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提升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赵 楠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提升研究
——以武汉市为例

赵 楠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随着服务经济的到来，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结构中增长较快的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制造业改造升级，而且对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和增强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产生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政策体制创新、优先发展金融保险、综合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战略等才能促进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城市；经济功能

20世纪60年代，众多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的转换，90年代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换。在后者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源泉，其增加值比重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一半以上份额，就业增长速度远高于工业和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以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消费性服务业，成为策动城市经济增长、体现城市经济职能、塑造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指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管理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的主体，也是反映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城市服务功能，乃至提升城市整体功能的重要载体。[1](p40-43)但研究大多集中以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案例。例如，钟韵以广州为例阐述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2](p537-543)张耘等认为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应发展为引领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创新中心，成为环渤海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3](p75-61)崔蕴运用比较和结构分析等方法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上海城市功能提升的关系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4]孙莹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角度探讨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城市功能优化的微观机理，从定量角度建立一套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功能耦合发展定量测度指标体系和协调性判断标准。[5]

武汉是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其发展面临着由规模扩张向功能性发展转变。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对武汉市经济功能提升起到哪些作用涉及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功能提升作用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表现，也是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志。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功能的提升。

（一）驱动城市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促进就业和增强城市外向经济功能这三种机制来实现的。第一，由于城市商务成本的不断提高，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以制造加工为主的经济增长趋于减速，生产性服务业大规模发展成为继制造业之后驱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产业部门；第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通常具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的特征，其投入和产出中均包含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增长；第三，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是促进现代城市与周边地区及全国、全球之间经济联系的“黏合剂”，这些经济活动能够促进城市综合性工业部门与腹地之间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发挥区域性交通枢纽和区域商品批发中心对腹地交通组织和商品流通的作用，实施企业总部和行政管理机构对腹地工业的组织管理和行政决策的职能，以及为腹地提供科技、金融、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程度直接制约着大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的发挥。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城市就越具有区域性和跨区性的经济功能。[6](p26-28)

（二）促进制造业发展。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能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投入成本，提高其经营效率，促进其增长。生产者服务活动由制造业企业“内在化”向“外在化”地不断演进，是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生产性服务公司提供服务的成本和价格相对制造业内部提供的服务要便宜得多。第二，随着制造业部门的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如贸易、金融、交通、社会服务等的需要会迅速增加，这将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提升城市产业结构。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得到发展，完成服务业内部的高级化，同时也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升了城市的经济功能。第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企业的集聚，在空间上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例如，上海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中心，近年来在地理位置上越接近上海的地区，制造业发展势头就越猛。据计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的贡献是：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每增长1%，长三角地区工业增长0.918%。

（三）提升城市能级水平。

世界城市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城市能否做强的标志就是城市能否成为所在区域的中心。在一个城市的政治功能和交通功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功能就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最后决定因素。[6]城市经济功能同时具有内向性与外向性。一方面保证城市自身运行，另一方面主要为城市以外的地区输出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5]城市对外主导功能的改善与强化是城市能级水平提升的关键，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提升城市能级水平的重要产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越高，则城市的能级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很高，但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较低，则该城市的地位也不会很高。[7](p12-50)

（四）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科研产业这一创新的关键源泉，因而它占据着创新过程的高端位置。其中科研产业的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城市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集中的比较优势，吸引国外创新机构和创新团队的集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信息咨询业则构成创新活动的主体，为创新活动提供服务。比如，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促进创新的扩散和创新后的改进；金融行业的技术创新则能够分散资本市场的风险，完善资本市场，为微观主体提供高效的融资渠道。可见，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创新是整个创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提升城市经济功能至关重要。

（五）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空间特征是城市经济体的重要特征，城市的产业与城市的经济功能的关联可以从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来。首先，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需要城市以集聚高熟练程度、高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能力，作为其在城市间竞争的基础。这就充分发挥了不同等级城市的集聚功能，进而也促进其扩散功能的完善；其次，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企业总部的集聚使其成为主要经济决策的集中地。这使得城市更能发挥区域经济指挥中心的功能。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功能的影响

