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旅程 — 专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2011-06-01 10:04陈敏
读者·原创版 2011年10期
关键词:布莱尔

文 _ 本刊特约记者 陈敏

“我感到冷静而且平静。我感到还有未竟的事业,正在走向新的生活。我走过了一段长长的旅程,兴奋于还将继续新的挑战。”

托尼·布莱尔站在窗边接电话,一声不吭。合体的蓝色西装,硬朗的脸部线条,侧影挺拔。这位身高1.85米的英国前首相,仿佛电影男主角。

听了十来分钟,他简短地三五句结束通话,随即向记者笑着伸出右手,得体躬身。金褐色短发已然灰白,蓝眼睛却还坦诚年轻,凝视对方。

这种凝视,让人想到布莱尔谈及戴安娜王妃时说:“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控制他人,迅速察觉他人的情绪……她对所有人都那么亲切友好,没有其他地位相当的人能这样做,若非情感真挚,效果不可能如此显著。”

58岁的布莱尔,气场不逊当年。

布莱尔于1953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幼时进入达拉谟的唱诗班学校,后来转到爱丁堡费茨中学就读,这是一所著名的寄宿独立学校。

18岁时的布莱尔有点叛逆,去了伦敦游荡,与朋友创办摇滚乐队。他曾在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长椅露宿,也曾长发光脚,坐在卡车顶上大笑……一年后,他没能成为摇滚明星,而是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法律系学习。在校时,他组建了一支名叫“丑陋的谣言”的摇滚乐队,他的吉他弹得很棒。

大一时,他回乡,父亲和朋友们在车站接他。

他穿着一条破牛仔裤—那时叫寒碜不叫流行,还套了件旧窗帘改成的无袖上衣。布莱尔看见父亲皱眉头,开了个玩笑:“爸爸,好消息是,我没有吸毒。”

回想过往,他笑了:“我1975年大学毕业以后,生活很艰辛。理想主义并不可取,我必须更注重现实。”

22岁,布莱尔进入林肯法律学院工作,不久后结识了年轻女律师切丽·布思,热烈追求,直到打败其他角逐者。切丽是智力超群的优秀学生,大学毕业后以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了诉讼律师资格考试,并加入了伦敦律师协会,她经手的很多案件成为行业典范。切丽对政治兴趣浓厚,17岁就加入了工党。两人相恋之后,布莱尔迅即加入工党。

27岁,布莱尔与切丽成婚。41岁,布莱尔出任英国工党党魁。他放弃了工党的原有政策,重新定位,明确三大关注的议题是“教育、教育和教育”。在1997年的英国大选中,他大获全胜,结束了保守党长达18年的执政时期。

当他知道自己创造了新的历史,即将成为英国自1812年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当欢呼的人群沸腾甚至哭泣时,布莱尔相当清醒:“不要骄傲自满,像个刚在球场踢进致胜一球的球员。”狂喜瞬间即逝,他感受到的是恐惧、焦虑和巨大的责任。披上了首相斗篷,接过治理国家的重任,规模和复杂程度都和竞选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别无选择,必须勇往直前。

当今政治领袖都有疯狂的日程表,不仅在国内奔忙,可能几天要飞四五个国家,而布莱尔一直在公众面前保持着智慧、谦和、风度翩翩的形象。首相夫人切丽虽抱怨自己“成了透明鱼缸里的金鱼”,被媒体时刻追踪,但常跟布莱尔十指相扣,大秀幸福。他们还有4个可爱的孩子。幼子利奥出生在唐宁街10号,是150年来英国首相在任期间孕育的第一个孩子。

“当我宣布切丽怀孕了,大家反应各异:一是吃惊—首相也有性生活?和他的老婆?二是冷嘲热讽—一定是他的智囊团要求的,想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三是反感。”

以这种幽默淡定任职10年,布莱尔带领工党连续3次赢得大选,成为工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他支持自由市场,发展经济,落实最低工资,进行宪法改革,加快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并且申奥成功。如他所言:“1945年以来,只有一个政府做到了这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少的失业人员,更加完善的教育和医疗体制,较低的犯罪率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再漂亮的政绩,似乎都被伊拉克战争的阴云悄然遮蔽。

内阁批评布莱尔一意孤行,而之前媒体盛赞这位首相有容乃大。的确,对于反恐,谦逊的布莱尔十分坚定,并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支援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失去民众支持后,他被迫在2007年6月27日正式离任。

“离开的心情并不狂暴,却更加痛苦。”他说,“也许最终证明我做错了,正如某些人所批评的,但是请至少相信,为了这个国家,我竭尽全力地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离任时,布莱尔从唐宁街10号带走了三把吉他,其中两把是摇滚明星赠与他的。

