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与产权:关井政策对煤矿安全的影响分析

白重恩，王 鑫，钟笑寒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一、导言

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对小煤矿(主要是乡镇煤矿)①小煤矿是指年生产能力在30万吨以下的煤矿，所有制上以乡镇煤矿为主(王甫勤，2006)。本文将不加区分地使用“小煤矿”与“乡镇煤矿”两个概念。［1］普遍实施了强迫其退出煤炭市场的一系列行业政策——“关井”政策。在1999-2005年间(本文数据可得区间)该政策导致了超过一半数量的小煤矿被关闭，总产能超过中国煤炭年产量的四分之一①据报道，仅在关井政策实施第1年(1999年)就关闭3.32万个小煤矿，总产能比1995年5月高峰时下降3亿吨(约为年产量1/5，财经，2004)，也有报道说关闭3.12万个，压产2.53亿吨(临迪等，2000)。根据国家安监局前任局长李毅中2006年6月的讲话(李毅中，2006):“目前全国尚有小煤矿1.7万个”，这比政策实施之初的6.1万个大为减少。［2-4］，其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煤炭行业乃至其他行业中都是罕见的。关井政策标志着中国政府对于小煤矿的政策从鼓励支持转向限制打击。政府希望关井政策成为解决煤炭行业诸多问题(产能过剩、产权不清、煤矿安全、资源和环境保护等)的一个“万能”政策，为煤炭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关井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对煤炭行业特别是乡镇煤矿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的，它有助于抑制“矿难”吗?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利益关联者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争论反映了规制经济学与产权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交锋②关于规制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包括Spulber(1989、Laffont和Tirole(1993);关于产权经济学经典文献的一个很好的中文论文集是科斯、阿尔钦和诺斯等(1994)。［5-7］。

规制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大量的私人经营者进入共有资源的开发必然带来“共有地悲剧”(负外部性)问题，必须由政府对这些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规制。虽然关井政策不是唯一的规制手段，但由于中国的小煤矿“小、散、乱”的格局，其他管制手段成本太高且不具有政策“可信性”，因而关井政策是无奈但理想的政策选择。持“规制”观点的人大都把“矿难”的原因归为“规制不力”，包括规制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过高、地方官员腐败等。在赞成规制观点的研究当中，刘穷志(2006)认为政府管制机构的责任心和对煤矿不安全行为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煤矿安全风险，有力地保障了大多数煤矿的生产安全，而地方政府利益保护和管制官员与矿主的合谋，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8］。林汉川、王皓、王莉(2008)认为在缺少安全管制、责任规则的情况下，安全产品收益的滞后性、安全产品的外部性以及煤矿企业的高风险偏好都会导致安全产品的供给不足;政府的事前规制与事后责任规则结合可以解决这一问题［9］。肖兴志、齐鹰飞、李红娟(2008)采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发现中国煤矿安全规制在长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不显著，并认为这是由于煤矿工人的逆向行为(即由于企业安全投入增加而忽视自身安全行为)导致的［10］。与此相关的，郭朝先(2007)认为农民工队伍比重越来越高、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和教育培训滑坡等因素导致我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下降，进而阻碍了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其结论是政府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规制(市场准入、教育培训、工会等)［11］。陶长琪等(2007)的研究发现，非国有和证照不齐全二者共同构成“矿难”企业的特征，并认为症结在于政府的寻租行为，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合谋(如官员“入股”企业)，使得危险的煤矿得以继续经营［12］。

