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你的刹车板丢了

文 _ 潘采夫

在记忆里，我七八岁就学会了骑车，个头儿还没车把高，从28车的大梁下面跨脚蹬子，意气风发得像在草原上骑马。那时候村里根本没有车，村边也没有公路。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在耳边对我说，她要出去一下，叫我别害怕。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一大堆小石子，用板车拉得好几趟。原来，我们那一片发现了石油，油田的人要从我们村西边修路，用卡车拉了石子儿放在路边，准备第二天施工。一夜之间，我母亲和我们村的人，把那些石子儿全部偷运回家。后来家里用这些石子儿打了几口麦缸，还打了一个挺时髦的条几。

公路修好了，汽车多了，我却感觉到恐惧。在路边玩时，每次有大货车经过，我都要跑出好远，害怕大轮胎崩起的石子儿会把我击中。有一次，一个邻居用板车拉着他父亲在公路上走，结果他父亲被车撞死了。车逃得没了踪影，村里人就把棺材放在路上，邻居披麻戴孝，所有过路车辆必须交钱才能通行。在村里人看来，让过路车辆交钱是一种正义，否则能找谁说理去。

路通了，油田越来越多，工人们开车到村里，挥着钞票，什么都买。知道了什么是钱的村里人如梦初醒。就像你在《铁道游击队》中看到的情景，他们身手敏捷地扒上汽车，把车上的各种原料扔下来抢走。后来，偷油开始了。我听过一些故事，有的村妇去找油田的看守，用肉体去换油，别人也视为寻常，仿佛进行的是普通的物物交换。还有的用车拉上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开到油井，一见到管理员，老婆婆就扑上去不放手，管理员往往吓得不敢动，怕把老人摔骨折，老婆婆的儿子、孙子趁机偷了油就走。

十来岁时我进了城。上中学的时候，我跟同学在公路上骑车，不小心蹭着一骑车小贩，他顺势倒地，“哎哟”叫个不停，说被我撞坏了，要我叫家长赔钱。小贩一边诈伤，一边威胁我，还掐了我的脖子，让我感到羞辱。后来父亲赶到，父亲的朋友也到了，他跟小贩是一个村子的，是来说和的。结果，我还是被讹了几百块钱。

那次经历给我内心留下了创伤。我的乡亲们以及那个小贩，在自己的乡里基本上都被评价为好人，在熟人社会里，他们有着不错的名声。但走到陌生人穿梭的路上，一切规则好像就不存在了，如置身野蛮的道德荒原，伤害别人填饱自己，成了大家默认的一种“规则”。亲戚告诉我，某天有卖大米的人拉车到村里，结果被村人哄抢而光。卖米人在路上痛哭，村里人嬉笑依旧，完全没有愧疚感。

也许我们当地民风太坏，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叫“普遍规律”的东西，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之外，就成了规则的空白地。那里本来应该驻扎着法律，但当人人心中都没有法律，或者把法律当成可以任人捏弄的胶泥，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

难道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乡土中国的有序依赖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说过，熟人社会的协调半径只有 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人。当乡土中国开始转型，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体制和法律跟不上转型的加速度，整个社会就可能变得扭曲无序，直接从熟人社会进入到坏人社会。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毒奶粉、毒馒头、毒大米、“70码”、黑窑工，最终到了“7·23”动车追尾事件，你会发现，当他人即地狱，那就成了人人即地狱。

孙立平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底层的沦陷”，他认为底层在经济层面的沦陷必然伴随着道德的坍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从来就没有单独的沦陷，底层沦陷的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沦陷，是道德底座的坍塌，是对社会伦理的抛弃，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已经无可挽回。

中国，你的刹车板丢了。

崔卫平老师说过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这句话本是鼓励人奋进的，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中国，但如果黑色地去理解它，发现竟然也能够成立。想到这里，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