其后,布莱尔担任四方(美国、联合国、俄罗斯和欧盟)会议中东问题特使,协助巴勒斯坦人为立国做准备;发起成立了“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努力使信仰在当代世界成为正面力量;创办了非洲治理促进会,目前已为卢旺达、塞拉利昂带来持续投资……

这位钟情摇滚的政治家,继续着更加自由的个人旅程。

一个喜欢中国的英国男人

布莱尔这次来到中国,是参加自传《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中文版在北京的首发仪式。

他已来过中国多次,坦陈很喜欢这个未知领域十分广阔的国家:“每次探索都想让我更深入。”

1997年香港回归,布莱尔主动要求参加交接仪式。仪式上,他的微笑相当显眼。针对当时媒体“香港末日”的悲观预测,他说:“英国是有辉煌历史的国家,但她不能生活在过去,希望继续拥有香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英国传递时遭到干扰,一时谣言四起,布莱尔相信“北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现真正的中国”。他赴京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奥运会标志着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无法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将会逐渐淡出,权力和影响力正朝东方转移。”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未来”。

当东方的崛起让西方恐慌时,布莱尔正视这种力量。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中英关系全面发展,迈入历史的最好时期。

卸任后,布莱尔来中国更加频繁。20年前,他初次接触的北京处处是自行车,办事也很程序化,行人看到外国人会紧张。“现在,我们能在一起聊天,开玩笑。人是变化最大的,尤其是中国的年青一代,他们都很想要成功,也感觉到了问题和压力,但拥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态度。”

同时,他坚持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论断:“北京和上海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我去过两次贵阳,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必须关注贫困人口的脱困问题,继续发展经济。所以,政治稳定十分重要。”

他谈到中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政治改革;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和谐的社会发展。

“中国曾一度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现在,我们都有自己的明天。”

一位饱受争议的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很坚定。

或许,他的坚定源自母亲。他形容自己跟父亲一样主动坚决又野心勃勃,而他内向的母亲,“端庄慈爱,几乎是个圣女”。母亲52岁时因甲状腺癌去世,他感觉世界倾覆,“那个纯粹地爱着我的人,从不期待回报的人走了”。伤痛转化成前所未有的“生命有限”的紧迫感,他的抱负更加坚定。那年,他22岁。

30年后的一个夜晚,心力交瘁的布莱尔回到家,特意上楼去看熟睡的小儿子。

他不愿再回想每周三狩猎游戏般的“首相答问”环节。每次去坐满人的下议院,他都要穿上那双去教堂时穿的粗皮鞋,希望自己能幸运过关。

他不再回想发生在伦敦地铁和公交车上的4次恐怖袭击。52人在袭击中死亡,他深感悲伤:“52个死者,52个有着家人、朋友、爱人的人,正在享受美丽人生的人……”

他不再回想《今日》节目主持人对自己的诘问—“如果没有进军伊拉克,可能就不会有这次恐怖袭击?”与之理论或者愤怒都毫无意义,叫嚣声中他已置身极端的孤立。

……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下一次恐惧的战栗是为了什么?

他看着儿子甜蜜的睡相,想象万一儿子也在恐怖袭击中。“我想到了那种悲伤,那些牺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那些埋葬在巴格达或坎大哈的瓦砾下的其他人,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的悲伤。”

那一刻,52岁的布莱尔也想到了52岁早逝的母亲,在无情的压力下再次意志坚定:“即使抱负无法实现……生命的目的,就是坚持奋斗。”

布莱尔直面事物本质的能力和领袖才能,曾让恋爱中的切丽“神魂颠倒”,让英国民众狂热支持。然而,他支持盟友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决定派兵参加伊拉克战争时,局面已经不受他控制。

多年后,当阵亡士兵的父亲拒绝和他握手,指责他的双手沾满鲜血时;当反对派和媒体逼问他何时退位时;当他离开唐宁街10号,听到与上任初期相似的欢呼时,这个男人自嘲道:“被打得一塌糊涂,但我还站立着。”

截至2009年4月,英国在伊拉克完成撤军时,共有179名英国士兵在伊拉克阵亡。布莱尔宣布将把自传的全部出版所得捐给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但反战人士称此举并不能改变他们对前首相的看法。

布莱尔偶尔借酒浇愁,服用安眠药帮助入眠。他承受所有的结果,并不后悔做出参战的决定:“‘9·11’事件的发生,使我坚定信心要和我们古老的盟友肩并肩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放弃了反恐,恐怖分子的活动将永不停息。这是一场意志和信仰的斗争,我们不能失败……”

如果有完全空闲的一天

《读者·原创版》:您的自传在全球发行后销量不错,您认为中国读者能从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布莱尔:我想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回忆录,用个人化的叙述来描写一段旅程。在这本书里,你能读到一个领导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必须接受的挑战,即使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人们会想,原来政治家并不是外星人,也是凡人一个。(笑)

《读者·原创版》:您走上政坛,更多是源于自己的想法还是父亲的期望?

