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其现代意义

郑丽平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及其现代意义

郑丽平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0)

陈独秀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深层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发动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被动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陈独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意义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化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客观上开启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被动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本文欲通过深入分析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评析其得失，进而为我们正在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批判旧伦理旧道德，建立以自由、平等、独立为核心的新伦理新道德

陈独秀认为，旧伦理、旧道德是封建传统文化劣根性的集中表现，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所在。因此，他号召国人起来打破封建伦理的束缚，建立以自由、平等、独立为核心的新伦理新道德，为中国开辟新的变革之路。

首先，陈独秀批判并揭露了封建旧伦理的实质和危害，主张彻底否定封建旧伦理。在他看来，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本质就是别尊卑、讲贵贱、重阶级，近代西洋文明则是提倡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人主义精神，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儒家伦理推崇的纲常礼教危害最大。他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①《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194、194、204页。他认为，这种封建伦理显然起着巩固和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作用，正是由于伦理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使得封建专制制度具有了牢不可破的根基。比如，所谓的“忠孝”观念，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本义。“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②《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194、194、204页。他指出了以忠孝为本义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四宗罪:“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③《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194、194、204页。这样一来，被称为传统美德的忠孝观念，就成为了剥夺和压制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罪魁祸首。针对有人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而在伦理上继续实行儒家的纲常名教的论调，陈独秀给予坚决反驳，他指出，新旧之间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存其一必废其一”。他说:“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④《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194、194、204页。其理由是，共和立宪制的精神要旨“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这本身就是对封建伦理的纲常阶级制的否定，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况且，如果在政治上否认专制，而在伦理上仍奉行封建纲常名教，就必将破坏“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因此，要“立新”就必须坚决“除旧”。

第二，陈独秀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主张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新道德。首先，他认为封建旧道德不适应现代社会。从道德本身来讲，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这是社会进化的一般原理。他指出了人们在道德认识上的两大误区:一是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说:“吾人往往以为道德不能变易，吾人今日所遵之道德，即自有生民以来所共认之道德，此大误也”。“夫道德变迁之迹，实有显著不可掩之事实。”这就告诉人们，道德的变迁是社会发展进化的必然要求。为了解释这一道理，他举例道:“如野蛮部落之民族，往往以能杀人为荣。有子成立，必教以杀人之术。杀人愈多，则受人崇敬愈甚。”而这种道德，在现在看来，“似觉怪诞”。①《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二是以为随着近代科学的发达，道德将不复存在。陈独秀对道德问题深有研究。他认为，道德和宗教、法律一样，有其必然存在的依据。道德是维系人们社会关系的纽带，只要有人存在，道德就存在;道德是统治者“维持群治之具”，封建道德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就是最好的证明。科学是作为技术上的工具，而道德则是思想和行为意识的工具，科学的发达并不能导致道德的消失。针对此种观点，他反问道:“科学纵极发达，能使人人皆离群而索居乎?”②《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第二，他认为封建旧道德是十足的“奴隶道德”，③《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主张抛弃旧道德，代之以自由、民主、平等的新道德。在他看来，在封建奴隶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整个社会道德堕落，世风日下，而对于“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④《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可见，多数国民麻木不仁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向人们说明了封建的儒家道德是国民整体道德堕落的根源。⑤《陈 独秀 著作 选编(1897－1918)》 第1卷，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2009年 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因此，他号召坚决抛弃束缚人性的旧道德，实行自由、民主、平等的新道德。

第三，批判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孔教。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封建旧伦理和旧道德能够在中国维系几千年的统治，孔教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阶级才极力维护孔教的地位，而袁世凯之流也企图借孔教复辟帝制。陈独秀认为:“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⑥《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只有与孔教作彻底、坚决的斗争，中国社会才能找到变革的出路。他对孔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教与帝制。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⑦《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他揭露了康有为等人尊孔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别尊卑，重阶级”⑧《陈独秀著作 选编(1897－1918)》 第1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的帝制。他认为，孔教作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工具，它所维护的就是封建帝制。因此，孔教与封建帝制是相生相伴的，尊孔必定导致帝制的复辟。因此，他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⑨《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可见，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孔教与帝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反对孔教，才能消灭帝制进而建立平等自由的民主共和制度。二是孔教与宪法。陈独秀认为，孔教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花石”，⑩《陈独秀 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 ，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而宪法是代表现代民主精神的，因此，二者是不能并存的。三是孔教不适应现代生活。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因此，孔教显然已经是一种落后的礼教。现代国民精神的核心是独立自由的个人主义，现代国家是为维护个人合法利益而存在的。而在封建制度下，多数国民是被专制的对象，毫无自由可言，更无所谓个人利益。他指出:“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显然，孔教是与现代个人独立精神根本相悖的。他还从经济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孔教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蓄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提倡个人自由，提倡各人权利的时代，那么就必须从根本上排除阻碍现代个人主义精神的孔教。”⑪《陈 独秀著 作选 编(1897－1918)》 第1卷 ，上海 人民 出版社2009年 版，第336、336、337、305、204、284、239、271、334、248、266 页。