与规制观点相对立的是“产权”观点。这一观点所基于的产权经济学虽然承认存在共有地悲剧问题，但认为明晰产权方是治本之道，拥有完整产权的经营者自然有激励进行有效率的投资(包括安全投资)和资源开发。同时，市场化的产权制度一旦确立，政府不必要的规制可以减少，寻租空间得以压缩从而减少腐败。这一观点认为关井政策有可能削弱了企业的投资激励，鼓励短期行为，引发更多“矿难”和浪费，并导致更严重的寻租行为。在对中国“矿难”问题和关井政策影响的看法上，也有不少研究者赞成产权观点。钱永坤、谢虹、徐建博(2004)认为乡镇煤矿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的动机，直接关闭会导致其安全投入的回报下降，短期内有可能诱发大量安全事故［13］。汤凌霄、郭熙保(2006)也认为引发“矿难”的原因是煤矿安全投入不足，而“乡镇煤矿采取承包制，随意转卖、发包、层层转包现象普遍，企业行为短期化特征明显”［14］。钟笑寒(2011)从中国煤炭行业近十年的数据中观察到明显的产量与死亡率的负相关关系，并证明某种外生性的产量(供给)变动对于死亡率的负效应显著存在，从而间接地验证了关于关井政策的产权效应的理论［15］。谭满溢、唐小我(2004)建立了产权扭曲(特别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可耗尽资源开采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模型，认为过度的产权扭曲是我国“矿难”频发的最根本原因［16］。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自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煤炭产业的政策也往往在“规制”与“产权”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在关井政策实施前后，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乡镇煤矿的规制措施，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四证”(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书)的许可证制度，后来又扩展到“五证”(加上安全生产许可证)。与此同时，国家也出台并修订了《矿产资源法》等一系列法律，赋予私人经营者合法的资源使用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产权流动(刘灿等，2009;财经，2002)［17-1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私人即使获得了煤矿资源的开采权，也只是一个“有限”的产权。在这一前提下，国家采取的规制政策往往和产权保护是相互冲突的，过多的规制政策，特别是诸如停产整顿甚至关闭的政策，导致了受规制对象对于开采权稳定性的预期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规制和产权这两种观点的冲突更加尖锐。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于关井政策效应的“规制”观点和“产权”观点加以归纳、分析和检验。本文构造的理论模型表明，关井政策既可能通过“规制”效应减少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也可能通过“产权”效应增加死亡率。如果企业选择藐视关井政策所隐含的威胁(即“不安全就关闭”)，则产权效应起作用;反之则规制效应起作用。只有政府选择适度而非过高的规制目标，同时对于违反规制的企业(而非“一刀切”地)采取关闭措施，才能使得规制效应起作用，从而使关井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在经验研究方面，本文利用1995-2005年国有重点煤矿和乡镇煤矿的省际平行数据，使用“双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来检验该项政策在影响乡镇煤矿产量与死亡率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关井政策显著地降低了乡镇煤矿作为整体的产量，这说明关井政策得到了有效实施，并且实现了解决产能过剩的目的。但是，关井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乡镇煤矿的死亡率，在较短时期内尤其如此，这更符合产权效应而非规制效应所导出的假说，也说明关井政策未能实现其安全目的(甚至有可能是背道而驰)。

本文的下述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阐述关井政策的规制效应与产权效应，建立待检验的假说;第三部分是经验检验，介绍经验模型和数据，报告检验结果;第四部分进行了若干稳定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与假说

我们把对于关井政策的规制观点所认为的效应称为规制效应，而把产权观点所认为的效应称为产权效应。理论将集中在企业的安全投入、死亡率和产量上。我们先分别分析这两种效应单独存在时的影响，然后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当企业面对关井政策时的选择。最后，我们考虑扩展模型以包括关井政策的其他影响，重点考虑价格效应，即关井政策通过减少行业供给、推高煤炭价格给企业安全投入与死亡率带来的影响。

(一)基本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讨论。模型改编自Bojas(2000，第6章)提出的关于危险工作的企业行为模型［19］。模型将企业的工资和安全投入内生，而安全投入又进一步决定了死亡率。企业与工人均考虑补偿性工资差别①此外，模型还隐含如下假设:工人的劳动力投入只有数量差别，不考虑工人努力和工人素质的变化(肖志兴等，2008;郭朝先，2007)。所有乡镇企业是同质的，这是为了着重考虑政策的平均影响，忽略可能的逆向(或正向)选择效应。［10-11］。具体的，一个乡镇煤矿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写为:

满足以下约束:

其中，p代表煤炭价格(外生)，Y代表企业产量，w代表企业向工人支付的工资，s代表对于单位工人的安全投入①这里假定安全投入没有规模效应(非“公共物品”)。如果安全投入具有规模效应，企业显然会有激励增加安全投入。不过，下面所有分析的定性结论仍然不变。，L代表劳动投入量，m代表死亡率，即每个工人(单位劳动时间)死亡的概率。U0代表工人保留效用(外生)。约束条件(1)表示生产函数，条件(2)代表工人保留效用(即补偿性工资差别)，条件(3)是死亡率的决定式。

模型做出如下数学假设。首先，生产函数满足如下标准假设:F'(L)＞0，F″(L)＜0，F(0)=0，F'(0)=∞，F'(∞)=0。其次，工人的效用函数是拟凹的。且效用随工资上升而上升但随死亡率上升而下降，即满最后，死亡率随安全投入上升而下降，且边际影响递减

(二)规制效应

我们把通过以关井相威胁促使企业增加安全投入的影响称为规制效应。为分析简便，假定规制效应使得企业选择政府要求的安全投入s=s②这里隐含假设企业的最优安全投入小于安全规制水平。这是关井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此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写为:

问题可以分成两步求解。首先求解(劳均)成本最小化问题:

满足上述约束条件(2)和(3)。显然有如下结论(证明从略):

再来考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不难看出，当劳均(也即平均)成本上升时，边际成本也是上升的。则当规制水平上升时，市场均衡下乡镇企业的产量下降。总结规制效应对于产量与死亡率的影响，可以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经验假说:

假说一(规制效应):关井政策导致乡镇煤矿的产量和死亡率均下降。

(三)产权效应

我们把由于关井政策带来的产权不稳定引起的效应称为产权效应。假定安全投入具有特定投资(specific investment)的特征，即必须在生产进行之前一段时间事先决定(而工资和产出可以在生产当中来决定)。假定关闭的概率为1-θ，θ∈(0，1)(假定监督企业是否符合安全投入需要成本，因此关闭概率小于1)，则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写为:

满足约束条件(2)和(3)。目标函数的关键假设在于认为安全投入必须先于工资支出，因而安全投入无论企业在生产时是否被关闭都需要支付，而工资只在企业未被关闭(概率为θ)时才需支付。这一假设凸现了产权不稳定带来的影响。上述最大化问题也可以转化为:

其中ACL是下列劳均成本最小化问题的解:

满足约束条件(2)和(3)。我们关心的是企业产权稳定性(即θ，或关井概率1-θ)变动的影响。有如下命题:

命题二(产权效应):企业被关闭概率上升(或产权稳定性下降)将导致企业安全支出下降，死亡率上升，劳均成本上升

证明见钟笑寒(2011)，命题2第1部分③钟笑寒(2011)中安全支出被称为“有效安全支出”，以符号表示。［15］。直观来讲，当企业被关闭概率上升时，其在安全投入上的回报相对于工资支出下降了，这就促使企业减少安全投入而增加工资来使得工人达到相同的保留效用。

再来考虑此时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同样的，劳均成本上升必定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则产权效应仍然使得乡镇煤矿总产量下降。则有如下假说:

假说二(产权效应):关井政策导致乡镇煤矿的死亡率上升，产量下降。

(四)规制效应还是产权效应:企业的选择

上面在两个略有差别的模型中，分别分析了关井政策可能带来的规制效应和产权效应。下面把两个模型结合起来。为此，不妨假定在关井政策实施前，已经存在一个关于安全的威胁政策:企业必须要满足安全投入数量当满足这一安全投入时，肯定不被关闭;否则面临一个关闭概率1-θ①更为一般的，可以假定关闭概率随企业的安全投入增加而连续下降，但这会大大增加分析复杂性而不会影响定性结论。，②如果政府在关井政策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威胁政策，可以设 =0，θ=1。。我们将关井政策界定为政府同时提高规制水平和关井概率1-θ。回顾ACL()表示企业选择接受安全规制时(因而被关闭概率为零)时的劳均成本，而ACL(θ)表示企业选择逃避安全规制(因而面临关闭概率1-θ)时的劳均成本(此时安全投入s内生)。不难推出如下命题:

命题三(关井政策效应):当关井政策提高规制水平和关闭概率至s和1-θ以至于:(i)当ACL(s)＞ACL(θ)时，关井政策导致企业安全投入下降和死亡率上升;(ii)当ACL(s)＜ACL(θ)时，关井政策导致企业安全投入上升和死亡率下降。

命题三的第1部分证明过程如下，第2部分推理过程与之完全平行。

情形1。企业在关井政策实施前选择遵守规制，即ACL)＜ACL(θ0)。当关井政策使得ACL()＞ACL(θ)时，企业在事后选择逃避规制。不难证明，存在如下关系:

其中第一个不等号是根据关井政策定义，第2个不等号是因为我们假定企业选择逃避规制的安全支出必然小于遵守安全规制时的安全支出(否则逃避没有意义)。第3个不等号是因为θ0＞θ，并结合命题二的结论。则企业安全支出在关井政策后减少:s(θ)＜。再由条件(3)，则死亡率上升。

情形2。企业在关井政策实施前选择逃避规制，即 ACL()＞ACL(θ0)。而关井政策使得企业在事后仍然选择逃避规制。由s( θ0)＞s(θ)，企业安全支出在关井政策后仍然减少。命题三第1部分得证。

命题三的有趣之处在于说明了关井政策有可能带来截然相反的死亡率变动:当政府制定了过高的规制水平，而关井力度(概率)不大时，企业选择逃避规制，产权效应起作用，引起了死亡率上升。反之，企业会选择遵守规制，规制效应起作用，死亡率下降。注意到虽然规制效应和产权效应可以由单一的关井政策产生，但最终起作用的只能是其中一种效应，即这两种效应是互斥的。这一结论对于我们从经验上分离这两种效应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这里有两种特殊情形值得注意。一种是企业被关闭的概率(1-θ)与安全投入(s)无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关井政策具有多重目的，并不仅限于安全一点(如开采煤炭污染严重、开采的资源毗邻国有煤矿等)。此外，“矿难”事故往往导致同一地区甚至相邻地区没有发生事故的煤矿也要进行“整改”(财经，2010)［20］。不难分析看出，这种情形对应仅有产权效应的情形——关井政策必然带来死亡率上升。与之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情形是安全规制极为有力，即如果企业达不到安全规制，关闭概率为1，则此时规制效应必然起作用，企业选择达到安全规制要求，死亡率必定下降(或不变)。

