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苍凉的淮北乡土人生写照
——评沙玉蓉的中篇小说《红芋谣》

赵修广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凝重苍凉的淮北乡土人生写照
——评沙玉蓉的中篇小说《红芋谣》

赵修广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红芋谣》叙说淮北农家凄婉人生故事，在急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凸显乡土情怀与精神的弥足珍贵、其行将消逝的无奈，呼应世纪之交乡土文学悬置价值判断与理论预设、呈现还原乡村生活场景的美学新趋势，以温和笔触描述当代淮北乡土风物人情。叙述者淡化自身性别意识，从共通的人性、人情出发探究人的命运，人物心理情状描摹贴切到位，但对社会历史内容、人性深度的开掘有待深入。

城市化;乡土精神;沙玉蓉;《红芋谣》

沙玉蓉女士写小说入道虽晚，但是起点高。她于2008年岁末被《小说选刊》转载的中篇《井口那片天》曾给淮北小城文学圈带来不小的震撼与惊喜。《井口那片天》凝望半个世纪前的淮北，把民族抗日救亡的战火与乡野女性挣脱礼教枷锁、苦海余生的血泪交织融合，表达了争取女性个性解放、人格尊严的鲜明主题。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此主题经过鲁迅《祝福》、沈从文《萧萧》、张爱玲《金锁记》、苏童《妻妾成群》等杰作精彩纷呈的演绎已成为“老生常谈”，但沙玉蓉的叙事仍能以酷烈生存环境下人物命运的曲折跌宕、绝处逢生而花样翻新、引人入胜，其叙述的缜密、机巧、丝丝入扣、大气从容很难得。这位大器晚成的才女的中篇小说新作《红芋谣》转而描述当代淮北乡土人生，在和平的生活场景中，笔触更形沉实、凝重、苍凉。

淮北人所谓“红芋”其实就是红薯或番薯。红薯原属于美洲印第安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他们培育出玉米、土豆、红薯、南瓜、花生、辣椒、番茄等品种。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将近30种高产农作物带到欧亚大陆，这其中就包括红薯，明代中期辗转传到中国。红薯具有粗生易种、适应性广、抗逆性强、高产稳产等特点，对中国近代农业历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外来的物种“红芋”几百年来在中国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却成为历代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救命粮，帮助他们平安度过天灾人祸导致的饥荒岁月，而且自然而然成为粗粝皮实、坚韧顽强的草根民众的象征。沙玉蓉的《红芋谣》深情咏叹的正是苍茫淮北山野如同红芋一样生生不息、身份低微却品质高贵的普通农人。在所谓的中产阶级趣味主导社会风尚的今日，作者并不为时尚所动，而是像她笔下人物一样，心态宁静淡泊，表现出对汲汲于富贵名利的庸俗喧嚣风习的大不以为然和对农人恬淡质朴的情志节操的推崇。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漠视社会审美情趣的变迁，而是以细腻敏锐的诗性之眼观照、描绘乃至信守着一种弥足珍贵的乡土情怀与精神。她抱持纯粹的写作宗旨，坚定地走一条为弱势平民做传、彰显平民精神的不求闻达、自甘寂寞的文学之路。

《红芋谣》的主人公瓦与妻子、父母亲都是自觉担当家族生存重任、终生辛劳、不求家人回报、绝不苟且偷生的人。在面对选择生还是死这道人世间头号难题的时候，他们走得看似轻率却又都是那么决绝，毫不恋栈，并无悲情，真正体现了中国草根阶层奋力担当、笑看生死的崇高、豪迈与勇毅。瓦的一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瓦“高小也没能毕业”，他们秉持的人生观、价值观来自于几千年来古老中国农耕社会代代沿袭的传统。瓦作为家中长子、一介农民，终生未离开乡土，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社会履历与功勋。比起时代骄子们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悬念迭出的戏剧化人生命运，瓦及其一家的人生与浪漫奇幻、英雄壮举毫无缘分。小说以平实的语言叙述了一个素朴感伤的人生故事。这故事贴近平民大众的生活，能够触动人们久已麻木的心弦。瓦与同村少女云孩的懵懂青涩的初恋，他基于自己也曾“失身”因而非常难得地将心比心对婚前失贞的妻子红翠的接纳、呵护与无尽怀念，他对弟弟、儿女恪尽兄长、父亲职责，恪守传统道德良知而对女儿的严厉要求与惩罚，他在“完成人生任务”后拖着肝腹水的病体为自己掘出墓穴，含笑服毒追寻天国中的亡妻，瓦六十年平凡中见奇崛的人生经历在感人之余足以启发我们扪心自问，引发一系列深长的思索。瓦的一生心无旁骛，安分守己，在世纪之交节奏空前的现代化或曰城市化进程中固守乡土，他鄙夷那些轻视乡土之根、轻易割断与乡土的牵连的人。你也许把瓦的安土重迁视为落后守旧，但在他对某些离土者包括趋炎附势的前恋人并未收获真正幸福的冷眼旁观、不以为然中，在他对外出打工女儿几乎不近人情的训诫与拒绝中显然能读出这个沉静诚笃老人的德性、智慧以及内心的郁闷痛苦。这个人物在消费文化大行其道，人文精神建设滞后的当下着实发人深省。文学并不拒绝表征社会进步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但审美现代性从来表现为以貌似守旧的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来抵御物欲横流对高贵、淳朴人性的侵蚀。这或许正是《红芋谣》题记特意引用皖北民谣“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深意所在。

