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炜的家族小说

王永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试论张炜的家族小说

王永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张炜的家族小说是通过对家族历史及家族变迁的再现来透视整个民族历史的变化,张炜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再现来完成对历史的阐释。张炜的家族小说同时还有家园寻找和文化寻根的意味。同时,在张炜的家族小说里还张扬着道德理想主义,对历史的叙述采取不是阶级视角,而是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悲悯情怀。

张炜;家族;家族小说

家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缘乡邻关系为辅助链条。家族人员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并以一系列的家族礼仪、规范、制度等对所属人群进行约束规范,以求达到家族地位的巩固和提升。在尤重封建伦理的古代中国,家国同构是封建伦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家族在中国历史文化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P151)。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2](P16),可见家族其“坚固性甚至比万里长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中华民族的家族主义观念常盛而不衰,历久而弥坚,既不因外族和外国的多次入侵而中断,也不会由于佛教和基督教的巨大冲击而崩溃”[3]。由此可见家族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

自小说这一体裁逐步成熟以来,而以家族兴衰变迁为描写对象的家族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是源远流长。从清代的《红楼梦》到现代的《四世同堂》、《家》、《财主的儿女们》等,从十七年时期的《红旗谱》、《创业史》到新时期的《古船》、《白鹿原》、《旧址》等,无一不是以家族为切入点来透视时代甚至于人生、人性等人类共通的话题。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小说在继承上一时期家族小说的一些特点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时代特质。新时期以来家族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众多的家族小说之中,张炜创作的《古船》、《家族》、《外省书》、《柏慧》等家族小说无疑是颇有特色的,同时家族小说在张炜的小说创作中也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在张炜的小说创作中,家族小说既有他一贯高扬的理想主义的激情色彩,同时又具备一些新的特色。本文拟从家族象征与历史阐释、家园寻找与文化寻根、理想主义与悲悯情怀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张炜的家族小说。

一、家族象征与历史阐释

家族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同中国历史一样,家族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历史运动,家族凝聚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家族的历史,时常就是社会进展或民族旅程的一种浓缩,也可以说它“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的兴衰变迁”[4](P853)。因而新时期以来很多作家都以家族为题材,把家族置于中国建国以后的革命历史运动甚至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舞台,让他们尽情表演,通过家族和家族人员在中国革命历史舞台上的人生沉浮来观察中国历史的变与恒、人性的善与恶等。之前的家族小说多是从揭露封建大家族的专制腐朽进而描写这些封建家族必然解散的命运,或者是从个体跟家族的决裂来参加革命等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的阶级观点来叙述家族,很少深入到家族内部做细致深入的研究。

由于家族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加上其相对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使得家族成为一个世代延续而又相对独立的生活组织,与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既不能不伴随着历史的浪潮而动荡不安,成为观照人、社会、文化嬗变的聚集的场所,又与历史的脚步保持着冲撞的距离,以其具有血缘关联的生命延续与家族伦理,为历史留下最为深刻的文化记忆,成为思考和想象人类文明和人性结构的丰富空间”[5]。同时,新时期以来由于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解放促使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同时也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伤痕”“反思”思潮,家族小说也悄然深入到历史的纵深处。另外,由于家族跟时代、民族、历史、文化等有着多重关系,因而不少作家通过对家族的日常叙事中隐喻着对民族历史的深入思考,家族在他们那里也就有了象征意味。还有,通过对家族的叙述贯穿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的思考,从而达到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并借家族的盛衰演变来表达自己对人类生命、对民族历史存在的哲理性思考。