二、批判宗教迷信，倡导建立科学的人生观

(一)批判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主张用西方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取代虚无、放任的老、庄思想。陈独秀指出，老庄以来的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造成了国民性的腐朽和堕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腐败落后。他认为，国民性堕落的主要表现就是存在着“懒惰、放纵、不自由的思想”，而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原因就是老庄以来的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⑫《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他说，在印度，只有佛教观念，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欧洲，虽然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学哲学，而佛教观念和老子学说却没有太大影响。而在中国竟然这四种虚无的思想都聚全了，而且在青年当中，虚无主义有日渐发达的趋势。更令他心痛的是，国民中的一批所谓的“贤人君子”，也受到老、庄放任和虚无主义的毒害，奉行无为的人生观。他指出:“其始也未尝无推倒一时之慨，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偾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疾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他指出，这四种人，“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消极，如此脆弱，如此退蕙，如此颓唐，驯致之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国贱奴根性薄弱，其乃铁案如山矣”。①《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为了根本改造国民性，陈独秀主张用西方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取代虚无、放任的老庄思想。在陈独秀看来，“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②《陈独秀著 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也就是说，人生应该是积极进取、勇敢战斗的，而不是苟且偷安的。“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享受，以至无穷”。③《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他竭力唤醒广大青年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奋斗，甚至包括付出自己的生命。

(二)批判宗教迷信，提倡科学无鬼论。在批判封建礼教、旧道德、旧的人生观的同时，陈独秀还深入到与国人思想密切相关的宗教领域。针对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风气，他忧心忡忡。他说:“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④《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他认识到，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是新文化运动的障碍。因此，必须破除禁锢人们头脑的宗教迷信，建立科学的信仰。他明确指出，人世间本无鬼神，鬼神观念纯粹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他批判了几种被人们“神化”的偶像:一是无生命的泥雕木塑。对于这种迷信现象，他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⑤《陈独 秀著作 选编(1897－1918)》第1卷，上 海人民 出版社2009年版， 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二是封建君主。陈独秀揭露了君主的实质。他指出，君主“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⑥《陈独秀著作选 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 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三是国家。他认为，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他说:“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⑦《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可见，国家不过是人民的集合体，在本质上没有什么真实能力，现在国家却靠着骗人的把戏，实行着一部分人的阶级统治。而封建国家的实质，不过是“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四是其它类似纪念类的事物。比如“勋位荣典”、“节孝牌坊”，他指出，对于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事物，只有出自“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反之，如果“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而虚荣心甚至比伪道德危害更大。因此，“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为了彻底击败鬼神论，倡导科学无鬼论，从1918年开始，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了关于有鬼无鬼的论战，对人们认清封建迷信的本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专门写了《有鬼论质疑》，提出八个疑问，指出了有鬼论的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处处针锋相对，给有鬼论以极大挑战。陈独秀主张建立科学的观念。他特意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类似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所有鬼神、迷信，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产生的，越是发达的国家，越相信科学，而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推崇迷信。因此，他主张必须早日破除迷信有鬼的观念，建立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观念。

三、批判旧教育，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教育

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旧教育根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必须彻底革新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1915年他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陈独秀的教育眼光十分宽广，也十分独特。他将教育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上的教育“乃学校师弟之所授”，而广义上的教育则包括了“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他对封建专制体制下的教育现状表现了极大的担忧，“以执政之摧残学校，遂谓无教育之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谓识字之迂腐乎?以如斯志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费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也!”而青年学子“绝无进取向上之心”，他高声呼吁:“呜呼!是谁之罪欤?”“罪在执政”、“罪在教育家”。⑧《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 。当时，康有为等人极力将孔教推到国教的地位上，他们在教育上喊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主张。针对这种主张，陈独秀针锋相对地指出，孔教作为“历代帝王专制的护身符”，其学说及主张早已不适应现代生活。现在的时代是民主共和的时代，应当提倡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共和国民之教育”，要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⑨《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9年版，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学习西方的“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破除迷信，思想自由”，⑩《陈 独秀 著作选 编(1897－1918)》第1卷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2009年版， 第180、160－161、387、411、422、422、423、170、250、271 页。彻底废除泛滥在教育中的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之说。总之，他认为只有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锻炼身体，增强意志)”这四大主义才能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