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给“乡土文学 ”下的定义是:“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侨寓在城市里的作家反观乡土的一种结果[1]。乡土小说作者几乎都有过在乡村与城市生活、迁徙的双重经验。年幼时在农村的人生经历与成人时城市知识者的阅历，使“乡土文学”成为“现代作家两种身份‘对视’的结果，是现代理念与现代性构想与乡土这一巨大的传统存在物相遇、碰撞而产生的后果”[2]。然而，与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沈从文分别代表的探索、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两种乡土文学范型都不同，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出现了在认知上中止价值判断与理论预设，最大可能地呈现、还原乡村生活的场景的新趋势，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贾平凹的《秦腔》等力作。同样聚焦乡土淮北的《小鲍庄》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启发。其中，鲍秉德对疯妻的恨与不舍、天人感应;无父货郎拾来的“恋母情结”，他与寡妇二婶共患难的深情，做上门女婿的尊严阙如、关门打架、负气出走与顺势归家等等，字面语气不动声色、低调内敛，人物心灵的波动、演变自然呈现，人性奥秘的发现惊心动魄，令人味之无穷。

作为一个小中篇，《红芋谣》的思想情感的容量或许还不能与上述大作相比，但沙玉蓉观照、把握、描述当下乡土态势的艺术思维于此也有了可喜的新变。如果说在《井口那片天》时她大体上还只能步武前贤，秉承以鲁迅为代表的的社会启蒙理性或曰现代启蒙理性，但尚不能明确自身的艺术定位，那么《红芋谣》所呈现的对乡土的认知则已打上鲜明的个人标记。《红芋谣》没有了现代知识者居高临下对宗法乡土的严峻审视与痛切揭发，同时也不像沈从文那样以反思现代启蒙理性的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把乡村诗意化和审美化。贫瘠、颓败的山村，长年如老牛般辛苦负重的农人在仅能维持温饱的前现代的穷困生存中近于麻木地挣扎着。对瓦和他的家人、乡邻们而言，时尚、美、浪漫爱情均为不切实际的奢望。这倒和老舍笔下底层穷苦百姓的命运类似。“老舍小说的人物或许不美，却因为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平视，而别具一种真实丰厚、值得怜悯又值得尊敬的尘俗性”[3]。与老舍的直面底层社会残忍、丑恶乃至血污的现实主义笔法相似，沙玉蓉真实地描述瓦的媳妇红翠追寻生活意义的无望，乃至连获取一块廉价的“的确良”衣料这一微末、可怜的美的欲求也不能得到满足的生存窘状，更由此进一步尖锐地揭示红翠之死的主因:是相沿已久的片面苛求女子的礼教、贞洁观，是作为这礼教的对象、载体的众人特别是小姑子的歧视与刻薄促使她走向绝路。年轻农妇如红翠的轻率赴死，在当代乡村并非特殊的个案，而是陷于困顿、迷茫、无望的一个庞大人群的常见选择。作者写红翠的辛勤能干，她对上海知青体现的科学、时尚之美的模糊认知与本能向往，但却终于和现代文明无缘，生动可感，打动人心。红翠自尽和老舍《柳家大院》里王家媳妇被小姑子逼死看似如出一辙，但和老舍对城市底层社会的道德沦丧、窳败的尖锐批判相比，沙玉蓉呈现淮北乡土风物人情的视角与笔触要温和得多，和王安忆《小鲍庄》等作品的精神气象相通。红翠有善解人意、温良厚道的丈夫、婆婆，他们对红翠婚前失身都给与谅解，反倒是小姑子对嫂子的过往不能包容而耿耿于怀。小姑子十几岁的小小年纪，褊狭、偏执地信奉传统贞节观念并且如此尖刻地对待嫂子，足见北方乡土旧礼教文化积淀之深厚。然而即便如此，也只能算是小恶，远比不上《柳家大院》所揭示的城市贫民区里的世风浇薄与人性歹毒。是生产力低下的农村自然经济、一穷二白的文化环境以及相应的心灵蒙昧封闭、拮据阴郁导致了悲剧发生。作者写乡间人物的艰苦奋斗、等闲视生死，笔触沉重又不乏温情。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今日，从其内部生发出超越狭隘、单一性别视角的包容大度的新思维、新视角，名曰“双性别视角”或曰“第三性视角”。其实，具有大气象、成大器的作家无不力戒偏激，淡化自身性别意识，从共通的人性、人情出发探究人的命运。王安忆、方方如此，安徽女作家苗秀侠、沙玉蓉也是这样。《红芋谣》为淮北乡野一介农夫瓦吟唱一曲温情之歌。瓦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同情并肃然起敬。与常见的对女子性侵犯始乱终弃的恶男截然相反，瓦在婚前遭逢轻薄女的感情欺骗与无情离弃。受伤害的是淳厚纯情的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婚前失身的对象红翠，他也曾心生嫌弃、犹疑，但很快就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正视自身也并非童男的事实，痛快消除了心中芥蒂，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如此到位地揣摩、表现男性的心理情状，可见作者非同一般的匠心与慧眼。既维护了女性的人格尊严和权益，又给予异性超越性别藩篱的深切认知和表达。

