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蔡燕妮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蔡燕妮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中国“河伯”;日本“河童”;民族精神;文化

刘守华先生说过：“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中，日本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看来彼此相似的这些故事，大部分源于中国”［1］152。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分别是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而产生的文学形象，是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究其本源，不论在外观还是在内涵上，两者都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两国审美理念、精神文化等差异，“河伯”与“河童”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同根性

在卢中阳《先秦时期河神从自然神到人格神的转变》［2］一文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论证“河伯”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但是对于“河伯”是怎样出现的，他并没有作出解释。现在，我们常说的河伯一般被认为是黄河水神，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3］中所说的“河精”就是“河伯”这一说法往前推，河伯的原始神话形象就可以追溯到颛顼之子伯鲧身上。

晋朝王嘉《拾遗记》夏禹条载：“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鬓振鳞横波之上，见者谓之河精”［4］31。另者，“河精”也曾出现在大禹治水的故事里。《纬书·尚书中侯》说：“伯禹曰，臣观河伯，面长，人首负身，出曰，吾河精也”［4］32。如果把这条记载和《拾遗记》中伯鲧就是河精的说法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出黄河的水神河伯就是河精，也就是夏民族的祖神伯鲧。另外还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黄河水神河伯原名冯夷，也作“冰夷”、“无夷”等。《楚辞·九歌·河伯》洪兴祖补注引晋葛洪《抱朴子·释鬼篇》云：“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3］258］。在“溺死说”之后又兴起了一种河伯是“凡人成仙说”。《庄子·大宗师》释文引司马彪云：“《清伶传》曰：(冯夷)华阴潼乡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3］258。

南朝志怪小说集《幽明录》上曾记载有种生物名叫“水虫”，又名“虫童”或“水精”，并形容其为“裸形人身，身长大小不一，眼耳鼻舌唇皆具，头上戴一盆，受水三五尺，得水勇猛，失水则无勇力”［5］75。这与分布在日本各地的河童的共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经过日本民俗学家考证，认为该生物应该就是日本的河童。

关于日本河童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是河童渡来说。据说有一位名叫九千坊的头目，带领着河伯一族从中国辗转来到九州岛的球磨川云仙温泉一带。由于河伯一族拥有能够将马拉到河边的怪力，所以村里的人都敌不过他们。城主加藤清正知道后利用猿将为害百姓的河伯一族好好地教训了一番，从此以后，河伯只好乖乖地住在熊本县筑后川。后来，河伯一族成为水天宫的使者，其分社位在江户之赤羽河岸有马氏的宅邸，名字也变成了现在家喻户晓的“河童”。二是河童人偶化说。传说江户时代的工匠们在建立神社寺庙或是建城的时候，流传着一种“叫魂”的咒术。将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把纸条塞进木头的缝隙或是草扎的人偶里，据说这样会使建筑物盖得更坚固牢靠。完成后不用的人偶就会被丢到河川里，这些受诅咒的人形因为怨念纷纷幻化成河童，到处作乱，对人畜产生威胁。第三种起源说法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阴阳师安倍晴明有关。他以神灵寄附的纸人形(式神)来帮他执行工作，后来因为一些人对式神感到恐惧，安倍晴明只好把式神封在京都的一条桥下，据说河童就是这些式神的子孙。

从时间上讲，中国“河伯”的出现远早于日本的“河童”，而且也有大部分学者对日本的河童是中国的河伯在传入日本后的变形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故事由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一个人转述给另一个人，然后在异文化的环境土壤中坚实地扎根并发展起来是相当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异地发展过程中的“本土性的再加工”而否认或舍弃它的本源。

二、从神话故事中细述“河伯”与“河童”的性格区别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且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大气和沉稳。日本文化“虽承中国之流，而其民爱物色，多美感，洒脱清丽”［6］33，故相对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就显得轻快得多。这在“河伯”和“河童”的人物性格中就有所体现。

《尸子》中有一个河伯帮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4］32。张华的《博物志·异闻》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结合上文中提到的河伯就是河精，是夏民族的祖神伯鲧，就不难解释这个故事了。禹是伯鲧的儿子，老子变成了水神河精，帮儿子治水也是天经地义的事。《酉阳杂俎·诺皋记上》中说到了一个“河伯女”的故事。太原郡的东面有个崖山，天气大旱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就会用火烧这个山，这样河伯就会降雨了。烧山河伯就降雨是因为崖山的山神娶了他的女儿，大火烧山了，河伯必降雨来救女。从这两个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出河伯作为“人神”对子女慈爱的一面，这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倡导的“父慈子孝”息息相关。

总的来说，神话传说中“河伯”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集中在他贪色残忍的一面。“河伯娶妻”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历史上也确实存在祭祀河神的事。从殷墟卜辞始，就常见有“燎于河”、“祊于河”的记载，那就是人们对于河伯的祭祀。《殷墟书契后编》中记载了丁巳日所占卜的一例：卜辞问是否用燔烧的方式献给黄河神太牢，并将一个身份为“嬖”的女子“沈”于河，也即献给河神作新妇。到周代，人们祭祀河伯仍拿人和牲畜沉河来祭祀。庄子说过：“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7］62，这里的“适河”，也就是把人沉入水中祭祀。《史记·六国表》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河伯娶妻”的故事记载。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河伯娶妇是真实存在的，也是由来已久的。

