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斯·韦伯学说中的理性化劳动
——对韦伯的行动主义解读

刘 宁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论马克斯·韦伯学说中的理性化劳动
——对韦伯的行动主义解读

刘 宁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马克斯·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伦理的入世理性主义诉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在韦伯学说中，新教伦理的入世理性主义是集中通过理性化劳动这种社会行动类型体现出来的。理性化劳动不仅是新教伦理中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理性化劳动是沟通韦伯学说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基本中介。

韦伯;理性主义;劳动

马克斯·韦伯 (1864—1920)是德国著名思想家。韦伯开创性地论证了新教伦理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关系。我国学者鲁品越教授在谈到韦伯的现代性思想时说:“韦伯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可作如下概括:现代性的核心是世界的理性化，而新教伦理是其主要来源。”［1］在韦伯思想中，合理化、合理主义是与新教伦理关联至深的概念。所谓合理化、合理主义亦即是理性化、理性主义。他认为，正是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诉求，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

那么，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理性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种理性主义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如果说理性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又是如何建立的呢?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一、韦伯学说中的新教伦理:入世理性主义的典范

所谓理性，是一个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但在思想史上却向来是一个难以明晰的概念。思想家们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上解释理性，阐发理性，却很难给出一个权威性的定义。不少思想家都是把理性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来看待的，或者是在与非理性相对应的层面上看待它。

在韦伯思想中，理性、理性主义就是一个与迷信、巫术相对应的概念。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离不开理性主义的支撑。而理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祛除巫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过程。因此，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理性化和巫魅化往往是相互确证的，二者构成反比关系，理性化多一点，巫魅化就少一点，反之亦然。

韦伯对理性化的理解是很辨证的。在他看来，一种宗教伦理的理性化程度是与其摆脱迷信、巫术的程度直接相关的。他说: “世界上有神秘主义沉思的合理化，……同样世界上也有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合理化。进而言之，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最终价值观和目的使之合理化，而且从一种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很可能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所有文化地区，合理化的特征差异极大。要从文化史的观点刻划它们的差别，就必须弄清哪些活动领域得到了合理化，是在什么方向上的合理化。”［2］(P25)也就是说，韦伯认为理性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堪称达到完全的理性化。因此，理性化不是一个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理性发展的方向、方面和程度上的差异问题。

在韦伯那里，入世理性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 (后者往往和巫魅有关)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新教伦理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入世理性主义，是理性发展到较高程度的表现。他认为:“在判断一种宗教代表的理性主义阶段时，有两个彼此有多方面内在联系的标准。第一个是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第二个是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对立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地统一在一起的程度。”［3］(P279)这里所谓的“世界的伦理关系”在有的书中又称为“世俗伦理体系”。［4］(P86)事实上，在韦伯的思想中，“世俗伦理体系”可以直接理解为人的世俗生活。因此，所谓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地统一在一起的程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宗教伦理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程度。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伦理体系，相对于基督教传统伦理而言，与世俗生活的结合程度是较高的，因为新教伦理是一种入世理性主义，强调积极入世做事，恪守“天职”，而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对世俗生活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

二、理性化劳动:新教伦理的入世理性主义表征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入世理性主义是和巫魅神秘主义相对立的概念。新教伦理本身就能导致理性主义的高度发展。但是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可能通过新教伦理的宗教教义明文规定出来的。那么，在韦伯学说中，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诉求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其体现的基本途径是人的社会行动。韦伯认为，宗教作为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对人的社会行动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宗教理性化程度的高低，也是通过人们的日常行动体现出来的。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常常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行动主义的理解。“把‘行动’及关于行动的研究引入社会学领域，主要是理解社会学的开山祖师韦伯的功绩。”［5］(P143)在韦伯看来，新教徒之所以要 “入世苦行”，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以“行动化解紧张”，因为“预定论”的思想致使新教徒终生徘徊在“被抛弃”和“被拯救”之间，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民”资格新教徒必须有所行动，这种行动就体现为入世劳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通过“预定论”和“天职”观，为信徒所规定的社会行动类型就是劳动。

韦伯认为，“天职”观念的确立使尘世的劳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宗教意义:“不论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还是那些古典古代的民族，都没有任何语汇能表达类似于我们所知的‘天职’(calling)一词的涵义 (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相反，在所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语汇。”［2］(P55)相对于基督教传统伦理疏离现世生活的禁欲清修来说，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把职业责任和职业劳动与新教徒的“救赎”之路紧紧结合在一起，也彻底改变了基督教否定现世的传统。

