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历史的策略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谈起

耿 佳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重述历史的策略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谈起

耿 佳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产生十年后牢固树立起其正统权威地位,《新文学大系》采用了一种颇具策略性的编选手法从而有效地对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加以重新叙述。这种编选手法在其中的《文学论争集》一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新文学大系》;编选策略;重述历史

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在1935至1936年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9-1927)》整理、保存了“五四”新文学发展第一个十年间极为珍贵的史料,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清晰地记录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由诞生、成长到发展壮大的过程,直到现在仍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1]

事实上,这套学术丛书对于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性还不仅仅止于此。《新文学大系》长期被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者视作权威史料而加以引用,它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化处理方式、对于新文学各文类中经典作家作品代表地位的指认和确立形成了此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新文学研究的固有定式。另外,这些有关新文学的发展历史、格局、地位、创作评价标准的理解定式和前提预设甚至对今时今日的研究者仍然起着或隐或现的制约作用,也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正如有论者所言:“其各集的‘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历史的描述,离不开《大系》所划定的大概框架,而《大系》提供的权威评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文学史家看作研究的经典,文学史教学常把《大系》列为基本的参考书。”[2]

恰恰因为其地位和影响如此之重才更不应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新文学大系》是历史当事人的自述。共十集的大系中,每卷的编选者都亲身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的大部分编选者更是发动“五四”文学革命,并致力于探索新文学建设道路的先驱力量。运动亲历者对于自身参与其中的那段历史的追忆、重述必然会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同时必然力图通过叙述,包括选集前“导言”的直接叙述,也包括各集的入选文献时的间接叙述来赋予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行为以极大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同时,《新文学大系》是对新文学产生、发展十年间众多的作品、理论、史料的筛选性收录(也即《大系》是选集,而非全集),是编选者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根据自己的主体意识对旧作进行取舍选择后的结果。联系《新文学大系》策划阶段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十年后的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新文学势力加紧进行文化围剿,新文艺书籍不断遭到查禁,进步出版业受到空前的压迫和限制;同时政府提倡“尊孔读经”运动,社会上弥漫起浓重的复古之风;“五四”新文学阵营发生分化,新兴的革命文学不断攻击、否定新文学……加之“五四”以来文献的流失,都使新文学的精神、成果以及历史合理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同时,正像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言中所感慨的:“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3]——如其所言,在“五四”已经成为一段供人追忆和凭吊的历史后,先驱者们产生了要将自身在新文学开创期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的紧迫感。上述这一切因素都决定了《新文学大系》的基本编选立场:通过整理、总结、评价新文学发展第一个十年中在各文类创作、理论方面的成绩来重述新文学的历史,赋予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以正统地位和历史合法性。既然要树立新文学的正统权威形象,那么就必须为新文学设立一个敌对的他者。因为只有在与敌对他者进行辩驳、斗争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否定他者的进步性与合理性,新文学才能更有效地宣称、确证自身的合法性存在。“在革新运动里,没有不遇到阻力的。……不要怕‘反动’。‘反动’却正是某一种必然情势的表现,而正足以更正确表示我们主张的机会。”[4]为更有力地赋予新文学以历史发展之所趋的必然地位,还必须使这个敌对他者以弱势的姿态出现在新文学面前:“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绝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这只有更鼓励了我们的勇气,多一个扎硬寨,打死战的机会,却绝不会撼惑军心,摇动阵线的。”[5]这种为重述一时代之文学发展历史所运用的颇具策略性的编选手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由新文学发展初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以及展示新文学创作与理论实绩的重镇《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编选,选集共收入107篇理论性论争文章。意在描绘出那些“五四”人物的文学革命活动如何由起初“寂寞的呼号”到招致旧派的猛烈反攻后不退让、妥协,最终成就历史上的伟大事业这一历史图景。整个论争集的结构安排恰恰是根据编选者郑振铎这一编辑理念确定下来的。上卷的第一编至第五编分别展示了文学革命发难初期折中派对于革命主张的回应,《新青年》为加深文学革命的社会影响发表“双簧信”后引来的复古派的攻击,最后是以学衡派、甲寅派为首的对于新文学真正有力的反攻。用郑振铎自己的话说:“反动是必然的情势,只会使斗争者更加坚定信念,树立起自己的旗帜。”[6]中间还穿插了新文学阵营内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于新文学建设路径的不同思考和主张。下卷第六编至第八编则记录了文学革新者围绕白话诗运动、小说革新和戏剧改良这三个向度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社会上对于这些主张的不同回应。从论争集的体例编排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郑振铎为新文学所设立的敌对他者是所谓的以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旧文学。而他有关新旧之间这场博弈的力量强弱对比的有效叙述,是通过收编新旧两派各自文献的篇数差距这种极为微妙的手段得以实现的。