家族“较其他任何制度能更明白地揭露人类从原始野蛮的深渊,经过开化时代,以至于文明时代的向前进步的逐步阶梯”[6](P853)。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神圣的革命是家族间的“复仇”行动,或者是家族内部人员站在家族或者良知的立场。参加革命本身并非为革命,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口号并未真正将人们从家族集体主义中解救出来,维系土地空间关系的生产队,也同样持续着家族宗族的集体主义。每一个个体、家庭都渴望着向以血缘为基础的集团靠拢。生产队无形间已转化为宗族强权集团,成为与政权相抗衡的民间社会的权威”[7]。关于这一点在《古船》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古船》中隋家过早的把家产捐了出去,属于开明绅士阶级。老隋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镇上显赫的家族,社会地位、物质享受与个性修养方面都使作为流氓无产者的赵多多产生羡慕、嫉妒与仇恨的心理。同时,“因开明绅士的身份而使赵家不能尽享让隋家仰视的欢乐。这种感觉使赵家如梗在喉,因此,赵多多才能无所顾忌地违背党的政策对隋家进行骚扰、恫吓和打击。走在前台的是赵多多,而站在他背后的却不仅有威望极高的赵炳,而且还有整个赵氏家族。”[8](P26)赵多多翻身革命与其说是他政治觉悟的觉醒,倒不如说是他内心深处人性恶和内心深处由于极度自卑感的一种复仇表现,革命后他首先想要占有的是随家美貌的女人隋迎之的老婆茴子。在他的兽欲遭到拒绝后,茴子随同隋家的老房子一起自焚之后赵多多“前前后后仔细地看着赤裸的茴子。”然后解开腰带,“照准茴子的身体撒起尿来……”。以及他想得到隋迎之的那匹红马。“实际上他真正所向往的是隋迎之骑上红马的那种荣耀与显赫”[9]赵氏家族的长者赵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长期占有为保护兄弟的隋含章长达十七年之久,这些都是一种家族“复仇”的表现。在小说《家族》中,革命领导者殷弓对战聪的仇恨与其说是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一种阶级立场的对立,倒不如说是一种人性的嫉妒。战聪在出身、学历、修养、名声等各个方面都几近于完美,这也是殷弓急于摧毁和打碎战聪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殷弓的内心深处来看,其革命动机似乎总是纠结着自身条件处于劣势地位所故有的因自卑而生的变态报复。”[10](P263)

总之,过去的家族小说采取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模式,新时期的家族小说“陷入了另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那就是两个家族作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的对垒”[11](P132)。这种家族斗争跟政党政权交织的小说模式是张炜家族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张炜的家族小说里,革命这一神圣工作变成了私人以及家族间的一种复仇行为。由于人性的恶,这种复仇行为往往演绎成极其的血腥与残暴。对这种打着革命大旗进行个人或家族的复仇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如前文所述,家族是一个民族的缩影与象征,张炜通过对家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表现,其实也是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一种自我的再度阐释。

二、家园寻找与文化寻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兴起,特别是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涌入,国内文学界开始考虑中国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的问题。而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家族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又在时间上相对绵延不断的小的集团或体制。在历史动荡和时代迅速变化的时代里,家族则相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血缘上的亲和性与偏狭地域上产生的乡土观念相互纠结,构成传统生活秩序中家族结构的强烈内聚力和稳定性。”[12]它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它与时代的变迁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既不能不伴随着历史的浪潮而动荡不安,成为观照人、社会、文化嬗变的聚集的场所,又与历史的脚步保持着冲撞的距离,以其具有血缘关联的生命延续与家族伦理,为历史留下最为深刻的文化记忆,成为思考和想象人类文明和人性结构的丰富空间。正是由于家族的这一独特性,使得作家意识到人类及其文明的危机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而来自于现代人自身。因此新时期以来便有很多作家把目光转移到家族长河上来,通过对家族的重新梳理以求为迷茫的现代人找到家园,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重塑的一种尝试。张炜的家族小说以其对家族历史的重新梳理来寻找在现代社会得以发展和传统文化得以发扬的因子。因为,“历史不仅仅是作为如此这样的事实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地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部人类普遍的历史,而且将显示出从原始时代直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13](P127)。

作家莫言曾说过“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对现实不满时便怀念过去,人对自己不满时便崇拜祖先”[14](P33)。“在这个时代,在人的一生,最为重要的就是先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

