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袁 媛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袁 媛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伤逝》结尾中的“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体现出1925年鲁迅的“人间”心态。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亦成为鲁迅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

心态;“走出去”;遗忘和说谎;《伤逝》结尾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对它的解读素多争议，周作人就曾感叹过它“在鲁迅作品中是难解的一篇”[1]401。而除了对主题的解读之外，对结尾的解读几乎是最难以把握的。

在众家纷纭中，曾华鹏、范伯群的见解是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的。他们认为，涓生要遗忘已经逝去的一切，他在“伤逝”之后还要“忘逝”，这倒是个可喜的迹象，“说谎”指骗人和自欺;涓生一方面想忘却过去，勇猛进取，另一方面又不知什么是新路，靠说谎和自欺鼓励自己前行，时时自慰——自己能找到新路。[2]372他们的依据是鲁迅杂文中的两段话:“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了，因为他眷恋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华盖集·忽然想到(九)》)和“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还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

只是，二位先生在作这样的分析时，实际已将人物涓生的声音和鲁迅的声音视为二而一的了。不过本文无意作叙事学方面的探询，而是由二位先生的方法得到启示，试图采用以鲁释鲁的方法解读《伤逝》，不过依据的不仅仅是鲁迅的作品，而更多的倾向鲁迅当时的创作心态。

一

心态，即心理状态，指人在某一时段的内心状态。而作家心态，按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2所谓1925年的鲁迅心态，其实着重探寻的是作为作家的鲁迅在特定时期的心态。

就文学研究而言，对作家复杂心态的关注，是以作家生命状态的整体性为核心而立足作品阐释的，而鲁迅所言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4]430亦与此一致。在回顾1925年时，鲁迅这样写到:“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5]3但实际上这一年对鲁迅而言是极不平常的，所谓“几件小事情”也都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件。

这时的鲁迅已倾向于支持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但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加深了他的彷徨;加之，北方革命形势暂处低潮，军阀统治更迭不断，鲁迅虽一方面不懈斗争，但同时亦感到黑暗势力的强大以及个人奋斗的孤单。尤其，之前婚姻的持续压抑，手足绝交以及此后的患病，加剧了鲁迅的消沉失望，而“身外的青春”的逝去，即现实中青年的沉寂亦使他痛苦且忧虑着。

在1925年的第一天，他作《希望》以励青年，亦是自勉;只是这“希望”又可能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然而仅仅是半月之后，女师大风潮正式爆发。这一事件直接冲击了年初鲁迅所担忧的青年的消沉之气，并且也贯穿了鲁迅这一年的生活。

同年3月11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一个小学生许广平”的信，许广平是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小说史略》的学生，她向鲁迅求教如何在不良的学校教育中坚持自强的姿态。鲁迅热情地回信解答，由此他们开始了连续四个月的频繁通信。在女师大学潮的深入开展中，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和不断的信笺交流，他们渐渐熟稔起来，甚至会开些玩笑(参见《两地书一集》)。《两地书》一集中的鲁迅文字保持了一致的真诚态度，初始部分他真诚却有所保留地表述观点，随着他们由客气到熟稔起来，他亦渐渐向许袒露自己的真实、矛盾的内心:承认自己灵魂中的“毒气”与“鬼气”，以及对于指导青年的两难境地。他说:“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6]80对此，许广平是有着充分地理解的:“先生总不肯让后生小子灰心失望，所以谈吐之间，总设法找一点有办法有希望的话”[6]93，还有一段被引用以至失之过滥的话:“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有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6]23或许鲁迅是不易也不愿为人所理解，但他在《两地书》中却努力袒露他真实的内心，值得庆幸的是，许广平读懂了这些文字。

