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头发 （下）

/［北京］李洁非

八

南方的抵抗，不限于少数人或个别群体，而有上下一体、不分阶层的全民性。且极具恒心与韧性，前仆后继，几年内，江、浙、皖、闽四地均可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便于观察，我们挑选两个比较完整、集中的事件，了解其情形。

扬州陷落，是一大标志，就此宣告清兵南侵事态不可改变，当时人们对此已非常清楚。乙酉年五月十三日，扬州消息传至嘉定——同日，赵之龙、钱谦益等在南京议定向满清投降，而朱由崧、马士英等已逃离，嘉定人尚不知也——他们仅从扬州陷落消息，即预测到前景，而有组织乡兵之议。从一开始，这就是民众的自发行为。知县钱默想溜之大吉，“百姓遮道止之，乃听士民议，按籍抽丁，以备他变”①。他们拦住县官，迫使他行使应有的职责。按籍抽丁，就是家家户户出人，全民皆兵。之后暂时平静，三十日，钱默还是逃走，乡兵一度散去。六月初四，清兵到嘉定，明朝吴淞总兵吴志葵每有骚扰，群众则尚未采取明显行动。闰六月十二日，满清下达剃发令，“至县，远近大哗，始谋举事矣”②。十三日，“人心愈愤”:

市上大呼曰:“安得官军来，为我保此发肤！”苟有倡议者，即揭竿相向矣。于是诸乡义兵，不约而起……六里内一呼响应，动以数万计，无不地自为守，人自为战者。③

昆山也同日起义，杀掉满清委派的县令。起义民众还主动攻打太仓，所以如此，因为那里在一些士大夫表率下，“城中无不辫发者。四境之民怨之”④。

嘉定抗清，确实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现象。这体现于两点:一、有极大广泛性，“动以数万计”。二、明显带着民间自发现象的特征或局限性——缺乏组织，效率较差，又不计代价、不问后果，只靠一腔热血，激情使然。以下描述，便显现了这一点:

七月初一日庚戌，追击李成栋于娄塘，乡兵会者十余万人。成栋分骑力战，乡兵皆溃，遂屠娄塘，与太仓合。时，会兵砖桥东，不下十余万人，奈诸乡兵本村农乌合，推排挤塞，纷呶如聚蚊，多适为累。北兵每战必分左右翼，乡兵不识阵势，名为蟹螯阵。⑤

情形可悲，乃至可笑。不过，这种“村农乌合”、杂乱无章、“多适为累”的面貌，这种以刍荛之辈而敢与野战军拼杀、螳螂奋臂般的反抗，正好凸显了东南抗清的民众自发性。

再看两个单独的镜头。

闰六月十八日，清兵李成栋部进攻罗店，在一条河边，与当地乡兵遭遇:

与乡兵隔水语曰:“栋等不过奉命守吴淞，与罗店初无仇衅。今假道归娄东，幸诸君宽其一面。”乡兵支某、陆某等戟手骂曰:“汝曹槛羊牢豕耳。莫作此想。”⑥

罗店距吴淞不远。过去敝母校在此办有农场，某年深秋，笔者曾随全班前来务农两周。其野渡舟横、衰草萋萋的水乡景象，至今在目。今睹此文，罗店记忆油然唤起。两相对照，颇讶于那样柔静的地方，也曾有性情如此刚烈的农夫。“槛羊牢豕”，不仅骂对方为牲畜，而且是被关起来因而死定的牲畜。

不过，支、陆二农夫虽然豪气干云，却尚不能与一个名叫朱六的同乡相比:

有清将一人，失其姓名，身长八尺余，面色如铁，乘马押阵，偶失队。乡兵朱六，于道傍登溷边，北将单骑过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同堕河中。北将仓猝拔刀，未及出槊，朱六用两手紧束之，疾呼求救。乡兵闻呼声甚迫，亟返视，见朱六正与北将相搏，溅水如涛山浪屋，大笑。争下水擒之，立刻枭斩，首级奇大，几如五升碗。⑦

