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芒克:我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

2011-08-15 00:42吴虹飞
名作欣赏 2011年31期
关键词:北岛白洋淀厂里

/ 吴虹飞 陈 琛

作 者:吴虹飞、陈琛,现供职于《南方人物周刊》。

芒克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常去的据点是北京三环边上、他们叫做“食堂”的一家餐馆。那天,艾丹有点喝高了,脸庞红红的,正在痛斥一个来自浙江的文学青年的品味;一个中戏的女学生导演正在热情邀请别人去“东方新天地”观看她和男友新排的、据说和佘祥林冤案有关的话剧;一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某人的前女友,沉默地坐着;四十岁的肌肉美男宝琦,据说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做过模特,以前是西安美院的学生,现在是MBA的解说员,业余客串画家,穿着短袖T恤正在高谈阔论一些有关艺术的话题。他刚刚给芒克的少妻潘无依画了一幅肖像:画面上的美人儿娇俏动人,胸前挂着一颗蓝色石头,众人看了,都喝彩道,画得真像!

芒克朋友多,来来往往一茬一茬的。过去一起办杂志的那些人,北岛、黄锐,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来往。“跟我喝酒的都不是那拨人。”

2003年,他写过一本回忆录性质的《瞧,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写他的朋友,克制和谨慎地写他们的逸事。比如他写陈凯歌嘴皮子利索,“差不多能用嘴奏出交响乐”;写北岛“眼珠子微突,就像两颗石头子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顾城戴着那顶牛仔裤裤管做成的“晦气”的帽子;他和多多交换诗集,就像两个人决斗前“交换手枪”一样。

那天晚上,芒克开了一瓶威士忌。席间有6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代的,芒克是1950年生人,算是大哥。他一头白发,坐在主座上,很引人注目,也很随和。那天他并不多话。尽管已经有许多著名的朋友写文章描写了他魏晋名士般的酒风,但我看到的是他温文尔雅地举杯。如他所说,他基本上是无酒不欢,但酒风甚好,不会随便和人打架。“要是喝多了就打人,谁还要和你喝酒呢?”

忽然听得“叮当”一声,原来是酒杯子不小心碰倒了。艾未未说,芒克情绪似乎有些低落呢。

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芒克共抽了十六支烟,而且抽烟的习惯非常好,随手就把烟蒂都倒掉。抽完第十二支烟他倒了一次烟灰缸,采访结束后他很习惯地又倒干净了。

我们谈到了1976年。在诗人芒克那里,1976年的记忆似乎很单薄,他有些语焉不详。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在相距三十年的语境对切中,他感到了某种不可逾越的隔膜。

月工资三十八元的草厂工人

1976年1月,在白洋淀插队七年的知青芒克回到北京。他和岳重、多多等人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核心,因此也有人认为“今天派”诗歌与“白洋淀诗群”有着密切渊源。

“我们这批人,十几岁时就被号召到农村当农民,回来后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那时候找个工作可不那么容易。没人给分配工作就回家呆着去,着急有什么用呢?但每个人都得想办法活着——没办法的事情。”

在家闲着的几个月,由于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来往的就是严力等写诗的几个。因为家住得近,有时候晚上他就和严力住在一起,一般朋友都断了来往。

“母亲说,出门得戴黑纱,不戴不行。”

“1976年领袖人物去世,唐山大地震又死那么多人,‘四人帮’垮台……”对于这段沉重的历史,芒克并没有那么狂热,他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社会要变化,有事情要去做。

“对于我们来讲,有变化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必须承认,由于他表述的含糊,你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踌躇满志,是否哀愁。

“二十多岁的人了,老在父母面前晃悠,总不是回事。”那年10月,终于给分配工作了——北京造纸一厂,一家国营的厂子。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觉得自己自由了。

一开始,和两个老工人一起收稻草、麦草,相当于草料厂的看守者。草厂里堆积的巨大草垛比几层楼还高,有一次因为电路短路着火,草厂烧起来了,郊区野地里,风一吹,火势没法控制,一烧几十米,把人都快烤熟了,只有等消防队来。芒克当时一门心思积极救火,还被领导表扬“干得不错”。

当国家工人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出纸车间呆过,震耳欲聋的厂房里,说话都听不清。“我太不喜欢工厂里的工作了,但没有什么选择。也不能随便写东西。”

一个月三十八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的。”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不多,对读书,芒克也失去了头两年的兴趣。有时候他就和老工人喝喝酒。工厂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还写诗。