(五)价格效应

以上的分析忽略了关井政策可能带来的另一个效应——价格效应。关井政策造成在市场上经营的煤矿数量减少，市场供给下降，从而煤炭的市场价格上升。而面对更高的煤炭价格，余下的煤矿企业(包括国有重点煤矿和未被关闭的乡镇煤矿)会增加供给。最终，国有重点煤矿企业的总产量将上升，但乡镇煤矿的总产量将下降。

价格效应预计如何影响乡镇煤矿死亡率的变动呢?在我们上述的简单模型中，价格效应并不影响死亡率。这是因为死亡率只取决于安全投入，而安全投入不依赖于产量。这里，为了考虑价格效应更一般的影响，有必要扩展上述模型，以包含产量对死亡率的直接影响。我们修改式(3)为:

命题四(产量与死亡率):企业产量上升将导致安全支出增加，单位产量死亡率①需要注意的是，模型中引入的是单位劳动死亡率，而最终命题中得到的是单位产量死亡率。可以证明，单位产量死亡率随产量递增的可能性大于单位劳动死亡率:即使单位劳动死亡率随产量不变，由于劳均产出是递减的(根据对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单位产量死亡率依然是随产量递增的。［15］有可能上升或下降。

证明见钟笑寒(2011)，命题1第1部分［15］。再来考虑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假定企业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则关井政策带来的价格上升会促使仍在经营的企业增加产量。根据命题四，单个企业(进而整个行业)的死亡率变动不确定——可能上升或者下降。归纳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的假说:

假说三(价格效应):关井政策对乡镇煤矿死亡率的影响不确定，但导致整体产量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效应(三个假说)都认为关井政策会减少乡镇煤矿的整体产量。尽管如此，关井政策带来的乡镇煤矿产量的下降幅度仍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当煤炭需求弹性较小，或国有煤矿供给弹性较小而乡镇煤矿供给弹性较大时，这一总产量的下降有可能是很小的。此外，关井政策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当地经济利益拖延或削弱政策的执行，或者纵容“死灰复燃”(刘穷志，2006;陶长琪、刘劲松，2007)［8，12］。中央政府也可能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动改变政策执行的力度。总的来说，这一假说依然有验证的必要。

三、经验检验

(一)经验策略与计量方程

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对上述的三个假说(效应)进行验证(证实或证伪)，从而对关井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由于三种效应都认为关井政策会减少乡镇煤矿的整体产量，关井政策对于产量影响的检验不能识别三种效应。但它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于关井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预检验”。三个假说预测的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其中，规制效应预计乡镇煤矿死亡率下降，产权效应预计死亡率上升。不过，价格效应预计关井政策对死亡率影响不确定，这使得我们对于规制和产权效应的识别变得困难。为此，我们设法对于价格效应单独作出估计。我们的做法是利用需求控制变量，观察这些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来间接估计价格效应。其原理则在于需求变量的影响同价格效应的影响是一致的:对于单个企业来讲，关井政策带来的煤炭价格上升和需求因素带来的煤炭价格上升不存在区别。

本文采用双差法来估计关井政策对于煤炭行业产量与死亡率的影响。具体的，我们将乡镇煤矿作为“双差法”中的实验组，国有重点煤矿作为控制组。煤炭行业中还有一类称为国有地方煤矿，其规模乃至所有制形式都介于前两者之间，所占市场份额较小，产量波动也很小，本文中不予考虑(见图1)。政策实施的时间点选在了1999年起。此外，由于国有煤矿与地方煤矿毕竟性质不同，对于行业环境变化反应存在差别，需要通过加入反映煤炭行业供求因素变化的控制变量并考虑不同类型的煤矿对于这些因素的不同反应，从而改善“自然实验”的环境。

最终本文的计量方程如下:

方程中，下标i表示地区(省)，j表示企业的类型(国有重点煤矿或乡镇煤矿)，t表示时间(年份)。被解释变量Y在不同回归中分别代表产量(对数值)和死亡率。Sectorj是企业类型哑变量，Sectorj=1如果j=乡镇煤矿，否则Sectorj=0。Policyjt衡量关井政策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Policyjt=1当且仅当t＞1998且j=乡镇煤矿。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引入了若干控制变量，需求方的控制变量有地区生产总值、重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简称重工业比例)、交通里程数(水路、公路和铁路里程数)、冬季平均气温。地区生产总值用以反映地区宏观经济总需求波动对于煤炭需求的影响;重工业比例用以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许多能源消耗较大的产业，如钢铁、建材等都属于重工业;交通里程数①更准确的指标是单位面积交通里程数，但由于回归中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只考虑里程总数是等价的。反映煤炭市场交易成本，交通改进会刺激煤炭需求②需求控制变量的引入参考了国内煤炭需求预测的相关文献。其中，林伯强等(2007)、叶国兴等(2008)均提出用GDP和重工业比例来预测煤炭需求，前者还引入了反映运输成本的变量。李世祥等(2005)提出采用GDP与若干与煤炭相关行业(电力、钢铁、建材)实物产量来预测需求。［21-23］。冬季平均气温反映冬季供暖季节性需求的影响。供给方的控制变量有降雨量、务农收入。降雨量影响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从而影响产量与死亡率，务农收入影响工人的保留效用。变量provi和yeart衡量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分别控制省份随时间不变特征(如自然禀赋等)对以及全国性的宏观经济波动等影响。年份固定效应通过加入年份哑变量控制，省份固定效应通过使用固定效应平行数据模型引入③方程中没有通常双差法中引入的政策时间哑变量(1998年后均为1，之前均为0)，而是用年份哑变量来替代，此时如果再引入该时间哑变量会造成完全共线性。。地区生产总值、务农收入均采用各省的CPI指数消除了各地区不同的通胀水平。此外除了平均气温(可能为负)和哑变量外，所有变量的数值都进行了对数化的处理④本文没有引入煤炭价格作为解释变量。有两个原因，一是煤炭价格本身是内生的，在这一意义上，本文的回归可以看成是将供求结合在一起的“简约式”(reduced form)。二是煤炭的地区价格是不可得的。。

(二)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是1995-2005年的省际平行数据。煤炭产量和死亡人数的数据源自《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995年是全国各省各类煤矿死亡总人数可得的第1年，而2006年后不再报告该死亡人数的数据⑤2006年仅有分地区但不分类型和分类型但不分地区的死亡人数数据，之后没有再公布全国范围内分地区和分类型的死亡率数据。［24］。由于各年死亡人数的统计口径不同，由作者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详见钟笑寒，2011，数据附录［15］)。死亡率变量为每百万吨煤死亡人数，通过死亡总人数除以煤炭产量得到⑥每百万吨煤死亡人数是国际上煤炭行业公认的死亡率指标。国内该指标并非根据抽样原则得到，而是将死亡总人数除以总产量得到。该指标的缺陷是容易受到死亡人数和产量两个统计指标误差的双重影响。但目前无法找到替代的统计指标。。重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⑦由于1996、1997、1999、2000、2005年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年出版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未公布重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因此1995、1996、1998、1999、2000、2004年分省的重工业增加值数据不可得。这些年份的数据分别用1994和1997、1997和2001、2003和2005年的数据平滑而得。［25］，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6］。

图1显示了1998年前后全国各类煤矿企业的产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在1998年后，集体所有制(乡镇煤矿)的产量有大幅的下降，在2001年之后才逐步回升。而国有重点煤矿的产量则一直在稳步上升。

图2显示了1998年前后全国各类煤矿企业的死亡率①为了尽可能消除系统性误差，这里的死亡率是采用各省的平均死亡率来进行计算的。。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关井政策实施之后(即1998年之后)，乡镇煤矿的死亡率有显著的上升，虽然在后期有所下降，但平均来看仍高于关井政策前的水平，这一结果从直观上显示关井政策中产权效应可能起主要作用。

回归中使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三)结果

1.关井政策对煤炭产量的影响

利用上述计量方程对数据进行“双差法”回归，首先检验关井政策对于煤炭产量的影响，结果如表2A所示。表中第(1)列是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但有年份哑变量)的结果，结果显示关井政策，即政策时间哑变量与企业类别哑变量的交叉项系数，对于乡镇煤矿的产量有负影响但不显著。第(2)列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结果变为显著负(-0.464)，产量下降幅度达到了|e-0.464-1|*100%=37.1%①由于数值较大，变量对数值的变动并不近似该变量变动的百分比。下文中变量百分比变动均按此方法进行了调整。。第(3)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关井政策(交叉项)系数和显著性仍然不受影响。控制变量中，地区生产总值对煤炭产量有较为显著影响，弹性略大于1②由于篇幅所限，未在表2中列出控制变量的详细结果，如需要了解，可以联系作者，下同。。其他控制变量均不显著。第(4)列在加入控制变量时考虑到国有重点煤矿和乡镇煤矿可能对需求和供给有不同的反应，从而加入了各控制变量与企业类别哑变量的交叉项。关井政策效应变得更加显著，乡镇煤矿的产量下降幅度扩大到|e-0.659-1|*100% =48.3%。最终的结论是，关井政策降低了乡镇煤矿产量。