布莱尔:这是我完全独立的选择。我父亲加入了保守党,而我是工党成员,我们常常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争论。(笑)我还是孩子时,父亲和朋友之间讨论政局的热情让我着迷,这点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不过,我20岁时更喜欢摇滚和娱乐,而不是政治活动。我的父亲40岁时中风,花了3年才重新学会说话,但表达能力远不如前,不得不中断自己的政治理想,这让人心碎。

《读者·原创版》:您上任后每一次做决断,会十分在乎公众的评价吗?又如何取舍?

布莱尔:人们过去经常对我说“倾听民声”。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幸的是人们总发出不同的声音。倾听完了,一个领导人必须自己做决定,怀疑、踌躇、反省、深思,最终拿出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刚进入政坛时,我想取悦所有人,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就让人们去判断吧。

《读者·原创版》:您44岁成为英国最年轻的首相,至今仍在勤奋地实现新的目标,这种强大的动力来自何处?

布莱尔:这不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是我的信仰。讽刺的是,我上任时获得了惊人的支持率,快卸任时才对首相工作游刃有余,却已经不受欢迎。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路要继续走下去。

《读者·原创版》:您曾说“竞选如诗歌,执政如散文”,您觉得领袖人物应该具有何种胸怀?

布莱尔:政治家要极度自律,这未免枯燥,也与爱好自由的天性相矛盾,但既然一心从政,就要决定时间是给个人还是给事业。作为领导人,拥有特权,当然也要付出代价。

《读者·原创版》:对于事业,您总是乐在其中吗?

布莱尔:“乐”谈不上,但很充实。担任首相时责任重大,压力是每天24小时不曾间断的。我过了10年那样的生活,一点儿都不想回到从前。我热爱我的新生活。现在,我对另一件事比对政治更有热情:宗教。很明确,宗教不仅带来怜悯和爱,也会走向极端甚至导致恐怖主义。世界上的很多冲突都有宗教的因素。我们应该考虑,宗教世界如何与全球化的强大进程实现互动,不同的信仰之间如何促成更多的理解。

《读者·原创版》:所以您发起成立了“托尼·布莱尔信仰基金会”,并在北大做了主题为“跨信仰和谐是全球化和谐的关键”的演讲。

布莱尔:我的基金会拥有一个大学项目,目前在9个国家的院校中推行。同时,我觉得宗教领袖们必须承担一个责任:衷心地尊重持有不同信仰的人。在全球化时代,信仰应该代表理性和进步,世界需要信仰。

《读者·原创版》:如果要给当下的生活打分,您会打几分呢?

布莱尔:我不给生活打分,更重要的是要完成自己的目标。旅程还在继续。很幸运的是,我再次拥有了明确目标后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读者·原创版》:夫人会因为您的繁忙而抱怨吗?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布莱尔:很难平衡。切丽偶尔会抱怨,但她很伟大,有时甚至让我敬畏。利奥出生时,她已经45岁了,还在坚持工作,分娩后当晚就出了院。我尽量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也会哄孩子入睡。家人也很理解和支持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要达到目的,否则会不开心。

《读者·原创版》:您有4个孩子,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

布莱尔:相信、尊重和关爱他人。还得感谢上天,孩子们有点叛逆,但比起青春期的自己,还算通情达理。(笑)

《读者·原创版》:如果有完全空闲的一天,您会如何度过?

布莱尔:一年到头,空闲很少,即使有,也很难跟工作完全划清界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太棒了!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会去健身、踢足球、打网球、弹吉他、听音乐,与家人在一起。还要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看一部好电影。(笑)

《读者·原创版》:您表示今后会定期拜访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吸引您?

布莱尔: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讶,我想更了解这种速度意味着什么。另外,我很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对中国人民也抱有好感。我去过贵阳,那边的普通人都非常热情友好,对未来充满信心。

《读者·原创版》:请您谈谈对未来世界的期许。

布莱尔: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可以和谐共处,全球化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最关键的一点是互相理解。卸任后,我去过很多地方。从加沙到蒙古,人们语言不同,文化背景迥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世界和平,自由劳作,在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繁荣社会中供养家庭,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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