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帷幕下的造反思想探析*

李建华，赵艳强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水浒传》招安帷幕下的造反思想探析*

李建华，赵艳强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在《水浒传》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招安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曲笔手法，鼓励造反才是最终目的。水浒英雄最后悲剧结局的现实意义则是歌颂造反思想的伟大，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屠杀功臣的罪恶行径。

《水浒传》;招安;造反;悲剧结局

关于《水浒传》的编者施耐庵，我们可资参考的材料甚少。袁吉人《耐庵小史》曰:“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士诚初善甲兵，闻耐庵名，征聘不至。”［1］（P494）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云:“国初（明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1］（P491）对比分析《耐庵小史》、《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水浒传》，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施耐庵代表“广大农民的意向而怀念水浒英雄，并为了对眼前元末红巾起义的声援而着手编写《水浒传》这部小说”［2］，那么施氏为何拒绝参与起义，在起义成功之后又坚辞不出呢?对此，施耐庵没有明确剖明心迹;通过其沥血之作《水浒传》，在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形式上的统一中，我们可以深味施氏这种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一、反抗的最高形式——造反

对统治阶级而言，被统治阶级不安于被统治，起而抵制的行为或言论就被视为造反，这些造反的人被称为草寇、强盗、土匪等等;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对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的反抗就被视为起义，造反者的矛头往往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而梁山英雄则较特殊，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打出“替天行道”的口号。天子者，皇帝也，按照中国传统观点，皇帝的命令也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皇帝选用百官驾驭普通民众，使得整个社会和谐井然、健康有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看似合理的言论实则经不起推敲。皇帝乃天下最高官员，反贪官的最高形式必然是反皇帝。在很多时候民间的这种反贪官的行为或被政府的肃贪行为融解或被强行消灭，但无论如何，非政府性质的反贪官行为都和蔑视皇权紧密相连。由反贪官到蔑视皇权，继而到否定整个社会既定秩序，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发展的结果也就使“不反皇帝”的言论变成了一纸空文。此种例子在《水浒传》中触目皆是。

清风山强人燕顺率众截击镇三山黄信率领的青州官兵时说道:“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第三十四回）石勇拍桌子大骂店小二:“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老爷也鳖鸟不换!”又说普天之下只让得两个人，“老爷只除了这两个（柴进和宋江），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第三十五回）朱贵强拆江州知府给东京蔡太师信时，笑称:“这封鸟书打甚么不紧!休说拆了太师府书札，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第三十九回）又第四十一回，李逵跳将起来，喊道:“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水浒传》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彻底否定了封建皇权，同时也体现出了封建社会农民造反的最高层次，《水浒传》让梁山好汉公开宣称“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些话再明白不过地道出它鼓励梁山好汉造反的激情。梁山好汉与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强者为尊该让我”［3］（P42）的造反名言无有二致。相比之下，水浒英雄们的精神则更可贵，因为孙悟空是在与统治者多次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自己有无穷的本领后才作出的选择，而梁山好汉则是“初出江湖”就表现出桀骜不驯的精神，他们长期流浪于民间最能体味到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残暴，因此他们反对统治阶级的行为更为坚决、果断。

第十九回，阮小五和阮小七分别唱了这样的歌:“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很多专家、学者把这两段歌作为梁山好汉对招安希冀的旁证。其实不然，书中说道，何观察听到的是嘲歌。嘲歌也就是讽刺之歌，作弄之歌，也就是正话反着说，反话正着说，与一本正经地倾诉衷肠是两码事。作者正话反说，正道出其造反的心理，这不是“报答赵官家”，而是变着法儿大骂“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要打倒昏庸无能、误国殃民的昏君。无独有偶，第六回也有一首嘲歌可以与之相互印证，那是强掳民女、猥亵道场的假道人丘小乙唱的:“你在东时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闲可，你无夫时好孤恓。”金圣叹对此解释道:“并不说掳掠妇人，却反说出为他一片至情，如近日普语云，有人行路见幼妇者，抱持而呜咂之，妇怒，人则谢曰:‘我复何必，诚恐妇欲此耳。’是一样说话。”［4］（P137）就反话正说这一点而言，二阮和丘道人也“是一样说话”。倘若“赵官家”真的听到阮氏兄弟这两支歌，不仅不会感到欣慰，反而会被活活地气死。这不仅是阮氏兄弟想要的效果，也是《水浒传》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二、确实存在的招安

