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智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郭 远，黄文丽，李小娜

(1.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2.文山学院思政部，云南 文山 663000;3.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600)

从实践智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郭 远1，黄文丽2，李小娜3

(1.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2.文山学院思政部，云南 文山 663000;3.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600)

实践智慧应用于研究可变的事物，具有慎思、明辨和中道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注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史经验表现为，在实践智慧下，完整地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清“中国”国情，并准确地理解“中国化”。从社会层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是实践智慧的体现，它传扬和发展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开放精神，并促进了此种精神在各个领域的渗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实践智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产生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步步结合，时时在用实践智慧来证明和完善着自己。实践智慧由亚里士多德首倡，他认为践行的领域可以改变，任何人也不会去考虑不可改变或无能为力的事物，故实践智慧应用于可变事物。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特质，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一、实践智慧的哲学诠释

实践智慧是一种践行能力，具有慎思、明辨和中道的理论品格。“在恰当的时候，对恰当的事物，同恰当的人，为了恰当的目的，以恰当的方式”进行行动，这就是“慎思”。在“慎思”的基础上，既“明辨”一般规律又“明辨”具体事物，“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1］(P460)。同时，在行为中 “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一个中间”，“在这里过度和不及产生失误，而中间就会获得并受到称赞”。［1］(P34)此处的“中间”即“中道”，也即对“度”的把握。“在实践智慧的三重品格 (慎思、明辨和中道)中，慎思是行为得以实施的前提，是行动前和行动中的风向标;明辨是在深思熟虑中分析具体的事物，为实现一般与普遍的转化奠定基础;中道是行为的显现和核心，实践智慧能否正常发挥功效，全在度的把握。”［2］

实践智慧的行为需要在可变的具体事物中进行，考虑怎样行为。由于其所研讨的对象是可改变的事物，实践智慧成为没有普遍规则可循的应用类型，需要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探索和创新，故这种智慧既不可学习又不可传授。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P8)即在实践基础上运用科学精神把握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胡适对科学精神的定义是:“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置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4］(P349)实践智慧使“理念与现实的相互适应——在遵循必然王国逻辑的现实必然趋向本质的‘理念’世界即‘自由王国’世界的同时，理念世界也必须放下形而上学的高傲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玄思态度，而主动在现实琐事的‘大地’中寻找坚实的根基，把自己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5］(P3)。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体现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实践智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是实践智慧的体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别的理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情是什么?怎样构成“中国化”?我们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入手来讨论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一命题科学内涵，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上面三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三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情和“中国化”。

(一)慎思:是否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解决一个前提性的条件，这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此，毛泽东感慨:“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主义。”［6］(P344)邓小平也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找到了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曲折失误的根源。”［7］(P63)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并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被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广为流传。“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理解和论述，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关于人的彻底解放的世界观，也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其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此做过详细的阐述，马克思曾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紧紧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度。”［8］(P509)恩格斯将这一点做了概述，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9］(P776)即唯物史观。列宁也表示过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观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有学者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来说，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宗旨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即: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又在各个领域进行了‘都不是浅尝辄止’的研究，并因而‘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人们通常所指认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三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存在的，而是作为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存在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融汇着这三大批判，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构成‘超学科’的、作为‘一整块钢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10］

总之，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再过庞杂，有一点是必须的，即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主义学说，实质上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学说和纲领体系。所不同之处在于，不同时期、不同年代，人们强调的重点不同。

(二)明辨:是否认清“中国”国情

如果理解“中国”?这里对“中国”的理解偏重于分析国情，即中国社会面临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1］(P633)他历来主张，中国革命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离开中国国情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翻阅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中国在黑暗中探索，步履维艰。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一些思想敏锐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从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方式，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自上而下不改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条件下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辛亥革命，最终都遭到了失败。中国要走向何处?前途似乎荆棘密布。

启蒙运动的先驱严复站在危机意识的高端，根据救亡和变革的时代的需要，翻译了一大批有先进性的西方著作，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思想文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讴歌十月革命，并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五四运动后，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中国也找到了奔向独立、自由、富强的道路。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中国共产党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但由于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最终导致大革命后期惨遭失败。年轻的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将革命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向全国蔓延，虽然受到“左”的影响，付出了巨大代价。终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标志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曲折和挫败的一段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党在领导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立足国情，开拓进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指引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们应立足国情，把握时代契机，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三)中道 (度):是否理解“中国化”