在控制变量中，国有重点煤矿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反应显著为正，而乡镇煤矿反应不显著。但二者对于重工业比例变动的反应刚好相反:乡镇煤矿随重工业比例增加显著地增加了产量，国有煤矿反应不显著。需求变量(地区生产总值、重工业比例和冬季平均气温)对国有重点煤矿和乡镇煤矿的的联合显著性均较高(见表2A)。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降雨量上升显著地减少了国有重点煤矿产量，但却显著增加了乡镇煤矿的产量。原因可能是，降雨量上升使得更在乎生产安全的国有重点煤矿减少了生产，但留下的市场供给缺口却使得乡镇煤矿增加了产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路里程增加对于乡镇煤矿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于国有煤矿却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说明公路是乡镇煤矿主要的运输渠道工具，

且公路增加使得乡镇煤矿挤出了国有煤矿。与之对应的，铁路里程的增加影响刚好相反(虽然两类企业各自反应都不显著，但差别(交叉项)显著)，说明铁路是国有重点煤矿主要的运输渠道。

表2 关井政策对产量和死亡率的影响

2.关井政策对死亡率的影响

关井政策对煤炭行业死亡率影响的检验结果如表2B所示。如果不加入控制变量，无论是否考虑省份固定效应，结果都显示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具体的，关井政策使得乡镇煤矿的死亡率每百万吨上升了约10人，几乎翻了一倍(表2B第(1)、(2)列)。第(3)列加入了控制变量，关井政策的交叉项系数没有太大变化(为12.694人/每百万吨)，所有的控制变量都不显著。第(4)列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考虑了乡镇煤矿与国有重点煤矿的不同反应。关井政策的影响变得更大(为13.025人/每百万吨)，显著性略有降低。最终的结论是，关井政策引起死亡率上升①我们估计的关井政策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2.6，23.5)，因此关井政策之后乡镇企业的死亡率在(10.4，31.3)之间，比较接近最终实际的死亡率8.7。另外，注意到死亡率回归结果(表3第(4)列)的R平方仅为0.21，因此仍有不少因素在模型解释之外，可能影响总体死亡率的变动。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有可能产权效应和规制效应分别起作用。经验分析至少表明产权效应起支配作用。。

正如上文中所说，我们希望通过估计需求变量对死亡率的影响估计关井政策的价格效应。在表2B中第(4)列所做回归中发现，仅有地区生产总值对乡镇煤矿的死亡率的正影响是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同时，我们也对地区生产总值、重工业比例和冬季平均平均气温的系数进行了联合检验，其影响是不显著(见表2B)。对比前面对于产量的回归分析，价格效应带来的产量上升是明显的。综合这两个结果说明企业产量增加有可能对于死亡率没有明显影响。这使得经验结果对于产权效应(假说二)的支持基本不受影响。

3.政策效应的一个定量估计

基于上述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估计出关井政策效应对于煤炭行业总体死亡率的影响。结果列入表3中。这里仍然忽略第3类企业(国有地方煤矿)。总体死亡率取决于国有重点煤矿与乡镇煤矿的产量比例和各自的死亡率。表中第1行是关井政策前的情形。乡镇煤矿产量比例超过1半，而且乡镇煤矿死亡率远远高于国有重点煤矿。可以预期，如果乡镇煤矿产量比例大幅度下降而且死亡率不变的话，行业总体死亡率就可以大幅度下降。表中第2行列出了这种情景。由于关井政策，乡镇煤矿的产量比例下降到36%左右(根据表2A第(4)列结果)②乡镇煤矿的产量比例原为51.75%，国有重点煤矿的产量比例原为48.25%，关井政策的实施使得乡镇煤矿产量相对于国有重点煤矿下降了48.2%，则关井政策实施后乡镇煤矿比例为51.75%*(1-48.2%)/［51.75%*(1-48.2%)+48.25%］=35.71%。，如果死亡率不变，行业总体死亡率将会下降1.0人/百万吨，下降幅度达到22%。不过，关井政策实际上提高了乡镇煤矿死亡率，假定国有重点企业死亡率不变，这使得乡镇煤矿死亡率上升了13.0人/百万吨(表2B第(4)列结果)，这使得总体死亡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6人/百万吨，增幅达到了77%(表3，第3行)。最后一行列出了关井政策后的实际情况。乡镇企业产量实际比例高于关井政策的净效果，但仍低于关井政策之前。而乡镇煤矿的死亡率只是略有上升(由于关井政策以外的因素)，国有煤矿死亡率略有下降，最终行业总体死亡率基本和关井政策前持平①我们估计的关井政策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2.6，23.5)，因此关井政策之后乡镇企业的死亡率在(10.4，31.3)之间，比较接近最终实际的死亡率8.7。另外，注意到死亡率回归结果(表3第(4)列)的R平方仅为0.21，因此仍有不少因素在模型解释之外，可能影响总体死亡率的变动。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有可能产权效应和规制效应分别起作用。经验分析至少表明产权效应起支配作用。。

