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名单就被分编为19卷。他们多为普通共产党员、抗日战士、海外华侨、妇女英雄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等。这些烈士名录和传记丰富了琼崖地方党史研究的史料。

琼崖民国军政人物近年也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范运晰《琼籍民国将军录》和《琼籍民国人物传》收录琼籍民国将军375人。郭仁勇《文昌将军传》收录文昌籍国民党军政人物360人，仅将军就有197人。郑庭笈、陈策、郑介民、吴道南等民国军政人物的传记也比较客观真实。这些人物传记澄清了一些历史事件，也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研究国民党内部宗派、山头以及琼崖国民党军政体系的嬗变及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八)怎样看待琼崖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琼崖革命是不断积累经验和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教训和失败在所难免。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由于涉及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琼崖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琼崖革命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而且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因而长期以来颇有研究难度。

“琼崖地下学联案”发生于1949年。它始于1946年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而且在困境中坚持革命，但在1949年“反特”运动中却被镇压。这一冤案直到1953年才获平反。1997年，首部研究琼崖地下学联史的著作《椰岛学海洪波》出版。该书全面记叙了琼崖地下学联的斗争历史，并且提出了“琼崖地下学联精神”。随后印行的《历史的真相:琼崖地下学联史补充资料专辑》也揭示了这场冤案的真相，并选有与冤案相关的琼崖党组织负责人冯白驹等人的检讨以及有关的回忆和反思文章。蔡葩《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更以充满真情的文学笔法揭示了这桩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

海南“地方主义”案发生在1956年，是当时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此时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但所涉及的问题均属于琼崖革命时期。史实等的《古大存力陈冤情争取平反始末》和宋凤英的《华南分局重要领导人方方蒙冤始末》等记述了当年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及其直到1984年方获平反的经过。大量关于冯白驹的传记也都以铁的事实说明广东和海南没有地方主义，更没有什么“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这一问题也涉及到当时广东省有关领导人的评价问题，如刘子健《应该欢迎陶斯亮同志尊重历史的态度》一文指出:“评说陶铸，反‘地方主义’运动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就正面对待。我们不会回避陶铸在这场运动中处理过头，把这些问题如实地说出来，是为了安抚那些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消除伤害，达到和谐”。然而，究竟什么是地方主义?反地方主义的初衷是否正确?这场运动涉及到的众多人物如何评价?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琼崖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并不限于这些。如1932年至1933年间，在琼崖特委开展的“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和改组派运动”中，有大批干部被错杀，仅红军独立师就被处死200多人，被害干部大多才二三十岁。再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相继发生了文昌县十三区假土匪案、昌感县罗带乡“国民党反共救国青年党”假特务案等冤假错案，仅所谓假特务案中就有800多人被定为特务分子。至于土改中被错划成分的更不计其数，这在范基民等的《海南土改运动亲历记》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性质和后果都有待进一步反思。

(九)如何判定民国琼崖社会的性质?

研究琼崖革命，必须研究近现代琼崖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琼崖是以汉黎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虽然汉族聚居区早已进入农业社会，但民国时期的琼崖黎族聚居区仍然处于“合亩制”阶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合亩制”的研究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它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并掺杂各种经济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上是私有制的，但存在着公有制因素的残余;还有的学者认为，“合亩制”地区已进入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等。这些观点在杨鹤书《论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起源、发展及其性质》和易谋远《试论解放前黎族合亩制的社会性质》等文中都有分析。

民国时期的琼崖社会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符和积《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和梁小娟《邓本殷统治时期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社会略况》等文论述了辛亥革命在海南的背景、经过与延续发展及其历史意义。冯仁鸿《海口的几次大游行》记叙了邓本殷统治海南时期，在海口开设鸦片烟馆和赌馆等而引发群众性示威游行活动的始末。《海南文史资料》第17辑还编选了清末民初美国传教士关于海南的记述，特别是当时海南的地理、资源、民族、人口、贸易、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资料，很有历史价值。