小说中首次把“招安”提到眼前的是武松，其言曰:“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第三十二回）作者为什么要让武松提出招安?武松是一百单八将中封建正统思想比较浓厚的一个。兄长遭人毒害，要求官府为他主持正义;被施管营酒肉豢养，醉打蒋门神;直到被张都监迷惑中了圈套，差点命丧飞云浦，都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存有幻想。因此，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落草，潜意识里又有等待招安的思想也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这也是作者的精明之处。第二个提出招安的是小说最着力塑造的、最具有争议性的、思想最曲折复杂的、被誉为“忠义”化身的宋江。第三十二回，宋江与武松洒泪而别，临别叮嘱:“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宋江为人城府森严，善于权谋，是一个胸有大志、深谋远虑之人，若非是情投意合、志趣相洽也决不会将自己的胸中之“垒块”倾与他人，否则也不会自夸“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权谋”也就无从谈起。第三十九回，浔阳楼上宋江独自一人狂饮大醉，情不能已，挥笔写下“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的豪言壮语，可谓酒后吐真。不少专家、学者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往往认为这是一首公开向封建政权宣战的“反诗”，其实不然。所谓“凌云志”不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我自为王（其实宋江始终都没有要做皇帝的野心和胆量，因此他也始终没有提出要反皇帝，仅仅是反贪官而已），而是“出入于庙堂之间”，上打昏君，下斩佞臣，忠君报国，荡清寰宇，“平虏保安国”。“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嘲讽起义领袖黄巢不君不臣、不忠不义。无论是郓城为吏，还是坐镇梁山，忠与义一直是其行事旨归，这与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相一致。第七十一回，菊花会上宋江醉吟《满江红》:“中心愿平虏保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不仅毫无造反的迹象，而且满嘴是招安、报国，这种潜意识的真情流露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的一贯思想的印证。［1］（P4）

宋江也多次以“招安”为借口来劝诱被朝廷派来和梁山泊决战又被打败的将领。如第五十八回，他劝说呼延灼时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招安岂是容易之事，历来山贼和起义军都是朝廷镇压的对象，如不是朝廷无力剿除，决不会有招安一说;反之若是山贼或起义军力量足够强大，伸手向皇帝要官做，其成功率还是相当大的。要想受到招安的待遇，梁山英雄们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要有孙悟空搅龙宫捣地府的本事;有搅乱蟠桃园大闹灵宵殿的胆识。否则，“招安”只能成为空头的口号，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被统治者剿灭。

政府一次次对梁山的围剿只不过一次次增加梁山招安的砝码，如何接受招安，这需要时机，更需要权术。梁山的决策集团指出，即使是在起义军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也不能盲目地接受招安，要把握时机、讲究策略，即:“教这厮引将大军到来，教他遭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否则，“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第七十五回）就这一点而言，梁山好汉要比孙悟空聪明得多:同样是招安，孙悟空却显得比较幼稚，以至于被骗到天庭，做了个芝麻粒大小的弼马温，因此屡屡受人侮辱;即使通过自己的斗争最后做了齐天大圣也只是有名无实的空衔，蟠桃会上仍无大名，以至被惹恼而闹翻天宫，最后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不得翻身。

在宋江等人的精心策划之下，梁山义军终于“赢得”了招安。招安虽然成功，但是作者在一力促成招安之后又为读者们摆出了英雄们的另一个生命走向——英雄悲剧的命运。梁山好汉这一“生命走向”又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三、悲剧结局的意义指向

由于招安的存在以及接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致使我们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及对宋江的评价得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在这里论者不免要提出这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给英雄们安排一个接受招安同时又让其落得星云流散、“十去其八”的悲惨结局，作者用意何在?