表3 关井政策对煤炭行业总体死亡率的影响

表4 关井政策对产量、死亡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简表)

四、稳健性检验

(一)关井政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需求变动对于国有重点企业和乡镇企业确实有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大约在2002年前后进入再一次高速增长时期，需求效应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可能大于前一时期。此外，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政策分析中所谈论的，政策的动机从前期的“关井压产”变化到后期的强调安全，这可能使得后期的规制效应增强了。为此，我们分别估计了关井政策的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方法是选取不同时间段(窗口)的样本来进行回归。政策实施之前的时间段始终取为1995年至1998年，估计短期影响时，政策实施之后的时间段取为1999年至2002年，估计长期影响时，政策实施之后的时间段取为2002年至2005年②考虑政策前后时间段长度相等，以及样本数量较少的问题，2002年在短期和长期中重复使用。。

关井政策对于产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简要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短期来看关井政策对于乡镇企业的产量有明显的负影响，幅度和显著性都大于总体回归中的相应结果。长期来看，产量仍然有明显下降。此外，需求变量依然联合显著，显示价格效应对于产量有较大影响。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简要回归结果如表4第(3)、(4)列所示。短期来看，关井政策的影响的幅度和显著性都要高于总体回归中的相应结果。长期来看，关井政策的影响不显著(但仍为正)。可以做出结论，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负面效应在短期明显强于长期。这一结果可能说明了关井政策从保护动机向安全动机的转变使得规制效应增强。需求变量对死亡率的影响的联合检验依旧不显著，说明价格效应不明显。

(二)煤炭产量数据修正的影响

在关井政策开始实施的几年，煤炭产量数据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瞒报现象(中宏网，2006)［27］。在2005年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最近几年的煤炭产量数据进行了修正，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采用的就是修正之后的数据。最新公布的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对1998年之后历年的煤炭产量的数据再次进行了修正，图3显示了两次修正后历年煤炭产量数据同原始数据的比较［26］。

图3 不同口径煤炭产量数据

数据的修正对于我们的估计可能会产生影响。可以预期的是，这些瞒报的产量中乡镇煤矿的比例相对高，所以上述的关井政策对于产量的影响应当是高估的。数据修正如何影响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影响则不是十分清楚。如果瞒报的产量对应更高死亡率的死亡人数，则上述估计倾向于低估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正)影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瞒报部分可能是为了逃避规制，产权也更不稳定。相反，如果对应更低死亡率的死亡人数，极端的，产量瞒报没有导致死亡人数瞒报(即瞒报产量对应零死亡率)，则关井政策对于死亡率的影响被高估了①另一种导致数据失真的可能情况是统计上把小煤矿的产量算到当地国有重点煤矿、国有地方煤矿的头上。这显然也会低估小煤矿产量并“夸大”关井政策对于产量的负效应;同时，如果死亡人数的统计不存在这种“转移”的话，则会导致小煤矿的死亡率被高估。这些会对我们结果带来不利影响。但由于数据限制我们不能估计这一可能的影响。我们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我们假定所有被瞒报的产量都来自乡镇煤矿。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并未提供分省分企业类型的煤炭产量修正数据，因此我们将全国历年的差额按照历年各省乡镇煤矿产量的比例全部分配给乡镇煤矿。同时，我们只修正产量数据而不(实际上也无法)修正死亡人数数据，这相当于假定了瞒报产量对应零死亡率。用这样的数据分析的结果应当是关井政策对乡镇煤矿产量的负影响与对死亡率正影响的下限。

回归结果简要报告如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关井政策对产量影响的显著性没有受到数据变动的明显影响，但短期和总体影响的估计值下降了。死亡率结果则受到较大影响，但符号依然正确，而且短期的结果依然显著(对于根据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修正的数据，短期的结果在1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总的来说，即便考虑数据变动(“瞒报”因素)的影响，主回归所做结论未被推翻。

表5 产量修正前后关井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简表)