河童的传说最早起源自中国黄河流域的上游。对中国人来说，河童就像是水鬼一般的生物，令人心生畏惧。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山岛民谭集》里提到过“河童驹引”的故事。说是河童喜欢与马争斗，常常把比自己高大数倍的马拉到水里，经过一番生死搏斗，结果总是战胜了马。后来，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中引进阴阳五行的法则解释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她认为由猿和鼠合成的河童是水的“三合”的造型，“子”(鼠)的对立面是“午”(马)，并且“子”象征水，“午”象征火，再根据“水克火”的原理就能理解为什么河童好与马斗并总能取胜了。在日本的神话故事中，河童除了好斗争胜，也还有善良、孩子气的一面。据说河童喜欢吃糖，江户后期文人大田南亩在其随笔《一话一言》中就提到曲盯有家糖果铺，老板十兵卫某天傍晚看到有个孩子在铺前玩，便拿了块糖果给孩子吃。此后每天傍晚，那孩子都会来要糖果，最后老板才发现原来那个孩子是“河童”。《河童与饴糖》［8］也是说河童因为贪吃糖而忘了要人性命的故事。万一被人类捉住时，善良的河童便会跟人类立下种种约定，不是送鱼，就是给予人难得的宝物。这类的故事有《河童的礼物》［8］、《河童的约定》［9］等。

“河伯”与“河童”性格都有两面性，但是仔细比较还是有很明显的不同。中国“河伯”的性格偏向于成年人的复杂性，日本“河童”的性格则偏向于孩子气。笔者认为这也正是日本曾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老师教的中国文化与学生的日本民族精神融合的反映。

三、“河伯”与“河童”背后的民族精神世界

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河伯”和日本“河童”形象的异同也反映了两国精神世界的异处。虽然在历史上，日本曾当了很多年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甚至于日本社会的基石也是儒家学说为正统的精英政治理念和以佛教为主流的民间信仰体系。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社会大环境、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也有着各自完全独立的特点，因此，即便是日本传承了中国的文化，到了日本之后也带有不同的精神实质。

日本的神既有本土的神，也有来自异域的神。本土的神如祖灵和各种氏神，它们和人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守护着一方土地和生灵。外来的神则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当地的承认，成为当地的守护神。同时，日本本土的神也受到异域同类神的影响，如水神中多出来的“河童”就是一个典型。从日本人对待各种神灵的态度来看，他们在岛国生活数千年的历史并没有让日本人形成很强的排外心理或本土意识，只要神灵神通广大，能够对本地人造福，他们就乐意接受。也就是说，决定他们态度的是神灵的“神通”而不是出处。这也反映出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他们是否接受一种文化，主要看这种文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和这种文化的出处没有多大关系。不论是古代的中国文化、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还是日本本土的文化，他们的态度基本都是实用主义，可以说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相比之下，中国的神灵就趋向于纯正的“本土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古代儒家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制度是中国独自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日本只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学生”和引进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两个国家在民族心态上，尤其是对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有着天壤之别。另外，中国的神话传说之中隐含的政治思想基础使得中国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忍”。即便是残忍的“河伯”，对子女依然是善良仁慈的。但是，当河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时候，比如说抢夺少女、卷人溺亡，到最后，他往往是要受到正义的审判，因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相较于中国神话传说故事中较多出现的英雄成功、结局美满的故事，日本的文学作品并不十分看重这个。也许是由于日本本身多山靠海，生活环境相对艰难，灾难或死亡的降临常常带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计性、不可抗拒性，这使得日本的人生无常观念似乎带着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于是反映在神话传说中，主人公失败死亡、恶战胜善也是常有的事，就像是“河童”拖走小孩，人们却无能为力一样。

中日民族精神的不同造成了“河伯”与“河童”的本质区别，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则可以用威廉·格林的话来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对一些基本观念和特征有着相似的描述，部分原因则是对那些共同事件所作的相似编造。无论如何，由于存在着某些如此简单的境遇和无论何处均可遇见的自然现象，存在着它们自己的某种思维的一致性，于是，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各个彼此独立、相互有别的民族中萌发，这是完全可能的”［10］439。虽然文化发展的历史有层级之分，但是各种文化在价值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方法的相互比较，都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化，从而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1］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卢中阳.先秦时期河神人格化的演进［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2).

［3］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4］ 王孝廉.中华民俗文丛——水与水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5］ 本刊编辑部.中日历史记载中的河童［J］.自然密码，2010 (12).

［6］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长沙：岳麓书社，1989.

［7］ 庄周.南华经［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

［8］ 西本鸡介.日本民间故事选粹［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9］ 茂吕美耶.传说日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0］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译.上海：上海艺术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 琴】

2011-02-10

蔡燕妮(1987-)，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1)02-0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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