民国时期的琼崖社会并非停滞不前。张兴吉《民国时期的海南》全面记叙琼崖社会从1912年到1949年间政治、经济、交通、能源、民族、城市、华侨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革，揭示了这种动荡与变革对建国后海南社会结构的影响。邢寒冬等的《民国时期海南黎族社会的巨变》和符和积的《近代海南社会多种经济形态探析》等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推行的有利于黎族社会发展的政策，不但培育了黎族的商品意识，而且也使民族融合进入新的阶段。吴建新《抗战以前海南热带农业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和张朔人《民国时期海南人口问题研究》等文，也都分析了琼崖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巨变。

由于海南建省，关于民国时期琼崖行政建制的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方大伦《近代海南建省考略》和杜昭《孙中山与海南建省》等文，叙述了近代以来海南独立设省的数次构想与流产，特别分析了孙中山关于在海南设省并建海港、铁路，逐步予以开发的设想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海南岛后拟订的《开发海南岛草案》。夏军《民国时期计划开发海南岛的一组史料》和梁有成《关于开发东西沙群岛建议书》展示了国民政府1937年前后就拟在海南岛设置特区并拟定交通、经济等项开发计划，也披露了同年国民政府关于开发东西沙群岛，以兴实业、固国防的建议书。

(十)“木船打军舰”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解放海南岛战役，是琼崖革命胜利的最后一役。这场战役是在没有海军和空军支援，没有海战经验，没有足够的运载工具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奇迹。但创造这一奇迹的仅是战略战术吗?

关于这场战役的经过和战略战术，多年来一直为军事理论家感兴趣。参加过渡海作战的部队和琼崖纵队的老战士的一些回忆文章对此有详细记载，如刘振华的《血战琼崖》、施征的《1950年解放军木船渡海取海南》和宋维栻的《“叶挺独立团”跨海征琼崖》等文。《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碧血琼崖照千秋》和《海南解放实录》等书，都记述了渡海大军用木船打军舰的奇迹。至于这场战役的战略战术，多数文章都解析军事指挥者的指挥才能和指挥艺术，总结在没有海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如何灵活运用陆上战术经验，利用木帆船等简陋航渡器材取得登陆作战胜利的宝贵经验，如良驹的《邓华将军指挥海南岛战役纪实》和田玄的《关于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的考察》等文。

解放海南战役意义重大。枫叶《对海南岛战役几个问题的探讨》、魏碧海《海南岛战役渡海登陆作战的历史经验与思考》等文，都从军事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场战役的历史意义。它们一致指出，此役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一是彻底打破并摧毁了蒋介石把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的梦想，二是使抗美援朝战争能如期打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的支援和配合，这场战役能否胜利显然是未知数。许多研究解放海南战役的著述反复引用毛泽东关于海南战役的指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陈青山《忆琼崖纵队迎接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陈诚《试析海南岛解放战役胜利的原因》等文，在肯定渡海大军克服重重困难、以弱胜强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都高度评价了琼崖地方党组织和琼崖纵队以及琼崖人民的全力支援。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琼崖纵队的里应外合和琼崖人民的积极接应，海南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台湾”。当然，这场战役取胜的根本原因，还是邢诒孔等《海南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一文所指出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琼崖革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琼崖革命60年研究的成绩斐然，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其中的一些不足。一道琼州海峡隔开了海南岛和中国大陆，这就使得许多发生在海南岛上的事情都要比中国大陆“慢半拍”。譬如，海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以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成立开始，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晚了5年;再如，海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开端，以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为标志，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晚了大半年。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琼崖革命研究的理论水平 从整体上来看，琼崖革命研究较好地坚持了唯物史观，但在许多具体问题研究中却并未完全贯彻始终。譬如琼崖抗战，必须承认国共合作的存在，但《海南抗日战争史稿》却是一部国民党正规军完全缺席的抗日战争史。其实，郑小枚《论琼崖国共合作》一文就指出了琼崖国共合作的存在事实。再如1946年，上级指示琼崖纵队“北撤”山东，后又指示“南撤”越南。面对上级的决定，琼崖党组织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坚持留在海南进行武装斗争，从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内应”。这不但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而且也是琼崖党组织成熟的标志。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提高琼崖革命研究的理论水平，必须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不但是科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也是不断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必要条件。

