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岂能掩盖历

文/黄 植

谎言岂能掩盖历

文/黄 植

来信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

最近，我看了辛子陵给中央某部离退休老干部的报告稿，在这之前也读过不少他的这一类大同小异的文章。在这些文字中，他都是用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的办法，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把他说成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搞的是“专制独裁”，说得一无是处；他无限夸大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完全否认毛泽东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他虽然无法抹煞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但又说这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而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胜利，说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辛子陵在自己的言论中，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自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背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但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又常常夸耀自己是共产党员，甚至用老党员的身份来声明自己是在“救党”。我想他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无非是使他的这一套谎言更能够欺骗青年，更能够生效。我作为一个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深深感到当前社会上像辛子陵这一类言论太多、太泛滥了，对青年思想的影响和误导太大了。所以很希望通过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澄清事实，帮助青年分清是非，不上这类人的当。

谨致

崇高的敬意！

青年共产党员 程明清

复信

程明清同志：

《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希望我能就辛子陵的观点谈点自己的看法。

如你所说，近些年来，作为共产党员、退休军人的宋科，以辛子陵的笔名在《炎黄春秋》一类的刊物、网站和某些沙龙式的讲座上，在所谓“救党”的名义下，发表了大量言论，毫无顾忌地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从他的言论中明显地看到此人的思想轨迹：从攻击、抹黑党的领袖入手，继而否定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再到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颠覆党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不惜夸大事实，伪造历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其用词之尖刻、阴毒，达到了令人难以复述的地步。对于这位还顶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来说，如此践踏自己的入党誓言，背弃党的纲领和章程，违反国家宪法的行为，是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某个人的罪孽，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是在社会主义低潮情况下要另找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是表达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始终存在着的逆向发展的要求。但问题在于，这类人在已经背弃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又不断用炫耀自己是所谓“老党员”的身份来进行说教，确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这就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辨别。当然，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仍然愿意本着“百家争鸣”方针的要求，通过讨论的方式来澄清是非。这里仅就你来信提出的涉及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的几个基本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全面否定新中国头30年的成就，为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历史根源。这是辛子陵妄谈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知道，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历史的评价就会有截然相反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结论。因而对历史研究的绝对要求，就是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辛子陵的言论中，无限夸大党和国家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把新中国头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一连串错误的叠加，带给人民的只有祸害和灾难。这种历史的谎言是完全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它首先是有意隐瞒了新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制造了新中国不如旧中国的假象。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新中国建设，不能不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一，旧中国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特别在建国初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其三，我们还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

同时，这种历史的谎言还否定了成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流和主体。新中国的建立和它的历史发展，使中国人民真切体会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百年以来备受西方列强凌辱和欺负的中华民族，从根本制度上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翻身解放。在旧社会挣扎于死亡线上、毫无民主权利保障的工农大众和广大人民，受尽歧视和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百万翻身农奴，难道会同意说在新中国受到的只是祸害和灾难吗？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黄浦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民族耻辱，外国军舰是怎样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外国强盗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我们也不会忘记，在近代中国，从西太后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蒋介石国民党，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而在新中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真正的维护，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次战争，使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显示了新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了她的国际威望；在新中国的头30年，同当时130多个独立国家中的110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否定了这一切，而醉心于向西方抛媚眼，数典忘祖，也就失掉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起码人格。

把新中国头30年的经济建设说得一无是处，是辛子陵一类人惯用的手法。我们还是让事实作出回答。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以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人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正在逐步消灭，人民政府还以最快的速度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切，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形成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

在往后10年的经济建设中，尽管有过“大跃进”的失误，付出过很大代价，但这仍然是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在这10年中，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10年中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了巨大的增长，1966年同1956年相比，钢铁、煤炭、石油、发电量、机床分别增长了245%、129.9%、1154%、397%和112%。同时，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效果明显；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高新科技得到一定发展。我国人民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党和国家经历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失。但应该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艰苦努力，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稳定。

总之，从1953—1978年，连续执行了四个半五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是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这种历史性的成就，是任何谎言都不能抹杀的。