然而，如果对作品加以苛求的话，愚以为《红芋谣》中的人和事所体现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性的深度尚有进一步开掘的可能。对瓦、红翠与小姑子性格的透视、塑造还可以更深邃、驳杂、厚重一些。除了吃苦耐劳、善良本分之外，除了古旧贞节观的潜移默化之外，人物性格或许还应有丰富复杂的多个侧面、多元色调，呈现生理、心理诸多层面的隐秘欲求、灵肉冲突，展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多重面向、普泛而典型的人际矛盾、爱恨情仇 。《红芋谣》似乎不怎么重视人物心路历程的发展，瓦对红翠的感念不忘似略显空洞、有为文造情之处。值得商榷的或许还有结尾的设计。决意赴死的瓦带着对在深圳打工女儿毛妮的深深疑惑与遗憾告别人间。南下打工的毛妮十年辛劳，对从事的行当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她那双神秘手套似乎确证了其职业的耻辱、不洁。瓦的抱憾而死，毛妮在父亲坟前的悲切祭告都系于这一细节、道具的刻意设置。我想追问的是，这一细节的构思是否因刻意追求跌宕效果却反而暴露出人为痕迹?是否因而显得不合情理?是否人物“被迫”听命于作者摆布反而失去自主性，不太可信?按摩师的辛苦、“低贱”，手部粗糙和变形即便能长期瞒着，却会导致亲人不必要的心灵伤痛以及感情隔阂。由此看来，设置悬念固然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味，但须要巧妙适宜、浑然天成，方能取得撼动心灵、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我国美学历来崇尚与自然浑融一体、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痕迹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中土如此，域外亦然。在世界文学史上以追求艺术完美著称的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认为“正如上帝不应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艺术家也决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我想，他告诫作家的是，写作中须时刻警惕，胸有成竹的同时精微把握艺术分寸，而不能越俎代庖，与人物性格发展、人事情理的逻辑抵触。当然，要达到经典《包法利夫人》那样“客观而无动于衷”实则内蕴激情的艺术高度实在难之又难。在此我不揣冒昧，谨以上述拙论抛砖引玉，愿与沙玉蓉女士共勉，祝她的艺术探索更上层楼!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2]孙先科．《秦腔》:在乡土叙事之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68－171．

[3]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 [J]．中国作家，2009(7):213－221．

I206．7

A

2095－0683(2011)04－0095－03

2011－02－28

赵修广(1963－)，男，河南卫辉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校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