这份渐渐深厚起来的感情为鲁迅的生活带来了某种转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纵酒嗜烟似乎是鲁迅消极绝望情绪的一种现实排遣方法，他甚至一度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他抱着厌世的思想，对一切都持一种置之不顾的决绝态度，若非眷恋老母，鲁迅甚至会有某种极端的念头，自号“俟堂”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真实流露。然而，1925年的鲁迅却屡屡表述“活下去”的想法，后来，他更加明确地表示，要为“爱我者”保存生命。我们承认鲁迅与生俱来的坚韧的战斗力，但1925年他由消极弃世到自愿存世的转变力量不能不说是与恋爱有关的。“活下去”并且不是苟活，成为结识许广平之后鲁迅的基本生活态度;只有“活下去”，方能战斗，而唯有战斗，才能更好地生活。这种生活态度的转变亦影响了他的思想，并在他这一年的文字中集中表现出来。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鲁迅的主要精力是在女师大事件，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学潮，勇敢参与校务，另一方面他大量著文如《忽然想到·七》《并非闲话》《“碰壁”之余》，以支持青年学生的斗争，怒斥教育当局的卑劣行径，并联合进步教师，作《关于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严正声明他们对女师大事件的鲜明态度。作为这一年的主要杂文集，《华盖集》更是从整体上呈现出积极明快的色调。可以说，这是一本给青年的“训诫书”(尽管鲁迅从不愿以导师的身份对青年进行人生指导)，多有鼓励、光明的语句，颇能撄动当时青年的心弦，并鼓舞了他们的斗争。而鲁迅亦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因此，这一时期的鲁迅虽然有着一贯的虚无主义色彩，但他因亲身感受到青年学生的蓬勃朝气与勇敢无畏而坚持“冀将来于万一之希望”，悲观愤激便有所减弱。

二

在基本了解1925年鲁迅心态之后，我们再来看《伤逝》的结尾:“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在这里，“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是关键词汇，它们集中表述出涓生的求生意志和自慰心态。

对涓生来说，“新的生路”令他向往，但前提必须是“跨出去”，这里有两种指向，一是跨出曾经停滞的生活状态，这是令他苦不堪言的现实处境;二是指子君的死所带来的困扰，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内心痼疾。但无论哪一重指向，都令涓生感到棘手，于是他以“希望”来摆脱“现实”。希望是“新的生路”与前行，但现实却有如“初春的夜，还那么长”，于是涓生的内心便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矛盾。进一步地说，每当希望渺茫时，涓生便感受到现实的黑暗，同时亦能体会到子君所承受痛苦与冷漠，所以他要自责，但这自责又让他寝食不安、裹足不前，于是想望生路似乎可以将他拯救。正因此，涓生要将子君忘掉，“新的生路”既是他向上的目标，也是他得以摆脱子君困扰的托词。不管鲁迅对涓生有无道德谴责，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无疑是肯定的，他相信这就是希望。

如果说青年是1925年鲁迅思考的核心问题，那么，这“走出去”几乎就是这一年《华盖集》的主题。鲁迅对这一年最严重的指责是:“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7]21民国失传的现状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与必要;即便环境如此恶劣，鲁迅依然毫不退缩，他号召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8]43，他相信“真的愤怒”的时代的到来。鲁迅把这一切冀望于思想革命以及思想革命战士，冀望于青年的“行”，呼唤他们勇于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鲁迅说，“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9]5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勇敢地肩负起引路人的重任，建议前进的青年联合起来，逢山开山，遇河架桥，“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9]51。“走”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不走”则是他最抗拒的声音。

三

那么，什么是涓生的“遗忘和说谎”呢?

而且，这样一种内心的交战，能否看成是鲁迅的真实观点与建议呢?

涓生反复说到“我应将真实隐瞒”，他所谓的“真实”就是指对子君说出不爱她的事实，他以为，既然真实导致死亡与痛苦，那么为了不再痛苦，就应该将真实隐瞒。所以涓生的以“遗忘和说谎”为前导，其实隐含着他对子君逝去的愧疚以及对宽恕的渴望，他企图以此摆脱无止尽的精神折磨。但是宽恕，会有么?

鲁迅是不肯宽恕的。他在1925年的《坟·杂忆》中表示:“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的，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的，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10]207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也坚决地表示:“我……一个都不宽恕。”[11]612鲁迅不肯宽恕他人，那么，他对自己呢?《风筝》中有这样一段话:“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12]184这里流露出一种无可消除的负罪感。而涓生未尝没有咀嚼过这种滋味。

因此，“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

由鲁迅原话“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了，因为他眷恋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来理解、认同涓生的选择“遗忘”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涓生的“遗忘”，是将子君以及因子君而产生的悔恨与痛苦遗忘，这于他的“无挂碍的前行”是十分有益且必要的;同时，这与他当初放弃子君的目的——“救出自己”是一致的。但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涓生的言论并不能等同鲁迅的观点，因为鲁迅向来是不惮牺牲自己的，在那篇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就这样说过“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3]130