从名字一望便知，这是最普通的农民。明代这种阶层的人，一般有姓无名，所谓名字，不过以排行代之。注目以上场景，我们不免要想一个问题:这位很可能大字不识的农民，究竟哪里得来一种精神，使他迸出惊人的勇气和力量，敢于扑向如此健硕的劲敌？

真正大出意外的当数清兵。他们入关以来，所向披靡，一帆风顺，或许只习惯于受降。偏偏来到江南，这些吴侬软语、身形苗条，传说中胆小如豆的“蛮子”，反而誓死不贰。从闰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清兵用了两个月，反反复复，才算敉平。

一旦到手，就开始屠城。

屠城之事，入关前他们常干。努尔哈赤时期，对于所攻之城素事烧杀。不降杀，降亦杀；或洗掳一空，焚城而去。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女真形态未脱原始，征伐目的唯在财帛子女。这种情况到皇太极时，随着满清萌生入主中国之念，而发生改变。1631年，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抵抗极顽强，后送养子祖可法至清营为人质，一见面，诸贝勒即大为不解问道:“尔等死守空城何意？”祖可法回答，是因有辽东永平等处降民遭屠戮的前车之鉴。对此，岳讬贝勒当即表示:“辽东之事我等不胜追悔。”⑧过了两个月，岳讬向皇太极建言:“先年克辽东、广宁诛汉人拒命者，后复屠永平、滦州，以是人怀疑惧，纵极力晓谕，人亦不信。”建议为使“人心归附”、“大业可成”，抛弃屠戮旧习。皇太极“嘉纳之”⑨。之后，满清确实一洗陋习，其下北京、南京后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冀、晋、鲁、豫、陕等北方各地，亦罕有劣迹。在他，自然想努力扮演仁义之师，客观上却亦因所到之处未遭抵抗，一旦胆敢抗拒，就绝不手软，而故伎重施。四月在扬州，发生了入关后第一次屠城惨案，眼下，则轮到嘉定。

扬州之屠，主要是洗劫，在这自古繁华之地一逞兽性，恣意淫抢。嘉定之屠，更多出于报复、泄愤，以惩其士民之不降不顺，非杀尽而后快:“肆其杀掠，家至户到，虽小街僻巷，无不穷搜，甚至乱苇丛棘中，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尸体遍野的同时，还有个怪现象，每具尸体“皆伤痕遍体”。何以如此？“此屡斫使然，非一人所致也。”原来，人虽已被杀死，却还会有兵卒随时在已经“寂然不动”的尸体上再砍几刀。这显然已超越了杀戮本身，成为非理性的宣泄。满城之中，“刀声砉砉然，达于远迩。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狼藉路旁，弥望皆是”。最后，河道里尸首水泄不通，船篙竟无可下之处，白花花的人体脂肪浮满河面⑩……这样的屠城 （之前城外乡间的杀戮不计在内），七月初四、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共进行了三次，史称“嘉定三屠”。

九

略早，常州府江阴县已发生更加可歌可泣的抵抗。

较之嘉定，江阴的不同在于，抵抗得到一定的组织。两位明朝低级别官员 （典史）陈明遇、阎应元，先后担任领导者。一般民众，也较有秩序意识，许多问题事先有商议，议后能遵行。大家决定，“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转移老弱妇幼后，“城门尽闭”，逐一讨论守、战、不同队伍的服色与旗帜、联络外援等事项。决定启发官府库藏封条，将钱物用于抵抗运动；一旦发现不够，有个叫程壁的徽商立刻捐出三万五千两。这样，江阴得以比较迅速地进入军事状态，“分队伍，树旗帜，鸣金进止”，“集教场”，“填塞道路”，“分途出入”；加强警戒，防范奸细，灯火彻夜，互为盘诘”，事实上也果然盘获了间谍，命拘之狱”。⑪

江阴全民抗战的气氛，不特堪比嘉定，且尤有过之。“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计。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有不至此，共讦之。”⑫“咸以效死勿去为念。”⑬“各乡保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不用命者互相攻讦，虽死无悔。”⑭“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俯首效顺也。”⑮