在这里，由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所引申出的劳动，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类型，已经和传统伦理所支持的社会行动类型有根本的差异。或者说，所谓的理性、理性主义就体现在新教伦理所支持的社会行动类型——被赋予了宗教信仰意义的劳动之中。这种劳动是新教伦理和理性主义之间原初的中介。

如果说被赋予了宗教意义的入世劳动本身就体现了基督教发展的一种理性化倾向，那么对劳动成就 (或者说成果)的重视和强调进一步突出了理性化要求。新教徒把入世劳动作为一种宗教行为来践行，为了达到劳动的预期目的，必须理性地对待整个世俗劳动过程。在德国学者施路赫特看来，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意涵”之一就是“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说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6］(P5)。因此，新教伦理所体现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但是宗教的要求决定了工具理性是从属于价值理性的。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新教伦理的理性化问题的时候，常常和劳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论部分，作者首先从科学、历史学、艺术、建筑、工商贸易等领域论述现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独特成就，然后笔锋一转，说道:“若没有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全部这一切，纵使可能出现，但对于社会结构，对于现代西方一切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都不会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正确计算是其余一切的基础，但这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2］(P21－22)这里所说的“正确计算”，是马克斯·韦伯在谈及现代资本主义时常说的簿记制度的体现。韦伯所说的“自由劳动”，当然是指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了。而整个劳动过程对“计算”的强调，实质上也是理性主义的一种较为集中的体现。

三、韦伯学说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现代性的确立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意欲使人了解什么呢?试图定义这个术语，必然引起某些这类研究所固有的困难”［2］(P19)。

韦伯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精神给出定义是困难的，他也没有这样做。确实，对这个概念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作出各种各样的理解。因此韦伯在谈论这个概念时总是强调“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他特别强调说:“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对我们的分析目的而言的。”［2］(P33)

既然给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定义是困难的，那么，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指什么呢?

可以确定的是，韦伯不是从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层面上论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我国学者苏国勋在谈到马克斯·韦伯语境中的资本主义时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范畴，而且它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范畴。它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文明来理解”［4］(P108)。我们知道，文明是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因此文明可以作现代和传统的区分。确实，在韦伯的论述中，资本主义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又可以是现代意义上的。

韦伯认为:“‘金钱欲’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毫无保留地服从金钱欲、把它当作抑制不住的冲动的人，……绝不能代表那种使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变成一种群众现象的心理态度，而这一点才是事物的关键所在。”［2］(P31)在这里他试图说明，他要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和“金钱欲”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自古就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的社会现象。

再来看看韦伯的另外一组话语:“现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不论在量的范围，还是 (带动着这种量的发展)在类型上、形式上及方向上都是其它任何地方从未有过的。”［2］(P18)“现在西方已经发展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的资本主义形式:(形式上)自由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2］(P20)

在这里，韦伯明确告诉人们，他要论证的资本主义是现代西方所独具的，是与合理性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资本主义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本文使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具有下述特定的意义，它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从我们说明问题的方式显然可知，本文所研究的仅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资本主义也曾存在，但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乏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2］(P25)

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界定，把现代性的概念纳入了自己的分析框架。现代性作为修饰语进入了韦伯的话语系统，他的主题也因此变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考证。

四、理性化劳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

韦伯明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他又拒绝对资本主义精神作出定义性的描述。那么，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又体现在哪里呢?

答案仍然是劳动。这种被新教伦理赋予了宗教信仰意义的理性化劳动，不仅是韦伯学说中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

华东师范大学孟凡东博士认为，韦伯所指认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财富观、职业观、勤俭观、成就观四个方面。［7］(P14)笔者原则上认同这一观点，并从如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做深入的探讨。

第一，财富观: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对待现实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态度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是鄙弃和否定物质财富的，因为它是倡导禁欲的。而“财富本身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它的诱惑永远不会消失，对它的追求与天国的绝对重要性相比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疑问的”［2］(P145)。另一方面，如何证实自己就是上帝预定的“选民”呢?如果说世俗生活的成功是“选民”的标志，那么世俗生活的成功又是用什么来衡量的呢?这个角色，恐怕主要还是要由物质财富本身来承当。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即使不是世俗生活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只能是上帝“弃民”的写照。于是，为了“选民”资格的成立，“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韦伯语)是必要的，勤勉而理性的入世劳动更是必要的。