(二)克服“孤岛”意识，走出海南岛，以全新的视野研究琼崖革命 长期以来，琼崖革命研究强调“红旗不倒”、“孤岛奋战”等特点较多，但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甚至从20世纪世界文明发展趋势中认识琼崖革命的研究成果较少。譬如，抗战爆发后，广东军民在党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江、琼崖、珠江、韩江和南路等抗日游击纵队，统称“华南抗日纵队”，其抗击了华南地区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和几乎全部伪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但海南党史界研究抗战问题时，其关注点基本停留于琼崖纵队。而一海之隔的广东党史界却将琼崖抗战纳入到华南抗日斗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中认识，如黄自为《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作用》、李边等的《解放战争时期华南游击纵队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等文。它们在论述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时，都高度评价包括琼崖纵队在内的华南游击纵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开放的意识，宽阔的视野，研究琼崖革命的有关问题，才能使琼崖革命研究不再只是一门“岛学”。

(三)着眼于历史，服务于现实，构建面向现代化建设的琼崖革命研究体系 历史不能割断。如果说琼崖革命是海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备，那么海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是琼崖革命的继续。琼崖革命研究必须着眼于今天海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虽然近年来的琼崖革命研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就事论事的现象仍然存在。研究者们十分重视琼崖革命“红旗不倒”和“孤岛奋战”的经验，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执政经验研究。虽然也有如王新芒《五指山解放区的建设与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经验》等文章，但毕竟太少。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建国以后才全面执政，但在建国前的陕北、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已经拥有局部执政经验，而且琼崖革命根据地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最久的区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长期执政经验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加强史料的抢救、搜集和整理，不断拓展史料收藏和利用的范围 经过60年的史料抢救、搜集和整理，琼崖革命的史料建设已经自成体系。但由于经费不足，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只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印行，而且因为印刷质量等因素已很难保存。随着老一代的不断辞世，史料的抢救与保护已刻不容缓。“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和海南慰安妇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海南长期隶属于广东，民国时期的报刊、书籍、档案等都保存在广州、南京和北京等地的相关机构里。这些都涉及海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变迁，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关于日军侵琼暴行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一批精通日文的学者对于日文资料的翻译和使用。

(五)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不断提高琼崖革命的研究水平 经过60年的建设，琼崖革命研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关于琼崖革命的重大问题研究和史料收集、整理等主要在省党史研究室和各市县党史研究室，而琼崖革命专题研究主要在海南的几所高等院校。但这些研究力量间相互缺乏协调，更缺乏总体研究规划，常常出现研究内容重复，学术资源浪费，研究水平不高等现象。学科建设与琼崖革命研究脱节也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也许会出现琼崖革命在海南，而琼崖革命研究的高水平成果在省外的局面。对于琼崖革命研究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合理布局，优化结构，重点攻关，加强新生研究力量的培养，甚至组织跨省合作的综合性研究课题等，已成为提高琼崖革命研究水平的关键性问题。

纵观琼崖革命60年的研究，可以总结为:研究成果丰硕，但理论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特色十分突出，但研究视野比较狭窄;重视为现实服务，但现实感和时代感不够强烈;史料的抢救、搜集和整理成就巨大，但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专题研究有重大突破，但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与同为革命老区的陕西、江西等省的地方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相比，琼崖革命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60年的研究取得的成就已经为琼崖革命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琼崖革命研究在新世纪将得到新的发展的希望所在。

［1］冯白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M］．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

［2］毛平．海南地方党史研究初探［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4):33－36

［3］王朝赞．海南地方党史研究动态［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2):81－82．

The 60-year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ainan:Retrospection，Introspection and Prospection

ZHAO Kang-tai1，2

(1．School of Marxism，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2．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The 60-year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ainan went through 3 phases，i．e．，difficult initiation，sorting of historic data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The revolution in Hainan did numerous historic wonders，and many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which are worth recording and remembering．Systematically sorting and completel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the 60-year research o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ain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even the whole progress，of CPC his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Hainan;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PC history;CPC history

K 26

A

1004－1710(2011)05－0037－09

2011－07－15

赵康太(1955－)，男，陕西黄陵人，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