自闰六月初一起事，这座仅由庄稼汉守卫的城池，清兵久不能下。

（守卫者）合乡兵二十余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门用大木塞断，派十人守一垛。卯时，喊“杀”一声；午时再派十人，喊“杀”一声；酉时，仍换前十人，随宿。夜半，再换后十人更番，周而复始。城下设十堞厂，日夕轮换，安息烧煮。公屋无用者，毁拆砖瓦，使瞽目人传递不停……井井有条，丝毫不乱。⑯

清将二都督大怒:“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二都督恃勇，衣三层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只刀，独登云梯”，却被城上守民“群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钩镰枪，用刀钩断其喉管”。⑰

僵持一个半月，七月中旬，满清以精锐王牌博洛贝勒 （他也就是后在福建劝降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人），“悉统所部共几二十万来江阴”⑱。同时抵达的，还有大炮百门。杀鸡真正用上了牛刀。七月十九日，博洛发起攻击，炮轰整整一周，“炮声震天，闻二百里。一昼夜用火药万五千斤”⑲。城墙或裂或陷，几不能保，阎应元亦伤右臂。然每次进攻，却总被击退，城墙则迅速修复。守民极英勇，“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⑳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无降意。”㉑

其间，恰逢八月十五中秋日。这惨烈的战场，居然出现辽远浪漫的一幕:

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许用 （一诸生）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讴者登高传唱，和以笙笛箫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外兵争前窃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㉒

此情此景，堪为自古华族抗敌史上大美之图，留载史册。

不屈，直至八月二十日。这天，清军又从南京调来重炮二十四门，“较前更大，每舟止载一位”㉓，一发炮弹重达二十斤。二十一日，雨势甚急，清军发炮猛攻，城上守民见炮火闪亮，即避伏垣内，俟炮声停顿，复登城守御。不料，清军发现这种情况，加以利用，转放空炮，“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炮声霹雳，兵难遽入”，实际清兵却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江阴终于告陷！㉔

“阎应元坐东城敌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㉕未死，次日被俘，杀于博洛贝勒前。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㉖

城陷，百姓“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 （即士、农、工、商）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清兵“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然合城百姓拒为所诱，“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环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河、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㉗

八十天来，为对付这仅由老百姓守卫的弹丸小城，清军调集兵力二十多万，丧失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㉘所折兵士，据许重熙《江阴城守记》:“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㉙以上仅为战死数，负伤者还未计于内。而他们的对手，不过是田间阡陌的农夫。这样一场守城奇迹，古往今来，未之闻也。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清兵大开杀戒，屠城两天 （《明季南略》则说:“清兵屠城凡三日，晨出杀人，暮则归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幸免者，仅躲在寺观塔上隐蔽处的五十三人而已。至此，前后八十一天，江阴人以“城内死者计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㉚的代价，替明朝国人表示，中国“不至拱手献人”㉛。

十

日寇南京大屠杀无人不知，而1645年清兵在扬州、嘉定、江阴连续三次大屠杀，知道的人大概已不多。从当时人口比例讲，后者比南京大屠杀有过之无不及。时过境迁，这类记忆却往往被历史冲淡。我们重新提及，如果只为翻翻旧账，没有必要；重要的是，从中收取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重新认识首先从一点讲起:扬、嘉、江三次屠城，本都可以“避免”。此话怎讲？前面提到皇太极时满清调整政治战略，放弃了屠戮旧俗，公道地说，入关后直至扬州事件前，清兵比明军、李自成纪律都好，更遑论张献忠。扬、嘉、江之屠，直接原因都是遭遇抵抗。

反过来，三地遭屠也为我们做了强烈的标记:到1645年夏天为止，满清入侵的过程，只在东南引发抗战，在别的地方都望风顺从、波澜不兴。这个要点，我们且将它记下。

次而还有两个要点:第一，南京投降后，清兵沿镇江、无锡东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绝无扰民，更不必说屠戮。第二，发生大惨案的江阴、嘉定两地，亦非一开始即呈恶性对抗态势，而是因为当中发生一个重要关节。

且看亲历者计六奇所见:

初三日甲寅，下午，清兵三百余骑自北而南，穿锡城中而走，秋毫无犯，观者如市。

初四日乙卯，五更时分，穿无锡城中走，至傍晚止，约万人，马三万余匹，奔放纵横，见者面面相觑，寂无人声。

初七日戊午，下午，清兵到无锡，穿城而过，一夜不息。月夜张买货物，清将杀四人，悬其首于南、北门禁，城中颇称秋毫无犯。水陆俱进，水多于陆。

初八日己未，清兵又过无锡一日，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亦一奇也。㉜

这几笔记述，均取自计六奇乙酉年五月日记，非同于传闻。两次用了“秋毫无犯”一词。初七所记“清将杀四人”，味其上下文，被杀者应系清兵中个别扰民者。唯一负面场景，是初八来自扬州的清兵载艳妇以过。之后，闰六月、七月间，日记也有两笔关于清兵经过无锡的记叙，皆无劣行，且又一次提到“城中秋毫无犯”㉝。

另外，苏南抗清虽炽，却并不仅此一种情形，也有立即投顺的，如:“常州竖顺民旗，至丹徒迎清兵。”㉞“无锡选贡士王玉汝等具肉一百担、面一百担、羊三头以迎清兵。传闻清兵恶门神，城中各家洗去，皆粘‘大清万岁’于门上。”㉟前亦曾提及，太仓城内一律归顺。关于无锡的归顺，计六奇还交待了以下原由。据说刘光斗 （前明朝御史、大理寺右丞，已降清）致信王玉汝，告以:“师至而抗者屠，弃城而乏供应者火，公有心人，当为桑梓图万全。”㊱王玉汝接受了这看法，出面与清军沟通。当然，无锡也有不降的一派，他们在顾杲带领下，入太湖打游击。凡已归顺的地方，满清并未加害，这个事实应予承认。

就连反抗最烈的嘉定、江阴两地，起初其实也已归顺清朝。这一点，后来有所留意的人不多，抑或为了突出清兵两次暴行的残酷，而有意掩盖。但实事求是起见，我们在此专门强调:起义之前，嘉定、江阴均已归顺。

请看《江阴城守纪》的记述。六月二十四日，清朝委任的知县方亨到达江阴，当即提出一个问题:

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㊲

所谓图册，即包括黄册 （户籍）、鱼鳞册 （土地登记）、税簿等在内的重要政府档案，其移交，象征政权交替，而江阴由“耆老”为代表，向新政权交出了这些图册，所以说“已归顺矣”。嘉定情况也一样:

（六月）十四日乙丑，北安抚周荃至县，取邑篆 （大印）册籍而去。㊳

从手续上说，两地都已接受和承认新朝统治。其次，从时间来看，江阴起义为闰六月初一，嘉定为闰六月十三日，而一个月前清兵即已出现和经过该地，均未受到反抗。不单如此，满清向江阴、嘉定都委派了县令，他们也各自露面、到任 （清朝嘉定县令张维熙和江阴方亨一样，六月二十四到达，因躲避明朝总兵吴志葵抓捕遁去，于闰六月初六复来），到此为止，两县人民均未宣布起义。

事态急转直下，是因一个十分特殊的导火索:剃发令。

剃发令完全是灾难性、摧毁性的，其所造成的轩然大波，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它在东南一带触发的决绝抗争，仅《明季南略》一书之中，即有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实例。无锡五牧镇，一位养鱼鹰的薛姓老者“以剃发自缢死”㊴。武进诸生许某，为逃避剃发，整整一年“昼则闭户，夜半始出”㊵，顺治三年才被发现。天启进士、无锡人华允诚，誓不剃发，为此“杜门者三年”，直到被告发，清抚土国宝劝其剃发，“不从”，解至南京，遭毒打，“拔公发几尽”，仍不从，称“吾不爱身易中国之冠裳也”㊶，卒见害。无锡泰伯乡诸生邹来甫，创下更久的记录，“不剃发，隐居教授，至康熙初年”㊷。宜兴卢象晋为不剃发，不惜装疯，还是被识破，“捕置狱中”㊸。名臣徐汧闻知剃发令下，“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发之身，见先帝于地下。’遂自沉于虎邱后溪死”㊹。复社领袖杨廷枢，“清至不剃发。丁亥四月，时隐山中被执，大骂不屈”㊺，然后被杀……