第二，职业观:对新教伦理而言，世俗职业和世俗劳动仅仅是获救的途径和方式，世俗生活本身并不是目的:“信仰把我们的职业劳动和基督教的实践结合了起来，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戒律是，两者都是为了寻找天国，以确定我们的救赎，确保我们的选召，因此要践行一切善举，在我们的特定职业中真诚地去爱、去劳动。”［8］(P267)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路德的“天职”观时说也曾提到“职业劳动是兄弟之爱的外部表现”［2］(P57)。新教伦理把职业劳动的概念引入了基督精神，提出了在职业中去爱，在劳动中去爱，职业劳动成为对基督精神的一种诠释。

第三，勤俭观:对勤俭的强调是新教伦理的基本宗教诉求之一，这是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精神直接相关的。对新教伦理来说，勤和俭都是禁欲精神的基本体现。

所谓勤，无非就是勤勉和勤劳。这是对劳动的明确要求。马克斯·韦伯强调，劳动首先是一种手段，一种禁欲的手段。“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这不仅与东方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与全世界几乎所有僧侣生活的戒律截然不同。劳动尤其是抵御清教统归于肮脏生活名义之下的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它的作用决不可谓不大。”［2］(P147)传统基督教伦理也是主张禁欲的，但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出世的世界观，不可能为勤勉的入世劳动提供价值观方面的支持。

所谓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信徒对待财富、使用财富的态度。勤劳尽管能够创造财富，但财富决不是新教徒的最终追求目标。新教主张勤勉的入世劳动，乃是“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圣者的生活完全是为着一个超然的目标——获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圣者的现世生活彻底合理化了，同时也完全为增加上帝普照世界的荣耀这个目的所支配，‘一切均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这句箴言从来没有被人如此严肃地看待过。”［2］(P100)在韦伯看来，新教徒的全部生活意义还是要到信仰中去追寻。为了这个意义的实现，不仅要有勤勉的入世劳动，还要有节俭、节制的生活态度。

第四，成就观:韦伯认为，“预定论”和“天职”观念决定了新教徒是要努力工作取得世俗成就的。 “预定论”认为，人的命运从根本上说是由上帝决定的。但是，上帝究竟是怎样安排一个人的后世今生，这一点只有上帝知道。个人所能作的，就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劳作，去取得成就，看看上帝到底在冥冥之中赐给你多少福分。有人辛勤劳动获得了成就，有人辛劳一生，却一事无成，但无论如何，都是上帝安排下的。中国人常说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其实可以作为新教伦理的成就观的生动写照。

通过对韦伯学说中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四个方面内涵的分析，笔者认为，劳动是其中的深层主线，劳动是韦伯笔下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所谓的财富和成就不过是劳动成果的体现，而勤俭也不过是对待劳动和劳动成果的态度的一种表述。

马克斯·韦伯说:“为使向人类供应物质商品的组织合理化而进行的劳动，无疑一直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以严密计算为基础的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也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追求不仅与只顾眼前糊口的农民完全不同，而且与中世纪行会工匠的特权传统和倾向政治钻营与不合理投机的冒险家资本主义的特权传统，也完全不同。”［2］(P50)韦伯的这段话，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统一于劳动的进一步说明。当然，这里所说的劳动，并不是泛指一切劳动，而是特指由新教伦理引申出来的理性化劳动。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新教伦理看作是成就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文化背景，这是马克斯·韦伯创立的一种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的内在逻辑是:理性主义是沟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桥梁。但是，对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仅仅理解到理性主义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关于劳动的理解。因为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不能通过具体的条文规定出来，而只能通过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社会行动体现出来，而在韦伯的学术语境中，这种特定的社会行动类型，就是理性化的入世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是对韦伯学说的行动主义解读。劳动与理性主义，二者结合便是理性化劳动。理性化劳动不仅是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因此，理性化劳动是沟通韦伯学说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基本中介。

［1］鲁品越.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孟凡东.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经济文化史观［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8］［美］哈特穆特·莱曼，等.韦伯的新教伦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B15

A

2095－0292(2011)04－0001－04

2011－05－17

刘宁，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价值哲学和社会哲学。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