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创作中大众传媒主题解读

王晓华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奥威尔创作中大众传媒主题解读

王晓华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本文对奥威尔创作中的大众传媒主题进行了解读。笔者认为，奥威尔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揭示事件的真相。他坚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打破一个社会、一种声音的传媒独裁。他用“自由、平等”的标准客观公正地检验一切大众传媒，并将追求舆论自由作为反对传媒独裁的最终目标。

奥威尔;大众传媒;主题解读

奥威尔创作中除了反极权主义之外，在反对大众传媒的专制与掩盖事实真相方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威尔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人们揭示事件的真相。他坚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打破一个社会、一种声音的传媒独裁。在针对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同时，奥威尔也批判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新闻媒体的虚伪性。他用“自由、平等”的标准客观公正地检验一切大众传媒，并将追求舆论自由作为反对传媒独裁的最终目标。

现代传媒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应反映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对事实真相的认知角度的差异以及权力主体与非权力主体倾向性的差异，导致大众媒体在反映社会真实的过程中，又将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强加于受众。这体现出大众传媒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性是人们对现有统治权威的赞同，维护现有的合法性手段有两种方式:强制性维持和认同性维持。强制性维持是权力主体用合法暴力强制社会成员对其统治规范的认可和接受。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讲，其政治合法性是暴力强制的一种形式。认同性维持即权力主体以及权力的物质形式对人们的外在自由与权利的控制，也是权力主体对人们内在精神自由的控制，主要是权力主体通过对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而导致权力主体与非权力主体在接受媒体信息时的不对称性，从而实现大众传媒对受众精神自由的控制。在政治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政治社会化的载体，可以控制传播、选择信息，从而引导受众的信息接受。于是，大众传媒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遮蔽了客观事实真相。从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意义角度讲，它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与手段，而且还是特定集团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载体。奥威尔在文学创作中所要做的就是将客观事实从遮蔽的状态返回到真实的状态，即他要完成从遮蔽到揭露的过程，还事实真相于受众。从自己的核心思想观念出发，奥威尔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媒体作出了批判。

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与事实真相不相符的新闻，读到了虚构的战争报道，见证了勇敢作战却被斥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给他的最初的感觉是客观事实真相“脱离了现实世界”。未来的历史书是根据掌权者的命令编写。①

那么，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舆论报道又是如何偏离事实真相的呢?英国大多数新闻媒体支持佛朗哥并大肆宣传只有佛朗哥政权是唯一合法政权。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诗歌、评论与宣传品充斥文坛，也飘扬在英国的大街小巷。英国共产党人如雷蒙·威廉斯等人并未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但他们从意识形态出发，本着为前苏联在西班牙内战的作法开脱的目的，歪曲事实真相，指责奥威尔的报道。另外，在英国颇有正义感的报刊《新政治家与国家》也屈从于某些利益集团，掩盖事实真相，禁止刊登揭露西班牙内战真相的报道与文章。英国民众对西班牙内战的这些复杂的看法，除少数直接参加者如奥威尔等人之外，大多数人是根据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得出结论。面对大众传媒对客观事实的遮蔽，凭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奥威尔要求自己向公众揭露事实真相，以正视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奥威尔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创作完成的。“事实上，奥威尔写作本书的初衷也就是要揭示真相，而非编织构造生动感人的故事，或者展示自己光荣的战争经历”①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代译序》，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奥威尔的《目睹巴塞罗那》及关于《西班牙战场》的书评文章，都受到《新政治家与国家》一刊的拒绝，其理由就是此类文章不合时宜。关于奥威尔的此次遭遇，美国的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写道:“从西班牙回来撰写他的经历时，奥威尔发现，左派分子几乎无人愿意接受他的控诉，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费了一些周折出版。”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按自己的理解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做了一定辩护(这个革命党派遭到斯大林派第三国际的迫害，在当时唯有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为之辩护)。奥威尔曾说:“我只所以要写这本书，就因为我要揭露一个谎言，要引起大家注意，要大家注意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为此，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不惜损害整部作品的一致性与完整性，加入了后来多为世人指责的新闻报道的部分，即第十一章。正如他说的:

一位我所尊敬的批评家教训了我一顿。“你为什么把这种材料加在里面?”他说，“本来是一本好书，你却把它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不错，但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正好知道英国只有很少的人才被允许知道的事情:清白无辜的人遭到了诬告。如果不是由于我感到愤怒，我是永远不会写那本书的。②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同样的思想在《回顾西班牙内战》中得到了相同的表达。他说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报道与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报纸上报道某地发生激烈战斗时，事实是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战斗。这样的虚假报道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比比皆是。英勇作战的军队被指责为懦夫与叛徒，而没有上过战场、未曾开过一枪一弹的人却成了英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死，新闻报道中却只字不提。更为可怕的是，多数新闻媒体争相转载这些虚假新闻，而许多知识分子也对这些虚假报道信以为真，并对之产生同情。为此，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第十一章中，奥威尔对大量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一一作了澄清。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还原历史，告诉大众一个真实的西班牙内战。

记者出身的奥威尔深知大众传媒与报道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因此，奥威尔在其文学创作中，努力揭露大众传媒通过特定手段将客观事实虚拟化，并以虚假的逼真景象服务特定政治目的的做法。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这种制约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日本学者藤竹晓在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基础上，于1968年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是受大众传播所形成的信息环境控制的。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树立“意见领袖”、营造“意见环境”等手段来影响和制约舆论，从而影响、制约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因此，沉陷信息环境将使得受众无法回到客观环境，无法辨别事件的真伪，而不得不接受“意见领袖”们所营造的“意见环境”的控制。概言之，大众传媒独裁通过虚拟化的客观事实，制造出“逼真”的假象，从而使受众接受一个看似真实而实则虚假的客观现实。从根本上讲，传媒独裁真正体现为思想与精神上的独裁。这种统治方式将会彻底消灭人的判断与意志，甚至是独立的言说权利与语言功能。

西班牙内战对奥威尔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促使他创作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以此向人们揭露事实的真相，驳斥大众舆论的谎言，而且也促使他写了《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在这些作品中，奥威尔向人们描述了一个政治主体干预传媒与舆论方向，并使受众归顺政治主体的过程。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旗帜下，极力反对极权主义制度下政治集团对传媒的控制。他在成功的夸张与虚构之中，将传媒独裁的面目描绘得淋漓尽致。奥威尔虚构了大洋国政府机构的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等)，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法律的实施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富裕部(负责大洋国内的经济事务)。从表面来看，这四个部是各自独立的，互不干涉。而事实上四个部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同为大洋国的政治统治服务。真理部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矛盾表述是大洋国传媒独裁的最真实的写照。奥威尔在此所虚构的这种大众宣传的政治统治还只是传媒独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种独裁经过不断强化与反复灌输，最终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才是最为可怕的。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彻底摧毁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与独立判断的能力，使他们成为一群政治意志的附庸。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这种舆论独裁模式就是舆论控制——清洗头脑——思想统——集体无意识出现——一个社会，一种声音。小说中描写人们在电幕前集体祈祷的场面就是这种模式形成的过程:

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B－B!……B－B!”……这种有节奏的叫喊在感情冲动压倒一切的时候是常常会听到的。这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伟大的赞美，但更多是一种自我催眠，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闹声来麻痹自己的意识。①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麻痹自己的意识是为了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这是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因为当传媒被当权者控制，各种声音最终变为一种声音时，不同的声音将成为异端邪说，人们在传媒独裁的控制下为了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忠诚，到最后会违心麻木地成为独裁政治的帮凶。这时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在肉体上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在精神上会遭到彻底的摧毁。其结果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消灭生存意志。奥威尔以反讽的口吻将大洋国独裁政党的真理观摆在人们面前。在其冷静的叙述中，人们分明感到了后背的嗖嗖冷风并不寒而栗。大洋国的真理观看似奥威尔的一种夸张，然而，在现实中，法西斯主义“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叫喊还没有停止，传媒独裁镇压异己的行动还会继续，持不同政见者在强大的专政机器“教育”下不断改造精神世界。因此，尽管《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但它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却是十分强烈的。