二、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借以攻击人民民主制度，为其企图把新中国拉向后退制造政治依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是某些人企图把新中国拉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们竭尽全力集中攻击、诬蔑这位历史巨人。这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这种噪音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而辛子陵则是后来居上，集其大成。他无限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成从新中国成立的一天起，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就是要“搞党天下家天下”，就是“专制”、“独裁”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谩骂除了说明谩骂者的无耻造谣和人格低下外，丝毫动摇不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为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对于如何实践和发展巴黎公社原则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他毕生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而奋斗，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是这样要求全党的，而他自己也首先做到。正如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所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同时，毛泽东也是我们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完善，一再强调扩大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因此，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成为他在这个时期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党面临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课题。对这个历史课题的回答和解决，不能不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成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期间，由于缺乏经验，会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但在辛子陵的笔下，是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一有错误就加以任意夸大、全盘否定，甚至连毛泽东迫切希望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也成了他讽刺挖苦的对象。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否认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中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毛泽东的晚年，也未能摆脱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十分警惕的“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毛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开始不那么谨慎了，并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专断作风。历史经验表明，骄傲是错误产生的重要根源，骄傲情绪的出现，必然会导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与作用的错误，这就会导致领导工作上的失误。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但即使这样，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毛泽东的错误也需要加以审慎的、具体的分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等人也进行过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正如薄一波在回顾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说：毛泽东带头犯了错误，又带头纠正。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曾多次就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做过自我批评。如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突出地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发扬民主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对几年来党和国家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在会上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邓小平特别指出：这几年，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这些认识，对于当时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上可见，把毛泽东晚年滋长的个人专断作风无限夸大，甚至诬蔑为“帝王思想”、“专制独裁”，是违背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在于他犯了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时候，仍然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捍卫人民主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而像辛子陵那样，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对待党经历过的挫折，并用以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的。

三、任意诬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称颂西方普世价值，为实现其政治诉求制造现实依据。近年，辛子陵在网上发表了一篇 《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的文章，表示：“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其气焰之嚣张，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划界”，就是指党中央提出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他把“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说成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能抗拒”。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此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事实上，辛子陵本人的政治界限是划分得十分清楚而明确的，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诬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颂西方普世价值，要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他一方面把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说成“这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了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利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诸如两极分化、腐败现象滋生等问题，借以诬蔑和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这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但是，一手难以遮天，谎言是见不得阳光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究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的结果，还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这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出现并延续不断的带有根本原则性的争论。对此，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了坚定而明确的回答：我们的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决不能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导致国家的四分五裂，重新沦为某个大国的附庸。在新的历史时期召开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理论和基本政策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的经验，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理论体系，并对它们给以科学的定位。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国在当代的运用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定位，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时又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蕴含着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的思想内涵。这个科学的表述，不仅写在党的旗帜上，而且还贯穿在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基本政策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吸取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我们在肯定上述事实的同时，并不否认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找到解决的正确方法。比如这些年来两极分化的加剧，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加强必要而恰当的国家宏观调控，如何更多地关注民生，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我们还缺乏经验，还需要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但也不能否认两极分化虽是一个分配中出现的问题，而分配却是同所有制问题紧密相关联着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深刻说明了所有制和分配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年两极分化的出现和加剧，就不能不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因为近些年来公有制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一些地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发展非公有经济之上，而不是按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办事。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看到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在所谓“产权明晰”、“改制”的名义下，行私有化之实。这些问题只要认识到了，加以恰当的引导，教育和要求干部全面贯彻党的相关方针政策，是不难解决的。但是，像辛子陵这样的学者，却指鹿为马，把这些问题一古脑儿推到公有制的身上，诬蔑公有制是“垄断”、是“权贵”，成了“万恶之源”，借以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知道，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是支撑人民共和国大厦的物质力量。以1991年为例，当时国有企业所得税率为55%（后来降为33%），乡镇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一般为15%，非国有企业还有各种减免税优惠。即使在这种并不平等的起跑线上，国有企业仍然为国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由国有企业税收提供的占到77.9%，乡镇企业提供的占15.8%，而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经济提供的只占6%左右。即使在公有制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9年国有企业上缴税金达到22795.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33.3%，仍然为国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重要性。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同一个问题就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邓小平晚年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退休后曾先后六次谈到分配问题，敢于直面现实坦言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的高尚风格。他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这是他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角度指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正因为这样，他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要坚决拒绝由此而“落到资本主义去”，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相反，有些人则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出发，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上海有一位理论家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用这个来炒作，是反对改革”。甚至完全不顾事实地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超过现在”。北京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则说：“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他还说：“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无需多加一个字的解释，就能够通过他们冷酷的话语透视他们的利益用意。现在，辛子陵则更加变本加厉，把我们在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投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匕首，公然要求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走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让这些人来主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把中国拉向何处，这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党的反对派，资本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历史现象呢？在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情况下，一些短视者往往会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下未可乐观。列宁就曾经把这二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列宁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列宁在这里，也算是为中国的辛子陵们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尊容”。

以上一些看法，供你参考。祝你

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你的老年同志 黄 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