江阴、嘉定起义，纯因满清强制推行剃发令。就两个事件本身而言，我们明确给出结论:没有剃发令，则没有起义。前面说过，剃发令下达前，政权已经移交，民众虽不满，却并未拒绝新统治者——尤其是，并不曾出现将抛却性命以示抗争的苗头。剃发令一下，这才民怨沸腾，而致生不如死、忍无可忍。

我们且借江阴起事经过，还原一下过程:在交出地方图册后，民众普遍认为历史一页就此翻过——

闰六月朔 （每月初一称朔），方 （亨）行香，诸生耆老等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事矣。”方曰:“止有剃发耳，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何可剃耶？”方曰:“此清律，不可违。”

回到衙中，常州府诏文正好送到，当众开读，同时命书吏抄成布告，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语。这不知是何人得意之笔，大概以为编成这种顺口溜有助于“政策宣传”。可惜效果太强烈，读至此，抄布告的书吏投笔于地，说:“就死也罢！”方亨正欲鞭惩该吏，现场已当即哗变，宣布“反了”。二十多天后，对峙中，清兵从城外射来劝降书，所谈同样着重于剃发，称:“南北两直、山、陕、河南、山东等处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敢抗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耶？”又称:“尔等系清朝赤子，钱粮事小，剃发为大。”意谓，答应剃发，朝廷即可免除钱粮，“不动尔一丝一粒”。如此劝降，简直本末倒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二天，“江阴通邑公议回书”，人们这样回答:

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㊻

斩钉截铁。“公议回书”的表述非常清楚:江阴人民承认“变革”，不反对“易代”，本已接受清朝统治；一切因剃发而起，此令不除，江阴全体百姓誓死不从。

十一

拨草寻蛇，辨迹追踪。末了，锁定目标，却发现根源竟是微末的头发。正是为这微细纤渺之物，一方宁愿罔顾性命，另一方则死死咬定，万事皆有商量，唯独头非剃不可！

我们来看顺治二年 （1645）十月的一件事:

陕西河西道孔文謤上奏: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 （指冠服），子孙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㊼

那时，曲阜孔府虽已剃发，却深受愧对祖宗的折磨。显然在所有商议之后，由孔文謤出面，请求清廷给予孔府特恩，保留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的服制。注意:仅是特例，无涉旁人。然而旨意下来，绝不开恩，重申“违者无赦”；对胆敢以此上奏的孔文謤，仅看孔夫子薄面，才饶其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

可见在剃发问题上，清廷断然不容讨价还价；哪怕历三千年未改的孔府，现在也非改不可。

至此我们应该补充说明，剃发并非满清铁腕政策的全部。剃发成为焦点，是因由此触发惨剧太多。实际上，满清要推行的是一个整体褫夺华夏衣冠的计划。所以，继闰六月强推剃发令后，七月初九 （戊午）又追发通知:

谕礼部: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㊽

从这个计划，我们发觉满清是很不相同的征服者。历史上，北中国多次被异族占领，到元代，更是全境陷落。然而，他们却没有哪个想到迫使华族易服，否则曲阜孔家何能“三千年未之有改”。之如此，是因那些“狄夷”均未越出武力征服者层次，只顾夺取中国疆土和人民，拥而有之，便称心如意。满清之不同，正在于觉悟到不能只做武力征服者。入关以前，它即着手认识华族文化，招纳、任用汉人文士，完全是知己知彼，有备而来。它懂得，在中国，衣冠服制绝非穿衣戴帽，而连结着华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差异与等级。汉人实际上不怕国土沦失，只要冠服未改，就并不觉得已被征服，甚至反而藏在冠服的优越感下，对征服者投去蔑视的目光。

这是大有根据的:

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㊾

以上几句，出自南齐顾欢的《夷夏论》。其写作早在满清入关之前约一千二百年。比它更早，有《汉书》对匈奴的描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㊿还有东晋江统《徙戎论》的名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51]