如何理解“中国化”的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从本体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过程;从认识论来看，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注重结果。下面将分述之。

马克思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对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无论何种传入他国的学说、主义、理论，如果要在他国彰显其存在性、影响力直至存活下来，都存在一个本地化、民族化的问题。毛泽东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他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1］(P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结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溶解、转化和创新的过程。

从认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指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一语最早由王稼祥提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 “他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1945年，中共七大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2］(P21)“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被正式写入党章。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各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成果。

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中国几代优秀共产党人的实践智慧，并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从时间讲，这个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从空间讲，是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统一整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创举，同时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第二次飞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进行时态，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不断发展。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既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又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来，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中。

三、实践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解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5)对此句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3］(P29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即是实践智慧的具体运用。

贯彻“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实事”既可以从科学的范畴来理解，又可以从真理的范畴来理解，前者是指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即中国的具体“国情”;后者是指客观事物的合理关系应该是什么，即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从国情出发，从国情这一特殊现实出发，面对现实，保持现实具体性。同时，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并非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把对改造特殊现实世界作为逻辑的起点，将理论在特殊的现实世界中展开，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调整现实活动。实践智慧的思维向路是由个别到整体，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在实践智慧中，面对的是事物的特殊性，需要在不断变动的限制条件中保持“度”的严整性。“国情”是具体的，由于国情的具体性，它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个体的“聚集”;而理论在逻辑上必须是自洽的，其体系内部应无矛盾，因此，理论体系必须遵守形式逻辑，保持无矛盾性。实践智慧就表现为如何协调矛盾，审慎地驾驭这些相互的矛盾因素，把握“中道”，从而使两者理性发展的能力。故“实事求是”的实践智慧即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性活动，是改造世界的理智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之一。

讲求“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把与时俱进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根本要求，从在历史维度看，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与时俱进，抛弃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而演变为纯粹历史观念的东西，把立足点限定在存在的现实情况内，结合不断涌现的新现象，将之纳入对实践智慧指向的具体内容对象范畴。从现实维度看，实践智慧要求与时俱进地向它供给思想出发点。实践智慧与具体的特殊内容密不可分，需针对有现实存在意义的具体内容进行，其思维对象区域是历史发展的，而物质世界也是不断发展变化和运动的，因此，实践智慧本质上蕴涵不断变动的出发点和不断更新的限制条件。这就要求实践智慧必须保持其对象的存在性和“与时俱进”的思维出发点。准确地说与“时”俱进也就是与“事”俱进。即保持开放的历史的态度，跟随变幻的世界，与“事”俱进地思考和决策，把实践推进到更广泛的特殊内容领域。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目标来说，“与时俱进”这一思维方式是运用实践智慧努力开拓新领域，实现既定目标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经验。

保持“开放态度”。实践智慧是能从给定的特殊存在出发，具体地筹划对现实存在的安排。但是，特殊事物之间的关联具有绝对具体性即无规律性，从特殊性出发不能必然地推设和发现另外的特殊内容，因此，必须针对个别即具体性进行设计。故实践智慧必然涉及开放性，即对特殊材料采取开放态度，跟随事物存在关联的发展变化赋予相关的特殊内容以使其参与存在建构的资格。实践智慧活动对象的开放性以事物存在的普遍联系原理为根据，它要求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把实践推进到更广阔的特殊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过程既是立足国情，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借鉴他国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注重新的联系，突破已有认识，开拓新的实践领域，这也是实践智慧所具有的重要的开放精神的体现。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郭远.实践智慧与人的发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5］刘森林.实践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孙正聿.关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9－05－19.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刘少奇.论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arxism in China from the Phronesis

GUO Yuan1，HUANG Wen － li2，LI Xiao － na3
(1.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Wenshan College，Wenshan 663000，China;3.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600，China)

Phronesis，which is applied to study variable things，having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s of deliberating，and discernment and middle way，are historical experiences’annotations of Marxism in China.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arxism in China promoting continuously manifest that，in the phronesis，how to grasp the“Marxist”completely，recognize the“China”conditions，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Chinese”.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s，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Marxism in China are the embodiments of the phronesis.They declare and develop the spirit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opening，and promoting the spirits’infiltration in all fields.

Marxism in China;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phronesis

B27

A

2095－0292(2011)04－0011－05

2011－06－08

郭远，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实践哲学、文化价值;黄文丽，文山学院思政部讲师;李小娜，西安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