(三)不同的需求控制变量

对于煤炭需求的控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引入了几种可能的需求控制变量组进行检验。包括:用煤炭消耗重点行业增加值①按照单位增加值消耗煤炭量，选取了九个行业分别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因为数据不足，同时考虑到增加值相对较小，未予考虑。剩下七个行业的增加值之和作为“煤炭消耗重点行业增加值”。替代地区生产总值和重工业比例两个指标;用发电量、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三种高耗能产品产量)替代重工业比例;仅用电力消费量作为需求控制变量等。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历年)［24-25］。结果表明，主回归(包括总体、短期和长期)的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结果未列出)。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沿着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总体策略进行的。在许多行业中都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二足鼎立”，煤炭行业尤为典型。由于这些非国有企业往往存在产权上的缺陷，不恰当的管制容易造成产权不稳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从这一一般的观察出发，本文从规制与产权权衡取舍的角度，分析煤炭行业关井政策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当规制效应起作用时，关井政策将通过牺牲乡镇企业廉价的煤炭供给换来死亡率下降，乃至资源利用、环境改善等好处。相反，如果关井政策导致乡镇企业无法承受过高的规制成本而选择逃避规制的话，产权效应将会起作用，关井政策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导致死亡率提高，企业的掠夺性开采加剧。经验分析发现，关井政策在削减乡镇企业产量上起到了显著作用，这至少证明该政策不是“一纸空文”，但对于死亡率却有较为负面的影响，在短期内尤为突出。这说明产权效应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起主导作用。

当前进行的煤炭行业改革依然是关井政策的某种延续:在关闭生产能力较小的煤矿基础之上，促进以国有煤矿为主的兼并重组。这似乎意味着煤炭行业将用国有产权完全替代私有产权。尽管如此，本文的分析对于煤炭行业的改革依然有参考价值。首先，在这一改革的进行过程中，依然存在如何尊重和保护已经存在的私有产权的问题。实际上，在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由于产权纠纷而产生的问题(财经，2010)［28］。其次，虽然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国进民退”，但由于中国煤炭资源分布的特点，私人中小煤矿的存在依然具有合理性(王甫勤，2006;财经，2010)［1，28］。一个稳定的产权对于人们进行有效率的投资是必要的，对于任何行业和企业都是如此。如果能够保持关井政策的规制效应而摒除其产权效应，这样的政策无疑将更有价值②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对工人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充分利用工会的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牺牲职工安全的成本。对企业征收资源税、环境税，制定高额的工伤和死亡赔偿并加大相应执法力度(但不是简单的关闭煤矿);鼓励有利于提高小煤矿效率和安全的技术发明及其推广;通过对国有煤矿的改革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达到真正的优胜劣汰，等等。。

［1］王甫勤.我国小煤矿发展问题及政策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6，11:61-67.

［2］矿难探源［J］. 财经，2004，123:25-39.

［3］临迪，贾宗寿.关井压产何去何从［J］.煤炭企业管理，2000，5:5-10.

［4］李毅中.纠正模糊认识，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OL］.国家安监总局政府网站http://www.chinasafety.gov.cn，2006.

［5］SPULBER，D F.Regulation and Markets［M］.Cambridge，Mass.:M.I.T.Press，1989.

［6］LAFFONT J-J，TIROLE J.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and Regulation［M］.Cambridge， Mass.:M.I.T.Press，1993.

［7］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刘穷志.煤矿安全事故博弈分析与政府管制政策选择［J］. 经济评论，2006，5:59-63.

［9］林汉川，王皓，王莉.安全管制、责任规则与煤矿企业安全行为［J］. 中国工业经济，2008，6:17-24.

［10］肖兴志，齐鹰飞，李红娟.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8，5:67-76.

［11］郭朝先.我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问题:基于劳动力队伍素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10:103-110.

［12］陶长琪，刘劲松.煤矿企业生产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我国矿难频发的经验与理论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124-135.

［13］钱永坤，谢虹，徐建博.安全投入与经济效益关系——以中国乡镇煤矿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8:40-45.

［14］汤凌霄，郭熙保.我国现阶段矿难频发成因及其对策:基于安全投入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53-59.

［15］钟笑寒.死亡率与产量负相关:煤炭行业“关井”政策效应分析［J］.经济学报，2011，5:67-103.

［16］谭满益，唐小我.产权扭曲:矿难的深层次思考［J］.煤炭学报，2004，12:756-759.

［17］刘灿等著.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构建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18］矿业危情时刻［J］.财经，2002，51:45-48.

［19］BORJAS G.Labor Economics，2nd edition［M］.McGraw-Hill，2000.

［20］“能源立省”山西殷鉴［J］. 财经，2010，273:66-69.

［21］林伯强，魏巍贤，李丕东.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2007，2:48-58.

［22］叶国兴，李丕东，陈帅.中国煤炭需求:模型比较与预测［J］. 统计与决策，2008，4:97-98.

［23］李世祥，吴巧生.我国煤炭需求函数回归模型的建立及需求预测［J］. 中国煤炭，2005，6:17-19.

［24］中国煤炭工业统计年鉴［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历年。

［25］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26］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

［27］中宏网 .中国煤炭产量分析［EB］.http://www.hdcmr.com/article/jzqb/09/01/7708.html，2006-10-20.

［28］沉重的煤改［J］. 财经，2010，257:4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