何谓文化？从赤身裸体到以兽皮遮羞，即是文化；从以兽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带，更是文化。人体修饰的每一种变化，都是文化使然，也无不表征了文化差异。这样一想，我们也就明白冠服发式之不同，并非无关痛痒，的确标识着文化上的高卑美恶。故而，正如顾欢所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52]作为当时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华族来说，变易服制，何啻奇耻大辱。幸好过往“诸夷”不大懂得汉人这种心思，对自身文化上的“卑微”亦浑然不觉；这样，中国总算没有提前发生为了头发而血流成河的惨剧，曲阜孔家也才得以“三千年未之有改”。此时不然，越过山海关的这支“胡虏”，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汉人的“骄傲”以什么为根基，如欲摧毁之必须从哪里下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征服者不独擅长武力，还对文化有意识有想法，麻烦就格外之大了。

十二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笔者最想探究的:明亡之际，同是华族，南北两地的情形为什么那样不同？先是对“贼寇”的态度，北人支持，南人抵触；然后是对“胡虏”的态度，北人顺服，南人反抗。两个反差彰彰明甚，十分惹眼，凡对这段历史有一定涉猎者，都应能注意到。然而，究竟怎么解释呢？

关于“贼寇”，我们已用不少材料，说明不是民心向背问题，并不存在北方民众厌倦明朝统治，南方民众却怀着美好感情的区别。后者确实不太欢迎北方的造反者，试图把他们拒于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朝廷，两者并非可以直接划上等号那样简单的关系。相反，在南方许多地方民众眼中，“贼”与“官”倒不妨划上等号。

关于“胡虏”，南北两地遭遇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满清并未区别对待，在北方执行一套政策，在南方则另搞一套。过去蒙元倒曾有所区别，它将全体居民定为四等，蒙古人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域色目人为第一、二等，略早而且不太费力就征服的北汉人列为第三等，而把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南汉人置最末等。满清除对“自己人” （满蒙两族）搞优惠政策外，对汉人倒可以说不分南北、一碗水端平。既如此，为什么看上去南方汉人要比北方汉人更痛苦、更不满、更难忍受，就好像受到了格外不好的对待呢？

思索这种奇怪情形，我首先想到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的一段话: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53]

这应该不失为一条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征服者，好像从来没有来自南方的。而北方，从汉代起，就不断有入侵者，而且一再成功，大体晋以后都维持着一代华族、一代异族交替统治的历史，抑或以长江为界，华族、异族分治中国南北。换言之，北中国早已习惯于沦亡 （从汉族角度看）或投降，故而鲁迅后面谈到南人所以在元朝列四等，又有一段话:

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54]

又换言之，我们好像可以因此说，北中国的华族文化传统不如南中国牢靠，质地也渐渐不那么纯正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隔上二三百年左右，就被蛮夷”冲垮一次，统治上百年，混居乃至混血，这种情况下，传统没法不断断续续，质地也没法不羼杂。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探讨客观历史，不含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既有这层原因，北汉族人与异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不如南汉族人那么激烈、那么有悲剧感，也很正常。像前面引述的江统、顾欢，都是长江以南汉族王朝人士，就并非偶然。

以上算摸到一些头脑，但明显还是比较外围的东西。

我们想要的，是来自明朝本身的线索；或者说，最后的解释，应能显现明朝所特有的社会现实。这当中，我注意到有个最特别、最突出的现象，亦即，明末东南一带发生的种种，都不局限于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而是有着相当广泛的民众普遍性。

无论是在与李自成、张献忠周旋中，还是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我们都看得见民众的活跃身影。尤其后一事，像之前叙述中所展现的，民众完全成为主体。这种情形，实所未有。尽管戎华之别、夷夏之论源远流长，过去却几乎仅系士阶层话题，是所谓文化精英的意识形态。不用说两汉、东晋和六朝，即便民族意识更强的南宋，普通百姓也谈不上充分卷入其中。乙酉年夏季，两个罗店农民隔河手指清兵破口大骂“槛羊牢豕”，这个镜头是带着典型的明朝特征的。

如要加以概括，笔者愿意这样表述:在明代——起码是晚明——士夫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已达成某种“意识形态一致性”。

