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滋华夏净人心

单正平

润滋华夏净人心

单正平

第七届作代会上，史铁生夫妇与张海迪合影陈村摄

我和史铁生先生没有个人交往，没有见过他。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最早读他作品，印象深刻的是1980年发表的《午餐半小时》，写的是街道工厂的事，一帮妇女午间吃饭时拉家常的情景，简短生动，是那种很传统的写实小说。就是这样一个短篇，当时也遭到批评，说作者趣味低下，反映的多是生活中比较灰色低级的趣味云云。但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与这篇小说比较接近的，是湖南作家叶之蓁的《我们建国巷》，当时好像还得了短篇小说奖。这一类小说，是八十年代初现实主义回归潮流的代表，强调冷静客观的叙事。那以后，史铁生的名篇就是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现在为止，这篇小说也是知青文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与之接近的是陈村的《我曾在这里生活》，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韩少功的《希望茅草地》等，这一类作品都写得非常优美抒情，不是冷静的现实主义，更像一种叙事的抒情诗。我认为知青文学最终能流传的，就是这类写知青和乡村、农民感情的作品；那些一味书写知青下乡苦难的小说，现在看来，有比较大的局限。知青几年、十几年的苦难，无论如何无法和几百年、上千年中国农民的苦难相提并论，两者的深度、力度不一样。展现、卖弄、夸大自己的苦难，其实很小家子气。在这之后，史铁生写了很多中短篇，题材广泛，内容庞杂，基本上是跟着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走的，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然后就是1991年的《我与地坛》。我觉得没有1989年的巨变，史铁生可能不会去写地坛。他对生命真正深入沉静的思考，其实是在对外部世界不再关注之后的自然选择，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在对外部世界彻底失望之后返回内心的结果。因为，从他1979年坐上轮椅，到写地坛时，已经十多年了，此前不是说他不曾思考生死大事，但这些思考更多带给他的可能是痛苦和失望，因为他还对社会人生抱有很多希望和幻想。但1989年之后，这种希望几乎没有了，他发现自己生命最有价值的，竟然就是每天在地坛闲坐观望人生的所见所思。过去的文学、思想、功名利禄，似乎全部失去了意义。是时代造就了这篇传世经典。

这篇散文之所以有大意义，是因为1990年后，多数50后、60后知识分子选择了投降，向商业投降，向权势投降，向世俗价值投降。少数没有投降的有两类人，一类是站出来，对芸芸众生大声说，不，我不与你们同流合污，我就是要坚守自己的理想。而这些人当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说一套做一套，说话、写作反抗投降，现实生活中完全认同潮流，所有物质利益所有荣誉名声都不放弃；这种九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人格分裂现象，相当普遍。另一种则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和写作，勇猛决绝地激烈反抗这种投降，坚守个人、民间自由立场的思想者，写作者，比如张承志，以及其他一些坚定勇敢的写作者。

另一类是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走向对人类普遍问题的思考。有些人走向宗教乃至成为虔诚的信徒，有些人走向学术成为宁静平和的学者，有的人专注于个人生命体验，进而深化升华为对人类普遍问题的思考。史铁生正是这样一个作家。

史铁生没有激烈对抗这个世界，也没有犬儒主义地玩世嫉俗。他关切地坛公园的一草一木，众生诸事，超越了具体的爱恨情仇，是非恩怨。他饱含深情，却以平和宁静的大悲悯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这个世界。这样的境界，在当代中国作家当中是唯一的。

史铁生的地坛，其实就是纯净的水和空气，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可是我们长期呼吸着重度污染的空气，饮用着有刺鼻异味的脏水，却并不觉得它们的危害，更忘了好空气和干净水是什么样的，所谓久居污秽而不觉其恶臭。只有当我们突然来到一个纯净的世界时，才会发现好空气和干净水有多美、多重要。史铁生的逝世，刺激我重读《我与地坛》。只有重读，才能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我们阅读了多少垃圾，离高尚纯洁的心灵有多远。

感念史铁生。是他，给我们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散文小说；是他，没有让文学丧失最后的尊严。

因为要参加这个追思会，我拟了一幅对联，表达对史铁生先生的尊敬和纪念———

天命扶轮四十载，参透死生归大化；地坛作赋万余言，润滋华夏净人心。横批：铁生不朽

单正平，作家，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膝盖下的思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