鲁迅是时刻警惕“遗忘”的，他以为国民的麻木就在于“他们忘却了愤怒”[14]49。同时，他也解剖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还是有一点记忆。”[15]56尤其对于进步的科学的思想意识，鲁迅更认为“……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8]90但鲁迅并非是“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16]139，而是主张在反思以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把握前进的方向。正是由这重认识出发，鲁迅才力主“记性”而排斥“遗忘”的，他几乎以遗忘为停滞的同义词，而停滞又与灭亡相近;尤其这一年女师大风潮中青年学生奋起斗争，鲁迅在欣慰之余，亦有隐忧，担心他们在使人健忘的社会中沉寂，《过客》中与过客对应的形象是那位老翁，他年轻时也曾感受到“前行”的召唤，但是“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17]172对于这样一种停滞，鲁迅一直是排斥和警觉的，他是不肯将记忆忘却的。这从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可看出。

此外，还有一点需提及，曾范二位先生所引的仅是鲁迅杂文的片段，原文是“记得有人说过，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了，因为他眷恋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在接下来的篇幅中，鲁迅由一则新闻触动而答复一两年前某君对《阿Q正传》的指摘，实际上是倾向于肯定记忆的。

“说谎”也是一个非鲁迅式的观点。鲁迅是深以“瞒和骗”为恨事的，“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18]218接下来还有一段更为犀利的剖析:“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8]211

可见，鲁迅虽有时相信“骗人”聊可自慰，但更多时候，他并不贪图内心的暂时的平静的。他呼唤道:“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了。”[19]10他一贯严于解剖人的灵魂，每以真实打破人们内心的平安，是因为他相信，唯有内心的不平，才会促人反省、猛进并不至于停滞不前。

因此，可以认定，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的本质是逃避，“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而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不逃避悲苦，勇于拷问灵魂。涓生意识到前行的必要，对此鲁迅是深以为然的，但是涓生尚不能正视自己的灵魂，甚至在他的忏悔中还不时流露出卑怯的色彩，鲁迅对他的新生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并极力排斥人物所谓的“遗忘与说谎”。因此，不宜用涓生的言语来印证鲁迅的观点。

涓生的三度幻想便是这个人物不确定性的最好例证:“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渔夫兵士，贵人，投机家，豪杰，教授，运动者和偷儿”这是一系列杂糅的意象，其中的人物都处在适得其所的“飞扬状态”，他们对处于凝固状态的涓生构成巨大的吸引，但对于该选择哪一种路径，涓生却仍然茫然无措。

四

1925年鲁迅的激扬文字常使他交上“华盖运”，种种流言更令他深受损害，自感悲苦愤激，但鲁迅不悔，他说“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5]3。这一年，他在其他文章中表述了类似观点:“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于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14]49在言及青年斗争时，他亦表明这样的“立足人间”的态度，“为一般计，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人力，倒较为切实可靠罢”[19]20，甚至在为流言所纠缠时，他也能说出“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有点像活在人间”[20]83这样自我宽慰的话。正是这种“活在人间”的认识使他在恶劣的环境中非但没有颓丧消沉下去，反而在著文行事上表露出乐观进取的鲜明色彩。

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是1925年鲁迅的基本心理状态。这甚至消释了他思想中的部分悲观消极因素，亦成为他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为他在1927年之后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种“人间”心态使《伤逝》这出悲剧竟呈现出希望的底色，也许涓生不是个磊落的“人”，但他却是一个真实的“人”:忏悔着悲哀着，同时探着路求着生，在“死的袭来”之际寻求着“脱走的路径”。尽管鲁迅对“遗忘和说谎”有着不同于涓生的认知，但对于“走出去”这样的欲望状态，他是认可和提倡的，因为“凡活的而且生长者，总有希望的前途”[21]158，“活在人间”便是一切存在的前提。

[1]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曾华鹏，范伯群．鲁迅小说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M]∥鲁迅全集(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华盖集·题记[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两地书[M]∥鲁迅全集(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华盖集·通讯[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鲁迅．华盖集·北京通信[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鲁迅．坟·杂忆[M]∥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M]∥鲁迅全集(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鲁迅．野草·风筝[M]∥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M]∥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鲁迅．华盖集·杂感[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鲁迅．华盖集·导师[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野草·风筝[M]∥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鲁迅．坟·论睁了眼看[M]∥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鲁迅．华盖集·补白[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鲁迅．华盖集·我的“籍”和“系”[M]∥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1]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M]∥鲁迅全集 (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I206．6

A

2095－0683(2011)02－0129－04

2010－12－31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1929～1939”(2010SQRW081)

袁媛(1979－)，女，安徽蚌埠人，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讲师，硕士。

责任编校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