这是一个相当有实质意义的演进。从先秦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强调士民之间注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到晚明士民一体、趋同、互为表里，中国社会基层在道义和基本价值观方面，已经形成了新的精神纽带，或新型文化领导权。以往，儒生集团虽也在中国行使文化领导权，却基本作为皇权附庸，在专制政体与民众之间扮演中介角色，工具意味浓厚，缺乏独立性，民众对之也没有单独的认同感。而在明代，历来的两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专制政体与民间社会，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士夫作为单独一极而出现的趋势，正在形成和明朗。他们作为乡村社区的主要影响来源，越来越突出，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自己也有意识与专制政体拉开距离，运用独立的思想价值资源，发挥独立的伦理作用，努力发出与专制政体不同的声音，悄然进行权力话语再分割。这样的变化，民间社会很快就感受到了，意识到已经出现一种有别于专制政体、与民间立场和利益较为贴近而且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较明显的标志，就是万历末年生成的东林党。但作为整体现象，这既不自东林始，也不局限于朝臣这样小的范围。实际上，它非常广泛，遍及中国社会的最小细胞村落，此即“乡绅现象”。乡绅是明代社会的全新元素。以往，比如唐宋，虽亦有大量士夫居留乡间，却很难称之为乡绅，他们与乡间是游离的、悬隔的。唯至明代，才存在那种从精神到事务真正融入或介入乡间社会的士夫，构成“乡绅现象”。明季，乡绅在地方的作用愈益关键，甚而超过官府乃至朝廷。天启四年 （1624），苏州著名的“五人义”事件，充分演示了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有民望的士夫周顺昌、周起元、杨姜等，与五大民间领袖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携手对抗皇帝佞倖、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及其党羽毛一鹭等，阖城响应、支持，形成非传统非“江湖式”的造反，具近代民运色彩的群体事件。万历末年，松江民众焚烧董其昌宅邸一事，则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显示了乡绅对地方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吴建华的一篇专论，就此做了细腻的分析，读者愿知其详，可径读之，兹只引其结论性的一语:“在乡士大夫与士人是支配明代城乡共同体的主流势力。这个社会精英群体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政府管辖的措施和效果，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和心态。”[55]我想说，这样的评论，明代以前大概并不成立。

从东南情形看，士夫——民间的新型互动，或者说“意识形态一致性”，在明末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平时的重大地方事务及日常矛盾处置，已对此形成很大依赖，而官府乃至朝廷中央的影响反而靠后，甚至有边缘化迹象，有它没它均可。换言之，即便官府不存在，当地社会与民众仍能组织起来，甚至组织得更好。乙酉年五月，南京投降后的东南现实，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江阴、嘉定两地大型抗清行动，以及无锡、常熟、休宁、徽州、贵池等多处游击性质的抗清活动，都是在政府缺失的背景下，得力于乡绅——民间这条纽带。这种现象的后面，便是士夫、民间基于共识和互信，形成合力 （往往是反抗的合力），去贯彻共同意志、追求共同利益。就历来的中国社会关系而论，这是极重大的、堪称带突破性的动向，假以时日，中国社会基本结构与模型因此有所变革，绝非不可期待之事。可惜，满清以外族入主所势必伴随的高压统治，大大削弱、抑制了乡绅——民间新型关系的变革性潜质。虽然有清一代，乡绅——民间关系也继续存在下去 （太平天国时即曾发挥作用），但其反抗性明显流失，更多地仅仅作为一种地方稳定杠杆而已。

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从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两个层面，解释明末东南民众“拒寇抗虏”这种表现的由来。但是，它仍不能解释为什么东南民众有此表现，而北方民众却没有或甚少有。

回答后一问题的方式，相当简明——只须实证。

我们从一组数字谈起。明代二百多年历史，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殿试头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和乡试第一名会元，总数共244人。而其各省分布及排名如下:第一，南直隶 （含今苏皖两省）66人；第二，浙江48人；第三，江西48人；第四，福建31人；第五，陕西 （包括甘肃）9人，第六，湖广8人；第七，北直隶7人；第八，山东7人；第九，四川6人；第十，广东6人；第十一，山西4人；第十二，广西2人；第十三，河南2人。[56]