不可否认，此种结局“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心抉择”［5］。终于招安了，在内有方腊之乱，北有辽国侵扰的多事之秋，梁山好汉担起了历史的责任。于是，替封建王朝“破辽平寇，东征西讨”，立下了丰功伟绩，以至于付出了死伤病残“十去其八”的惨重代价。然而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一再违背“早日归顺，必当重用”、“早奏凯歌，朕当优擢”的诺言，对宋江、卢俊义等有功将领不仅不予升擢，反而在内忧外患弥平之际将屠戮之刀指向了幸存的梁山英雄。

吏治腐败、民族歧视、百弊丛生的蒙元王朝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旋告瓦解，退回北方草原，义军首领之一的朱元璋后来居上，建立大明王朝，恢复汉族的统治。“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残杀功臣的记载不绝于史，但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所有”［6］（P678）。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朱元璋费尽了心思。洪武五年（1372年）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又编了《资世通训》，反复强调臣僚要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又编《臣戒录》，“纂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二十二人”的行事，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又颁布了《至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举义之初，在天下攘乱君臣未定之际，朱元璋不容许儒者在他的将官左右谈古论今，唯恐儒者为他们出谋划策，威胁到自己地位。大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却又去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述“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7］等，以此来腐化臣僚的思想，使他们只知尽忠，不知反抗，即使是在皇帝屠戮他们的时候也只知谗佞在侧致使他们遭难，而当今的圣上是“至圣至明”的。可见“宋江”的愚忠思想和这些条文戒录有着丝丝联系。试想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驱邪归正”的思想，又和这条文戒律有何异同?且看宋江不是在晁盖死后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树立“替天行道”的旗号!“从此以后，他主要不是以‘及时雨’来号召天下好汉，而是以‘替天行道’来号召了。”［8］每次官军来讨伐，他并不是说皇帝昏庸，而是说奸臣当道。直至临死他还是愚忠不改，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第一百回）宋江的这种愚忠思想是当时历史的产物，而在这种愚忠思想下效忠于大宋王朝，最终又被最高统治者残忍地图害的结局，不得不引起当时人及后来人的思索，或许这就是施耐庵“坚辞不出”、“愤”而作书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把宋江塑造成一个侠义之士同时又是一位忠臣良将的原因，而由于他的愚忠致使英雄好汉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另一个观念:敢于对封建皇权进行否定、挑战。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统治，随着外部敌人的平定，他对王朝内部功勋显著、权势煊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忌，于是开始向他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所谓的“六国公二十八侯”等，伸出罪恶之手［6］（P678），虐杀功臣，造党狱。尤为让人震惊的就是长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的“胡蓝之狱”，其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及坐死者有三国公、三十三侯、二伯等。除此之外，又有如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以及冯胜等人的冤狱。徐达是和朱元璋同时起义的患难战友，为明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背生蛆，经过治疗本已有所好转，“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7］，吃后不数日就死了。在历代王朝开国之初，如此大肆屠杀功臣宿将的极为罕见，“国初文臣受封爵……惟刘（基）善终，袭封。武臣封公侯今在者，惟中山王徐，黔宁王沐、武定侯郭、怀远侯常。呜呼!不数十年而功臣皆没，哀哉。”［9］（P87）朱元璋虐杀开国功臣和小说中宋徽宗“屠杀”宋江等有功之臣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以致有人说:“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逃遁等事。”［10］（P516－517）

朱元璋一向重视文人的作用，明王朝建立后，更是广为搜罗人才，有不少儒生投向新王朝，但是，仍有一部分士大夫抱有对新王朝不合作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高启等。虽然朱元璋一方面征集儒生，但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十分猜忌，尤其是那部分不为君用的士大夫，于是就造成了洪武年间的令无数文人忌惮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诛。”为什么这些士大夫们会遭遇如此结局?“盖‘则’音嫌于‘贼’也，‘生’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6］（P676）朱元璋认为这是故意讽刺他做过红巾军，嘲讽他和尚出身，于是立即将他们斩首。在这样残暴的政治高压局面下，作者在鼓励造反时不可避免就有所顾忌，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有所隐讳。作者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昏庸、腐败，因此他只能臭骂在君侧的权佞。那么在鼓励造反时又让其接受招安，招安后梁山好汉们立下汗马功劳又遭屠戮，讽刺封建最高统治者屠杀功臣的罪恶行径就成为最佳的曲笔形式，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思想上的“模糊性”。然而，不骂出来作者心有不甘，于是就让激流勇退、回归故里的费保直指封建君王的阴毒:“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将?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第九十四回）