四、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随后，陈独秀撰写《文学革命论》一文，对文学革命表示极大支持。他认为，此前的政治革命都在去除黑暗，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依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人们的守旧观念。要想找到中国的新出路，还必须革新旧文学。他痛陈旧文学的弊病，主张进行彻底的文学革命，打倒“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打倒“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迂腐文学，实行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新文学。他批判无病呻吟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旧文学，他说:“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①《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291、328页。他主张，小说应该善写人情，而不应该善写事情。他指出:“现在的所谓国语文中，只能用作洋八股——宣传论说、骗钱小说等的工具，不能够用做文学的工具。有力量的文学，必须有很敏锐的直接刺激读者感官的本领。”他认为，旧文学最大的弊病在于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大众。他非常鄙夷那些自命为革命文学家、大众文学家的人，他说:“他们的作品中找不出一点大众语言，大众生活，只是乱叫几个革命名词，或一些我我卿卿的肉麻语，这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大众文学!不过是洋八股罢了!”而真正大众的文学，应该“以日常生活为主要成分”，大众的应用文和文学文都是这样。他号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们，应该具备文学的真本领，“应该拿起笔来，用中国社会的实际语言，写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这样的文学家“才算是文学家，才算是革命文学家，才算是大众文学家”。②《陈独秀著作选编(1897－1918)》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291、328页。

他认为，旧文学的文学风气导致了国民性的阿谀、虚伪、堕落。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得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风》、《楚辞》到两汉的赋文，到魏晋的五言，唐代的律诗，最后到明清的小说及八家七子文派，虽然著作很多，但“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他主张，革新政治，势必革新文学。他高举起文学革命的三面大旗: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在批判旧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革命观。他认为，从文学本身来讲，其本义应该是“达意状物”。他说:“文学之文，特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馀乎?”③《陈独秀著作选编(87－91)》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291、328页。“达意状物”的实质就是要反映客观实际，反映人们的真实生活，注重写实主义。他说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已经是“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然而中国的文学却是“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他强调要改变这种虚无浮夸的文学风气，“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

五、陈独秀批判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矛盾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在经济上造成双重结构，在文化上也是一样，这样就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陈独秀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激烈冲突时期。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也包含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第一，陈独秀坚决抛弃阻碍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陈独秀现代化思想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惰性。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客观要求，是从变革出发查找问题，进而寻找出路的方式，而不是从传统文化本身出发的批判。这种站在事物外部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映了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方面的共同思想倾向。以社会救亡和变革为己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都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批判和揭露传统文化的惰性。因此，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代表了五四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可以说，这样的出发点反映了现实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至于其在反传统文化上的极端倾向，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族危机的深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认识过程。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认识的不成熟所致，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们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决不能拿一种“事后诸葛”的眼光来评价，而这是学术界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极易犯的错误。

第二，陈独秀抓住了现代性的主要因素: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曾是西方资产阶级崛起时的价值观的核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于20世纪上半期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中华民族来说，民主与科学的提出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虽然学术界有人批评这样的民主与科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性质的民主与科学，相比总体保守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显然是一种进步。陈独秀批判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建设新文化，而新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因此，从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意义上讲，引进西方这种先进文化观念以改造落后的传统文化，以民主攻击专制，以科学荡涤愚昧，没有人能否认是一种进步的文化观念。陈独秀以大无畏的勇气，抓住了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攻击，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先河。正因为这样，后来的许多人将陈独秀发动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因素，从此成为有识之士孜孜追求的目标，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也日益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参与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

第三，陈独秀把传统与现代看做是截然对立的，这显然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性质不同的两个方面，即对立的一面和相互统一的一面。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潮流的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且要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成功的现代化是一种双向运动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失败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过程，现代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摧毁。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关注对立的一面，而否认和忽视了二者相统一的一面，于是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偏向。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充分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充分吸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本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因而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他们的现代化都具有自身民族的特色。陈独秀在改造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实效，也因其不切实际而被后来的有识之士否定。这无疑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时，科学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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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1］12－0029－05

2011－02－15

郑丽平，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