（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缓，就业人数下降。

2002年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到服务业产值的63.5%，占GDP的32.05%，到2004年下降为59.09%和30.76%。虽然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已占服务业近一半的比重，其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从2004到2007年，其产值占服务业的比重一直稳步在58%的水平，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稳步在30%的水平，并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图1所示为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①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探业。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历年《武汉市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年鉴》。

图1 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规模

从2003年到2007年，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减少6万人，占服务业的比重从2003年的21.43%降到2007年的15.61%。其中，批发和交通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过60%以上，批发业从2003年的29.7%下降到2007年的24%，交通业从2003年30%上升到2007年的37%，房地产业基本保持4%以上。但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业始终保持在9%-10%的左右，但受经济的影响在2006年降到8.65%。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从2003年的26%降到2007年的22.8%，人才流失情况较严重。

（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辐射能力较强，新兴生产性行业辐射力呈下降趋势。

本文采用区位商（LQ）来反映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力。LQ=(某地区A行业增加值/该地区全部行业增加值)/(全区域A行业增加值/全区域全部行业增加值)。如果LQ>1时，表明某地区的A行业供给能力除满足本地区需求外，还能对外提供服务。其值越大表明该行业在该区域的优势地位越高，为外地服务的能力越高，对外辐射力越强；LQ<1表明该地区需从外地购进服务；LQ=1表明该地区的A行业的供需平衡。

图2反映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武汉城市圈内的辐射力（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鄂州、孝感、咸宁、黄石、黄冈）。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区位商值在1附近，这表明其供给能力只能满足本市需求，对外服务能力较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中除交通行业区位商呈下降趋势外，其他都呈上升趋势；而知识性生产性服务业呈下降趋势。

图2 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变化趋势

（三）生产性服务业多集中在传统行业，发展水平较低。

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交通和批发零售业占第三产业50%以上的比重，而具有极强外溢性，对于技术创新起着关键作用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知识密集型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只占有11%的水平。从发展水平来看，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产业规模相对较小，多数企业自主知识产业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不足，这与武汉市科研数量和高水平人才数量居全国首列的地位严重不符。[8](p70-150)金融保险业从2006年开始提高到16%的比重，这与近几年政府重视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分不开的，目前包括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在光谷地区布点建设单个功能金融后台服务中心或综合性运营中心。中行、汇丰、深发展、广发行、进出口银行以及长安责任保险、安邦、生命、新华等多家保险公司都已经或有意向来汉建后台中心。此前，招行、交行、光大、银联已在汉建成后台中心，泰康人寿、长江证券、武汉农商行、建行、合众人寿、汉口银行后台中心已动工建设或已经或正在签署协议。武汉是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增长势头位居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之首。

（四）生产性服务业呈多点扩散的态势，未形成等级体系。

与西方城市中心城区的CBD作为生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核心区不同，武汉由于受长江的分割，未形成单一的核心区，生产性服务业沿主要干道形成轴心扩散的态势，没有形成高端服务集聚程度特别高的区域，服务业集聚区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关系，服务和产品属于跨区提供服务，生产性服务业等级体系缺失。

三、发挥武汉市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经济功能作用的对策

国家对武汉“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战略定位赋予武汉一系列功能性政策，为武汉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并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如何抓住机遇，用好用足政策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一）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完善各项配套规定，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武汉市应在现有服务业发展规划基础上，制定详细具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通过起草出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不仅进一步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市产业结构中相比其他服务业更为重要的地位及意义，而且为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指明发展方向、阶段目标、行业重点，以及相应保障性、刺激性政策措施，从而在统一战略、统一步调下强力推进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此外，税收、贸易、物流运输、知识产权、劳动和人力资源等各种与服务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尽快规范化、制度化，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当前，特别要依法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完善行政服务流程，培育和创新项目服务机制，硬化行政责任和行政问责制度。

（二）以“战略性”、“创新型”、“资源性”为原则明确发展方向。

在今后一段时期，以“战略性”、“创新型”、“资源性”为指导原则优先发展金融保险、综合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物流等四大行业。