任何形式的运用，都是为内容服务的。为更真实客观地揭示事实，还真实于民众，奥威尔在创作中采用新新闻主义写作方式。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新新闻主义写作早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它是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从创作形式讲，它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围绕这一要求，写作中强调作品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更细微的细节描写以及对话的作用。从创作内容上讲，新新闻主义写作更强调了作者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干预社会进程，体现其社会责任感。记者出身的海明威曾对此作出成功尝试。同样是记者出身的奥威尔也成功地运用此写作方式，强化了新新闻主义写作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强化了文学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作用。

与之喜欢的作家一样，奥威尔也注重细节的描写。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奥威尔对细节的描写不仅是为了营造气氛、烘托情绪、创造艺术效果，更是为了向人们展示生活的真实，将生活以原生态的方式直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细节描写有时显得很冗长、很平淡，不像文学创作，难怪有人指责他的细节描写像新闻报道。然而，也正是这种细节的刻画，却形成了奥威尔独特的艺术特色，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在平淡无奇中显出作者的正直、善良、坚韧与执著，以及浓厚的人文关切情怀。换言之，他的情感不是表现于创作的表层，而是深深蕴涵在平常的语言背后的一种持久的影响。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中，奥威尔曾有这样的细节描写，“穿越那尽是钢渣与烟囱、成堆的废铁与发臭的沟渠、鞋印交错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在一所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年轻的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根棍子在捅屋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种种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奥威尔将社会公平、人人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思想传递在客观平淡的细节描述之中。在看似平淡的讲述的背后是悲天悯人的情怀。然而，在倡导言论自由的欧洲，有关贫苦大众的生活却难以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大众的真实生活被政治学派有意地过滤掉了，留下的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与稳定。《一九八四》开头就为读者刻画了一幅舆论独裁的场景:“在他的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但没有办法完全关上”。②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这种描写集中向读者揭示出现代大众传媒以一种声音和无处不在的形式向民众强行推行少数人思想意志的事实(尽管奥威尔在此描写的是极权主义统治下大洋国的场景，但它却又是现实的真实描写)。作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使其真实感受到舆论独裁统治是多么的可怕。为了保持一种声音，当权者可以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生命。“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了的第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①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人们每天的言行都受到思想勘察的监视，人们没有了任何的言论自由与隐私保持权。奥威尔的描写中，大洋国的人就如同玻璃人一样，通体透明，没有任何掩蔽，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人们的思想被一种声音的社会统一起来。除了这一种声音，大洋国就不能再有第二种不同的声音。于是，人们对外在事物的了解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对事物的判断也只能有一个答案。

奥威尔这种亦真亦幻的创作，向世人揭露了传媒独裁那无声无息的残酷性与毁灭性。换言之，传媒独裁不仅要在肉体上消灭人，更要在精神上消灭人，在思想上消灭异已。《动物农场》的结尾更加耐人寻味，“窗外的动物们先看看猪，再看看人，又反过来先看人，后看猪，但它们再也分辨不出人和猪有什么分别了。”老少校所讲的“凡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凡是用四条腿走路的，或者是靠翅膀飞行的，就是朋友”的话，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英格兰牲畜之歌》中“我们的鼻子不再穿着铁环，脊背上没有了挽具和鞍辔，嚼子和马刺也将永远消失，再没有人对我们挥动皮鞭”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当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时，“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就理应变成了“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的结论。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如果说在《动物农场》中对传媒独裁、压制民主自由的批判还是借助动物的行为传达出来的话，那么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是用人的世界直接描写并鞭挞政治社会中的传媒独裁。

总之，奥威尔的创作努力揭示出:政治独裁而引发传媒独裁，政治主体依靠大众传媒的强制而最终实现受众思想的同化。这不仅要消灭受众的肉体，更重要的是消灭其独立的思想，让其存在于统一的舆论之中。而奥威尔对大众传媒的这一揭露，不仅仅是针对前苏联的，同时也是针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根本上说，他要求在“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下，真正实现大众传媒的民主化与自由化。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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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12－0173－04

2011－10－04

王晓华(1965―)，女，汉族，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奥威尔创作主题研究”(09CWXJ1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