对这些数字略作分类，得到以下结果:一、东南一带 （苏、皖、浙、赣、闽）人数达193人，几为其余地方四倍 （后者全部相加为51人）。二、南直一省人数，便超东南以外各地总和。三、浙、赣、闽三省，各自人数都接近于他处总和。四、以南北分片看，南部诸省即南直、浙、赣、闽、湖广、川、粤、桂共215人，北部诸省即陕甘、北直、鲁、晋、豫仅29人。

至此，答案可谓一目了然:明清鼎革之际，南北方颇相悬殊的表现，是长期以来文化重心随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这个过程，远自东晋始；以后，北方蛮族每侵入一次，华族的经济、文化重心就为之南移一步。中间当然还有反复，但南移趋势不断且逐步深化，及至明代，正统华族文化的中心，已处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则失却纯正、转为芜杂，“混血”特征突出。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中原文化的华族正统性不断流失；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化外性不断减弱、消失，转成取代中原成为华族文化的正统地。我们只需回看春秋时的情形，就知道南北方是如何悄然发生这文化上的流转的。在那时，长江中下游与西北的狄戎一样，本属化外之地，但经过代代南移，中原文化正统及精英大举转移过来，东晋、南宋两次最大的迁徙，都向东南输送了大批豪族和文化精英，江浙许多大姓望族，祖籍原在黄河流域，而福建客家人多来自河南，则人所共知。

北方则随着战乱和自然条件恶化，从经济到文化不断衰落。东晋以后，大致上保持胡华混居的状态。即以今天北京论，其居住、饮食、风俗、地名乃至相貌、体形，其元素、来源均较芜杂，留下种族融合的深刻痕迹。

文化的流转，随着时间推移，以悄无声息的浸润方式，一点点地改变和影响社会现实、社会发展，令文化质地、成分、积累和人才生产的差异逐渐加大。其结果，最终则凸显于科举的榜单。到明代，文化分布、人才分布呈现明显的南重北轻格局。东南一带，讲学、出版、藏书、艺文等文化事业，全面领先。尤为关键的是，由于思想和人才积累雄厚，东南一带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再组织上，明显处在有利地位。刚才讲到乡绅——民间的新型关系，北方基本无觅其踪，东南却已十分活跃、强劲崛起。也许还记得我们在谈桐城情况时，先卖了个关子，按下未表，至此则不言自明:以其方圆百里的弹丸之地，而持续百年、源源不断产生名臣硕学，居然成为天下文薮；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文荟萃，更表现了一种社会脉络。一个地方，有此脉络或无此脉络，相差岂能以道里计。故而，明清鼎革之际，南北判然有别的情形，既揭示了两边文化传统在各自历史情境下的走向，同时也是不同社会状态、发展趋势的一种鲜明对比。认识到这两点，恐怕比仅仅从中谈论民心向背、民族气节一类话题，更切中于当时历史的紧要。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㊳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3页，第184页，第184页，第184页，第187页，第185页，第89页，第188页，第182页。

⑧王先谦《东华录》此句写为:“杀辽东民乃太祖时事，我等亦不胜追悔。”多出“太祖时事”等字样。见该书天聪六，续修四库全书》三六九，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000年版，第88页。

⑨蒋良骐:《东华录》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㉚㊲韩菼:《江阴城守纪》，《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25页，第124页，第127页，第130页，第130页，第34-135页，第136页，第140页，第143页，第141页，第145页，第146页，第147页，第147页，第147-148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4页，第149页，第122页。

㉙㉛许重熙:《江阴城守记》，《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52页。

㉜㉝㉞㉟㊱㊴㊵㊶㊷㊸㊹㊺㊻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2页，第233页，第231页，第231页，第232页，第235页，第236页，第237页，第239页，第40页，第255页，第256页，第245-246页。

㊼㊽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五，《续修四库全书》三六九，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第244页。

㊾[52]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76页。

㊿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34页。

[51]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1-1532页。

[53][54]鲁迅:《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55]吴建华:《“民抄”董宦事件与晚明江南社区的大众心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56]数据取自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