从战略高度考量，武汉首要的是大力发展金融业。区域竞争的核心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金融竞争，谁先抢先形成区域金融中心，谁就抢占了先机，赢得了区域发展的主动权。武汉市人均GDP在金融业的冲击下响应速度较快且效果明显，金融保险业的劳动生产率也相较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为高。因此，武汉市要积极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促进武汉城市群金融一体化，并辐射中部，做中部的金融中心。

武汉市应着力发展综合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体现创新性原则。武汉市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不但有利于改变武汉市重工业偏高、轻工业偏轻的格局，推动制造业的流程升级，促进制造业生产的专业化，扩大资本和知识密集生产，提高劳动与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且有效地降低能耗，有利于推动圈内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此外，综合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地域上的集聚，还可以加强企业部门的竞争，吸引更多高技术高收入的专业人才。

按照资源性原则，武汉应重点发展物流业。武汉是内地最大的集空、铁、水、公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对外交通设施指数排名全国第9位。物流业基础较好，空、铁、水等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投资对象。西部地区外贸出口都有大量的集装箱需要到武汉中转，这促进和增强了港口的枢纽功能。我们让物流业的发展带动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提档升级，为综合科技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等创新性产业发展提供扎实基础和良好助力。

（三）构建与城市功能格局相协调的企业集群。

我们应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差异和武汉市各地区的差异，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把各级各类生产性服务企业布局到恰当的空间，避免无序、重复建设和竞争过度、效益不高的现象。

武汉市由主城区与新城组群组成的都市发展区是城市功能和空间的集聚区，因此也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区。其中在二环线围合的中央活动区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区。这个区域是行政、金融功能集中区，应以区域性公司总部和金融贸易、商务服务、咨询以及研发设计等企业为主，如已初步形成的汉口建设大道金融商务一条街、汉口沿江金融商业街、武昌中南路金融商务中心和武广中心区等4个相关企业集聚区。下一步，武汉市要运用政策引导和必要的财政支持，强化企业集群及其辐射功能，如在扶持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中南路金融商务中心等重点企业集群的同时，大力推动街道口、王家湾等商圈的发展壮大和相关企业集群的形成，由此带动周边沿路、沿街相关企业扎堆。在二环线与三环线之间为城市综合居住组团，是城市居住、教育等功能的集聚区，目前在武汉江南地区，以众多高校、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部分地域为依托，已初步形成综合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企业集群。下一步，应围绕为江北地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和相关企业集群。在三环线以外一般为大型产业园区和新城组团，是武汉市主要的制造业集聚区，这一区域应发展以仓储、批发市场等占地规模大、对交通区位要求高的物流企业集群。目前，应根据重工业企业外迁、都市工业园外移，以及铁路武昌站、汉口站等变成区间站等新形势，有意识地引导物流企业随之向外拓展转移。

（四）引入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

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一般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服务外包；二是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外包；三是引入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与过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外资企业不同的是国际服务类企业更看重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投资环境。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健全投资环境的最低要求；合理的监管可以解决抑制生产性投资的市场失灵问题；健全的税收制度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资金；良好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可减少跨国公司的成本。

（五）切实加强人才培养，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保证。

现代生产服务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密集性特征决定了人才对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人才的充裕程度关键又取决于当地是否具备良好的人才形成、培养和保障政策机制。因此，一方面，武汉市要坚决防止和摒弃“武汉是人才高地”的自满心态，出台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尽可能就地“消化”大中专毕业生，留住现有技术熟练人员队伍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武汉地区高中等学校的合作，有计划地调整教学专业方向，为充实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市场做好准备；要鼓励国际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化的通用人才；要切实重视领军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人才信息库和人才服务机构建设。

[1]宫银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服务功能升级问题[J].河南社会科学，2009，（5）.

[2]钟韵.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向功能特征研究——广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5，（10）.

[3]张耘，冯中越，郭崇义.北京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力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崔蕴.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功能提升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5]孙莹.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功能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李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6，（7）.

[7]周振华.城市转型与服务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武汉市信息中心编著.2010年武汉经济展望[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

F063.1

A

1003-8477（2011）05-0071-04

赵楠（1979—），女，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

2010年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生产性服务业与武汉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提升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09014

责任编辑 姜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