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比赛,芒克打后卫,这是他记忆中一段愉快的经历。除此之外,能有的快乐也就是偶尔和严力、北岛几个老朋友的小聚。“我们聚会没那么严肃,比较随便——不谈诗,什么也不谈。”

“那时还分合同制工人、国家工人,厂里的头还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厂里的人对我都还挺好,但我不争气——不是办那个《今天》嘛。”

后来恢复了高考,芒克也没太大兴趣,至今他的学历依然还是初中。

不可不提他和北岛,虽然近年他们来往比较少。“我们俩从1972年认识后,关系就一直特别好。他比我稍微大点,挺够朋友的,我有什么难处,他也会帮我,没饭吃,给点钱之类的。我们一直没红过脸,没翻过脸,没吵过架。”

1978年底和北岛等人合办诗歌杂志,芒克向厂里请假,厂里不同意,后来知道芒克在外边干“这种事情”,就更不同意了。工厂宽大为怀,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回来,但要回来,必须写“深刻的检查”。二十八岁的芒克非常拧,不肯写,索性就不要工作,专心去办杂志。后来,芒克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说他“旷工几百天”。他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令人悲哀的是,父亲也与这个“逆子”闹翻了。诗人芒克没了工作,到复兴医院看过几天大门,“干一天给一块钱,不干不给。那还是多少人保我,才做了个临时工”。

摇身一变,诗人成了画家

从此芒克再也没有过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年多前,他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还是“待业”。

“我也很少写诗。”从1988年起,到整个90年代,法国、日本、美国,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各国到处乱跑,那时候机票、吃住他们都管,参加一些朗诵会还给一些报酬,就跟演员一样,有出场费。报酬还可以,日本一般是朗诵一首诗5万日元,美国1000美元左右,法国3000法郎,这点出场费,用来生活还是不够——但那时在北京生活,有点饭钱就可以。”

他的小说《野事》,根据他在白洋淀插队的经历写就。作家阿城对《野事》评价很高,“饱满,元气淋漓,一股子少年人的直朴和温柔”。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后一个回城的。回去当工人之前,他烧毁了六年间写的全部诗稿。

他仿佛在二十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二十岁,身无分文,山西、内蒙都去过,也不认识人,买不上火车票,扒火车。路上就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那些人管吃。“我妈给我往白洋淀写信也不见回信,以为我人可能没了。我回去我妈一看这德行回来了,我就给她讲我去哪儿了。年轻的时候没少叫我妈他们操心。我胆特别大,我去哪儿都无所谓,一个人。”

一个人从外面浪荡回来后,芒克开始写诗了。“我们家一直对我写东西不当回事,现在他们也没当回事啊。父亲1991年就去世了,他在的时候对我写东西很反感,因为写东西老招事,弄得自己连工作也没了。”

芒克一向被冠以“一生放纵爱自由”的“浪荡者”的美名,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似乎已经“转型”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画家芒克。“我从来没有过大钱,也不指望这个,但我起码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长这么大连医院的点滴也没打过,不也活得挺好的吗?我去年开始画画,也都是因为我老婆怀了孩子,租了房,逼得没办法。我根本就没画过,不会画。”

“颜料和画布是艾丹赞助的——我没钱买油画材料。我只管画,画完之后他给拍照片,印请柬,安排地方搞画展,所以我摇身一变干这个啦,愣给画上了。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画画,现在居然还要靠这个为生了。”

他画了三个月,画出十几幅,朋友们捧场,给办了个画展,结果——大家还真的喜欢他的色彩斑斓,卖出去不少。他用这笔钱在北京东边的四惠交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子之后,他又身无分文了,然而好歹是和娇妻、幼儿过上了他迄今为止“最为稳定”的生活。

“我这人挺容易满足,也没那么大欲望,别吃了上顿想下顿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画画,没准什么时候一抽风,又开始写诗了,难说。”

“今天”的名字是二十八岁的草场工人芒克取的。1980年代初,“今天”的几位诗人(后来他们的作品被评论家们界定为“朦胧诗”)在玉渊潭举行诗会,无数少年爬到高树上瞻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开始,但是会场始终安静不下来。

阿城回忆说:“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会场立刻安静了。”

被芒克轻描淡写“忽略”过去的是:“朦胧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的诗歌艺术潮流。当年活跃的“朦胧诗人”,后来都已经声名显赫: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而作为这个流派一员大将的芒克本人,在读者中也一直享有巨大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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