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被架上政治的神位

/［天津］朵 渔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1881年9月），逝世七十五周年 （1936年10月）。按照我们这里“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的规矩，想必又是一番大张旗鼓的庆祝吧？

在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鲁迅都曾被架上不同的政治神位:1951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的文章，是为配合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说:“ （如果鲁迅活到现在）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当时正在“引蛇出洞”，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66年，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在鲁迅周年纪念史上，这一次纪念显得不同凡响。10月31日，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以及文艺界代表共七万多人举行群众集会，纪念“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姚文元做了《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长篇发言，论证了鲁迅是如何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到共产主义者”的，并认为鲁迅精神的灵魂和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早在这年7月，周扬等人就已在“攻击鲁迅”的罪名下应声落马。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如此一来，鲁迅的地位已被圣化，“战斗力”亦被无限强化。10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为这次纪念定了调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信，大立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在这个调子指引下，鲁迅被涂抹上一层厚厚的“革命”油彩，鲁迅的“战斗精神”也顺理成章地落实到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197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人民日报》的纪念文章题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是为“反对修正主义”；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纪念，其战斗性指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1966年10月31日的群众集会上，许广平做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讲话，她说:“我深深感到，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做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她最后还“激动无比”地说:“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郭沫若在《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发言中，重点发挥了鲁迅的“造反精神”，而其“造反精神”的前提是“鲁迅一向是服从党的正确领导的”，是听党的话”，“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的”。他还以诗人的情怀对“如果鲁迅还活着”这一假命题畅想了一番:“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假如鲁迅还活着”，也是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诱人话题。早在1950年夏，就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出过此问题，郭沫若当时给出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1957年，有人向毛泽东大胆提了同一个问题:“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的回答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胡适晚年在台湾被人问起:“大陆现在正闹着革命，你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胡适的答案是:“你放心，鲁迅是我们的人，他是不会屈服的。”

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鲁迅？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等待官方来定调子，而官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民间过度解读。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流传消息说，鲁迅的《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经典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消失了，引起颇多非议。议论的焦点依然是“鲁迅淡出中学语文教材”的政治象征意义，而不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讨论。鲁迅作品之所以在中学教材中地位特殊，就因为他被过度政治化了。陈丹青曾就这一话题说，长期被神化、非人化、政治化后，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了，简化成了一张脸谱，一个象征。当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家被过度简化成符号性资源后，他也就被彻底工具化了。学者谢泳曾发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答案也许就在这里。既然是投枪，是匕首，英雄和凶手当然都可以握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