历史上的北宋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确实被招降了，“张叔夜……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既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1］（P444）作者在小说中体现出招安的迹象，其实是在尊重历史，只不过是用招安史实否定招安的一种艺术技巧。

四、造反精神的社会影响

就考察小说《水浒传》引起的社会影响来说，其造反精神尤其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中，《水浒传》英雄们的口号已广泛地印在了义军的旗帜上。许多义军的首领欣然袭用《水浒传》中的人名或是诨号，直呼名“宋江、黑旋风、‘混江龙’、燕青”［11］等。即使是到了后来清代义军、秘密组织，如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其影响。他们不仅从《水浒传》中获得精神上的巨大力量，而且也从梁山义军的斗争史中汲取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各种各样的战斗方法。因此《水浒传》遭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封杀、诬蔑和诽谤，说其“诲盗”、“诲淫”，禁止老百姓阅读，从而明清两代知识分子也就有了“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读书格言。

历代统治者把《水浒传》看成洪水猛兽一般，对其流传无不忌惮，而这恰恰正体现出其造反精神的深邃，其造反精神是遮不住盖不了的。由此可见，《水浒传》的造反精神即使是在招安帷幕的遮掩之下，其“流毒”也是影响如此之深远。

郭豫适《论〈水浒传〉》认为:“小说作者思想上摆脱不了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于是小

说中的人物就出现了一些缺乏批判的描写，就连那种对于接受招安的又似肯定又似否定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小说作者复杂、矛盾的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的反映。”［12］（P110）作者的思想确实有“复杂”、“矛盾”的一面，但是我们对此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一个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同时又与《水浒传》累积成书过程有关。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作者在热烈歌颂造反的同时又让其接受招安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更兼《水浒传》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由说书艺人、戏曲艺人孕育而成，最后由封建社会里进步知识分子施耐庵等人共同加工而成，由于它的创造主体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情感的渗透”［13］（P241）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解到这些，小说中既有鼓励造反的思想，又有招安思想的“模糊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作者让梁山英雄接受招安，其实质是在“糖衣”包裹下的造反，其精神意义不仅在于它宣扬一种造反精神，还在于它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罪恶的本质。

［1］马蹄疾.水浒传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向晨.《水浒传》评析［J］.渤海学刊，1995，（1）.

［3］吴承恩.西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金圣叹评点全集:卷3［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5］李永祜.评《水浒》招安结局的思想倾向［G］//水浒争鸣:第2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

［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2［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7］南炳文，汤冈.明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聂石樵.对宋江形象的再认识［G］//水浒争鸣:第2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

［9］郎瑛.七修类稿:卷9［M］.上海:上海书店，2001.

［10］胡适:胡适全集:卷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杨绍溥.《水浒传》与明代农民起义［J］.文学评论，1979，（6）.

［12］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13］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bellion Thoughts under the Heavy Curtain of Amnesty in the Water Margin

LI Jian－hua，ZHAO Yan－q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Henan 471022，China）

Offering amnesty and rebellion，the pair of contradiction，came to coincidence in the Water Margin.In fact，amnesty was an implicit way to deceive the public，and encouraging rebellion was the final aim.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gedy of the heroes in the novel was to praise the greatness of rebellion thoughts and accuse the evil actions of feudal rulers＇slaughtering the heroes.

the Water Margin;offering amnesty;rebellion;tragic result

I 207.412

A

1673－2103（2011）03－0055－05

2010－04－19

李建华（1977－），男，河南郾城人，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明清文学。

（责任编辑:王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