……如此他才不会背叛,他才有立场”[15](P280-281)“今天与昨天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同一类人、同一个‘家族’的人,在不同时代里有什么行为,值得注视和记录。有人用‘精神的接力者’去概括几代人,简明扼要。”[16](P421)张炜的家族小说是通过对家族的历史变迁的追述来展现家族内部使得家族得以绵延的因子以及使得家族走向死亡的因素,试图在家族历史中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以及在家族中寻找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因子。《古船》中隋家的长子隋抱朴在古老的磨坊里,以一种基督教圣徒式的原罪意识在时刻的对自身及其家族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为了防止灾难的重现和悲剧的重演,他一个人拾起被人遗弃的罪感与耻辱而独自咀嚼着,他整日地翻看《共产党宣言》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人性恶和悲剧的根源。甚至于当粉丝厂出现“倒缸”时,他不是像弟弟隋见素那样,而是以一种超越家族仇恨和私人情感的态度来帮助赵家,并在粉丝厂倒闭之际承包了它。隋含章为了老隋家,为了自己的兄弟不受赵家的欺凌而含泪吞声地保守着赵柄多年肉体侮辱的秘密。隋家上一代隋迎之属于开明绅士一代,隋家下一代除了隋见素难以忘怀“复仇”之外,都表现有一种极度的人性美和“善”的文化因子,这也是作家张炜试图寻找的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家族文化因子。相反,赵家赵柄这一代是流氓无产者,到赵多多这一代从赵家家族继承的是“恶”的文化因子,所以他假借革命的名义进行无耻的勾当。《家族》中也出现有这种“善”“恶”对比,陈思和将《家族》中的两类人划分为向上的一族和向下的一族。向上的一族就“精神财富遗产继承而言,这包括建立人类理想境界、美学规范、理性精神等等,其核心是维护人格的自由,保持人性的纯洁,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这正是向上一族的徽标”。相反,“向下的一族则是精神遗产的毁坏者。他们只注重人间物质财富的掠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血缘中邪恶兽性的体现者。即使是革命的领导者殷弓们也不具有向上家族的优秀品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民众利益的招牌来行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枪毙小河狸,逼疯许予明,诱捕宁周义,以及对宁可美满婚姻的嫉妒等方面,显示出其人格上的卑劣与情操的低下。”[17]张炜的家族小说“将种种繁杂的社会现象和哲学思考抽象简化为传统文化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对立与冲突,并且一鼓作气将这种冲突纯粹、彻底到了传统文化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域场——‘家族’和‘血缘’。他认为‘善与恶是两种血缘。血缘问题从来都是人种学至为重要的识别,也是最后一个识别。’为了确立这‘最后识别’,张炜不惜视推动历史进步的现代文明为恶。”[18]

关于对文化的寻根方面,张炜在家族小说中、在家族文化中对人的血缘关系的继承性的追问便含有精神文化上的寻根意味。同时张炜的家族小说多选择胶东半岛这个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地方,这是传说中几千年前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去日本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民是徐福的后人。在关于家族小说方面,张炜很反感别人说他的家族小说创作受《百年孤独》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传承的是齐文化”认为“齐文化,简单地概括一点,就是放浪的……是虚无缥渺的、亦真亦幻的、寻找探索开放的文化,很自由、很放浪的文化”[19]。在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认识便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张炜的家族小说创作在展现家族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也在彰显着张炜所谓的“齐文化”,因此说张炜的家族小说有着文化寻根的味道。

张炜的家族小说多以山东胶东半岛的海边小城镇的家族为背景,而这一地区本身就有着自身独特的齐文化。张炜在家族小说中通过对家族历史变迁的再次回顾与梳理,试图梳理现代人的精神血脉的来源;通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来寻找在传统家族文化中适合或者有利于现代经济与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通过对家族历史的再现来探究防止悲剧重演的家族文化因子。在张炜的家族小说里,这一文化因子表现为“善”与“恶”二元对立的家族精神血脉的继承,“善”的精神文化因子是有利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而“恶”的精神文化因子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同时张炜的家族小说多是以胶东半岛海边小城镇上的家族为背景,通过深入对这些家族内部文化肌理进行研究来再现鲜为人知的作为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文化”的精要。

三、理想主义与悲悯情怀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们尤其是知青作家一代逐步地认识到过去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罢了。作为过来人,他们深受其害,使得作家认为理想主义是一种欺骗甚至于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外衣。出现“这种社会状况和精神气候,某种意义上又可视作是一种‘文革’后遗症”,“由于神圣、崇高在‘文革’以及此前那段时期以一种极荒谬极不合理的方式出现,由于激情、理想在那段时期具有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价值性,神圣,崇高,激情,理想,终于导致了大灾难。由于在‘文革’以及此前那段时期,道德理想主义毫无节制地恶性膨胀以致直接与一种政治神学相结合,由于道德理想主义在那段时期直接左右着社会的政治设计、政治操作,由于道理想主义在那段时期成为一种十分坚固的意识形态,道德理想主义终于结出了巨大的恶果”[20]。这也是理想主义在新时期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环境恶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现象,这时期道德理想主义缺失显示出整个人文精神的堕落与丧失,“道德理想主义每一次在某个特定民族的特定时代崛起,都与该民族在该时代的精神气候息息相关,都是对该民族在该时代的整体的精神气候的反拨”“必定会有一些人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奋力吹响道德理想主义的号角”[21]。也就是在这时,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张炜强烈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再次进入读者的视野。“知识分子所以是理想主义者还在文化优势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优势’”[22],也正是这种“道德优势”使得一部分人再度担心“专制理想主义”的再现。但是,这种“道德优势”使得作家以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再度关注人文精神的现实。这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他们对处于苦难与悲剧之中的人们给予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一贯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的张炜在其家族小说中同样张扬了他一贯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穿越历史时空的悲悯情怀。