第一编《初期的响应和争辩》所收录的文章中,曾毅、李廉镗、方孝嶽和余元濬的四篇文章表面上赞同陈独秀等革新者的改革主张,但实际意在将改革主张与旧文法进行调和,从而缓冲这些主张的社会冲击性。例如,认为国人的成见很深,文学改良不可能即刻就完成,白话文也很难取代文言文而获得正宗地位,所以改革要依照时势缓慢推进,做文章用通俗易解的文字就可,没有必要全用俗字俗语或是杜绝用典对仗,否则反而会矫枉过正。失名、张护兰和沈藻墀的另外三篇文章则是提出在实际中如何加以推进文学改良的具体措施。例如:建议《新青年》开辟文学研究专栏,允许其他报刊转载有关文学改良的文章以推广改良学说;号召学习西方的文体划分方法,主张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同时推进等等。仅仅从该编收录文章的篇幅数目以及各篇的相应内容上就给读者营造出这样一种印象,即自新文学发难初期始,反对者的声音就很薄弱,并且大都纠结于细枝末节,没有真正有力量的反对观点。第二编《从王敬轩到林琴南》共录入守旧派包括王敬轩、林纾、严复等九人的文章,而反驳这些守旧言论或是提出建设新文学建议的文章却有十一篇。第三编冠名以“学衡派的反攻”,但实际收入的学衡文人对于新文学加以攻讦的文章只有胡先和梅光迪的两篇文章,其余四篇却都是新文学阵营人员对这些攻击文章的批驳或讥讽。第五编《甲寅派的反动》也毫不例外,该编中真正算作甲寅派文章的只有章士钊和瞿宣颖等人的四篇,其余十一篇都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作者对这四篇文章严厉程度不同的批判与驳斥。这种编选手法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文献数量方面的差距彰显着双方力量上的悬殊,最终所指涉导向的结论无疑是新文学对于旧派的压倒性的胜利。

同样的编选手法还出现在《文学论争集》的下卷中。第六编《白话诗运动及其反响》共收录十一篇文章,其中只有胡先的《评尝试集》一篇是旧派势力对于白话新诗的攻击,其余皆为文学革新者著文对白话散文诗的存在合理性的大力肯定。这些肯定性文章讥讽旧诗的创作陈规,批驳依据陈规而发出的对于白话诗体所进行的指摘,同时表达新派阵营内部各自对于新诗所应具有的形态的不同理解。第七编《旧小说的丧钟》和第八编《中国剧的总结账》中,只有被视为国故派的张厚载的两篇文章是从旧戏曲的唱功做派、表情达意的特殊方式出发,提出应保存旧戏。此外的其他文章都是清一色地否定旧小说和旧戏曲的文学存在价值或是建议如何创作新小说、发展新戏剧。显然这种收录手法和上卷具有相同的策略意味,论证新文学对旧文学实施彻底改造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并为这种改造描绘出必然成功的光明前景。

更令人寻味的是,除每一编目录中单独列出的对于旧派的批判文章以外,所录旧派文章后面还大多另附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提倡新文学革命最为激烈的战将对旧派论调及时的回应甚或逐条批驳的短文。通常在短文末尾,这些文学革命斗士会对旧派再次发出战书,要求继续论争。但是,整本论争集并没有再收入旧派文人的再回应。是编者有意为之的编选策略?还是旧派文人确实被新文学的健将驳倒而无法再发出异质的声音以对其捍卫新文学合法性的呼声加以质疑和挑战?限于笔者对于当时文献史料的阅读量而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况,这种收录方式无疑都是在确证郑振铎在此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对于文学革命发展进程的断言:“新文学势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壮大,反对者的口完全地沉寂下去。”[7]1917-1927年这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因而最终被叙述为:旧文学的必然覆灭,新文学的合理到来。这也成为此后现当代文学学科及高校教育体制化后学科专业研究领域对于此文学势力历史较量的权威定性,弥漫于代代新加入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当一些后世的研究者将《新文学大系》当作权威的史料加以运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时,当他们未经考量就直接接受并使用了由《大系》所规划的一系列似乎不言自明的命题、概念和价值标准时,他们忽略了《大系》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历史,以客观真实的面貌出现却实际暗含着文学主流势力的主观性和策略性这一可能。毕竟,“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一种修辞的灵活运用,一种语言结构的叙事构型。历史不仅仅是对于史实面貌的再现,它还是一种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建构,而这种建构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一个时代的特有的深层结构。”[8]

[1]鲁非.《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始末[J].文史春秋,1999,(4).

[2]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A].温儒敏.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3]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言[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4][5][6][7]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影印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8]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黄加成)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1917-1927),which was published in 1935 by Shanghai Companion Books,exert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orthodox and authoritative position of New Literature firmly in the 1930',it adopted a rather strategic compiling approach to restat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effectively.This approach wa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Literature Polemical".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compiling strategy;restate the history

I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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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055-03

2010-10-20

耿佳(1986-),女,河北阜平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