张炜的小说里包括他的家族小说经常出现有“野地”的意象,他的家族小说也都是选择海边的那块土地。他对那块土地是如此得挚爱,对海边那块土地上的家族历史如此得痴情,其实这也是根源于他的理想主义。张炜笔下的土地上是生命力的欢腾,是作家精神与理想的栖息地,也因此称他是“大地守夜人”[23]。由于“历史是一个时态时间概念,也是社会形态的展开样式”[24],张炜试图以家族历史的变迁来窥探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为的是更好地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我要从事艺术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恋不能不向后看”,“即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前进路上的疏漏和遗落了的东西吧’”[25](P420)。由于张炜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在他的家族小说里多充满了道德价值的评判,在《古船》中对以隋抱朴为代表的老隋家后人及其精神是褒扬的,对以赵多多为代表的老赵家的后人及其精神是批判的。在《家族》中对宁周义家族是明显褒扬的,对于革命领导者殷弓明显是排斥的。在《柏慧》、《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小说中,同样存在着道德价值判断。而这种“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标准也是张炜在其家族小中张扬理想主义而把历史简单化的结果。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流浪”与“奔跑”是一个重要意象,这是张炜笔下的人物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在寻找着精神家园[26]。

张炜的家族小说摆脱了上个时期梁斌的家族小说中那种狭隘的阶级观念,而是从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角度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在张炜的家族小说里,农民在参加革命的同时也暴露出浓厚的个人私欲和家族复仇的恶的一面。“家族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伦理和道德,同时也是人的价值理想和一种终极关怀”[27],张炜在家族小说中除了深入家族内部揭示家族伦理,还对家族及其家族人员的遭际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悲悯情怀。在《古船》中隋抱朴以基督教圣徒般的态度来思考苦难与悲剧的根源,他废寝忘食地研究《共产党宣言》为的是“超渡”这些苦难的人群。他对于苦难人群所表现的博爱思想与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是作家本人悲悯情怀的一种外化。《丑行或浪漫》中张炜是通过刘蜜蜡来表达对这个世界上受难的芸芸众生的一种悲悯情怀,刘蜜蜡尽管遭受到那么多的迫害与折磨,可是她看到的是美,回馈给这个世界的是爱。总之,张炜在家族小说中一方面家族对“善”“恶”作道德的评判,另一方面又对处于苦难中的人群持一种充满人道主义博爱精神的悲悯情怀。

张炜的家族小说是通过对家族历史的梳理、家族变迁的把握,深入到家族内部来分析家族文化中的“善”“恶”因子。在家族小说中,张炜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来寻求家族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子,而这种理想主义态度使得作家把历史发展的动因简化为“善”“恶”二元对立的模式。张炜在描写家族“善”“恶”的同时也在做着道德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家族历史变迁的描写,对家族人员人生沉浮以及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报以深切的同情。作家没有简单地采取阶级对立的观点叙说中国革命,而是一种超越“善”“恶”和阶级情感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来叙述家族历史。

综上文所述,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作家通过对家族历史和家族变迁的描述,以家族视角来透视整个中国历史的变迁,对历史发展作出自我的阐释而不是大众经验或主流意识形态内定的解释,并试图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而家族也就具有了民族象征的意味。在家族小说中,针对现代人的无根状态,张炜试图通过对家族历史、家族精神文化的再现来寻找精神家园。而张炜笔下的家族多在胶东半岛这一特殊地区,因而张炜所寻找的家族文化也就深深烙上了齐文化的因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有了文化寻根的意味。一贯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的张炜,在其家族小说中通过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梳理来找家族文化精神中适合社会发展的因子。并且,在张炜的家族小说中,作家没有简单地采取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阶级观点来叙说革命,而是以一种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来叙说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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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静)

Zhang Wei’s family novels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whole national history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his family history and vicissitude.By this,he makes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Zhang Wei’s family novels also have the meaning of seeking the homeland and the cultural root.At the same time,his family novels are filled with moral idealism,and humanitarian passions.

Zhang Wei;family;family novel

I206

A

(2011)02-0058-06

2010-11-19

王永剑(1987-),男,河南商丘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