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1861改革后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规律
——以黑土中心区6省为例

李桂英

(长春大学 人文学院，长春 130022)

管窥1861改革后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规律
——以黑土中心区6省为例

李桂英

(长春大学 人文学院，长春 130022)

以黑土中心区6省为例，分析了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改革引起隶属于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的规律。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地主的经济实力状况、自然土壤条件等要素影响了地主的割地和补地行为;农民选择接受赠予份地是受地主提供给农民的份地接近份地的最低标准和农民的民族成分制约;大地主是赠予份地的提供者，目的是空出土地，以便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转。

俄罗斯;1861改革;农民份地;黑土中心区

土地问题是1861改革的核心问题。1861改革确认了使农民享有土地的原则，几个原因使然:一是农民完全失去土地势必会形成数百万无产者，只能推动衣食无着的农民揭竿而起，果断地反对政府与地主贵族，危及社会稳定;农民没有土地就无法向国家缴纳赋税，为确保国家和地主从农民那里得到稳定的收入，必须使农民享有土地;三是若使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必然会流入城市和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谋生，导致俄罗斯中心地区地主劳动力的缺失。鉴于此，沙皇政府使农民带有土地获得人身解放。

1861年改革使农民的份地使用发生了变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地主割去农民改革前的份地;另一种是地主增拨给农民土地;第三种情况是地主不触动改革前的份地，农民份地面积无增减，保持不变。是什么原因促使地主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本文以黑土中心区的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尔洛夫、梁赞、唐波夫、图拉6省为例，借鉴苏联学者利特瓦克的研究成果，分析1861年改革引起地主的农民份地变动的规律，以期深化对1861改革的认识。

1 割地与增地规律

由于实施改革，黑土中心区6省农民的份地也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地主割地;第二种情况是地主增划给农民土地;第三种情况是农民的份地保持不变。利特瓦克查明，根据法定文书，黑土中心区应得到份地的农民总计1728967人。其中“864560名农民份地减少，占区域内农民总数的50.1%;117339人份地得到增加，占总数的6.7%;747068人的份地保持不变，占享有农民份地总数的43.2% 。”［1］153

诸多因素影响了地主割地与增补地的行为，农民土地的变化首先是与剥削农民的形式有关。“黑土中心区，在履行代役制农民那里，64.5%的份地减少，28.8%的份地不变，4.7%的份地面积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在劳役制农民那里，仅有40.2%的份地遭遇割地，52.5%的份地不变，7.3%的份地得到增补。”［1］312黑土中心区鲜明地体现出农民受剥削的不同形式对农民份地数量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即代役制农民比劳役制农民割地的百分比高，各省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表1 黑土中心6省不同农民群体土地变动情况一览表

是因为代役制农民比劳役制农民地多，所以在代役制农民那里发生割地的可能性更大吗?事实上是劳役制农民的土地保障程度要好于代役制农民。不是农民改革前份地的数量，而是地主领地的经济形式和地主打算剥削农民的未来形式决定了割地的数量。补地时，地主使劳役制农民的份地达到份地的最高标准，而使代役制农民的份地达到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第一种情况是因为地主保持劳役制的剥削对象的意图发挥作用，地主对保持剥削的对象感兴趣;第二种情况，地主的目的是为每俄亩土地榨取最高标准的代役租。

此外，地主经济的实力状况影响了割地与补地。通常，地主经济实力越强，领地规模越大，割地的百分比越少;反之，地主经济实力越弱，领地规模越小，割地的百分比亦越高。

表2 不同规模的领地割地的百分比

当我们分析影响地主割地和补地的社会经济原因时，还应该重视自然土壤条件的影响。黑土中心区除库尔斯克省各县自然土壤条件大致相同外，其他诸省则差别很大。利特瓦克将这些省份的所有县按照土壤条件的差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土质最好、全都是黑土的县;第二类次之，是黑土杂有砂壤土或壤土的县;第三类为省内土质最差的县。

表3 自然土壤条件与割地、补地的百分比

利特瓦克认为，割地百分比的增加直接与土地质量的下降成正比。沃罗涅日、奥尔洛夫和唐波夫省体现这一趋势，土地质量越差，割地百分比越高;在梁赞和图拉省，如果把第一类与第三类比较会得出类似的结论。补地的情况是，梁赞省增补土地百分比的增加与土地质量的恶化成正比，即土质越差，增补给土地越多;在图拉和奥尔洛夫省，第一类与第三类增补土地的百分比几乎一样;而在沃罗涅日和唐波夫省，第一类增补土地百分比比第三类略高。出现此种情况不是缘于地主的善良，而是由于农民拒绝土质差的土地和为要求最高份地而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

2 赠予份地规律

赠予农是1861年改革时获得土地最少的农民。赠予份地是农民土地使用减少的另一种形式。依据《地方条例》123条，根据地主与农民双方同意，允许获得这个地方最高份地的1/4部分作为赠品，其份地被称为“赠予份地”，享受这样待遇的农民被称为“赠予农”。签署这类合同不要求形成法定文书。

欧俄32省有赠予份地，在波罗的海沿岸、西部和西南区则没有赠予份地。赠予份地主要集中在黑土地区，当时那里出售和租赁土地价格较低，私人所有者和国家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可用于出售或租赁，农民指望廉价地租赁或购买土地使他们成为赠予份地的未来所有者。赠予份地较多的省份有:“萨拉托夫赠予农总计98104人，沃罗涅日为40695人，辛比尔斯克为39796人，宾金为36980人，库尔斯克28946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为 28918人，喀山28895人，唐波夫25355人，萨马拉22667人。在非黑土地带，赠予农仅占赠予农总数的 6.6%。”［2］69赠予农得到少得可怜的土地，“每人在2.6至0.7俄亩之间波动，欧俄32省平均每税丁为 1.0俄亩。”［2］69

利特瓦克认为，黑土中心农民114552人获得赠予份地。他拥有79112人(占全部赠予农69%)反映地主领地数量以及剥削形式的资料，分析这些资料他得出赠予份地的规律是:“第一，大地主最愿意提供赠予份地，在赠予农总数中，103752人属于100人以上的地主(占90.6%);第二，劳役制农民在赠予农中占优势，占总数的43.6%，代役制农民仅占28.5%，剩余27.9%是混合义务制和其他种类的农民;第三，正是劳役制农民比代役制和混合义务制的农民失去更多的土地。”［1］172

农民之所以选择接受赠予份地，首先是因为当地主按照法定文书提供给农民的份地接近份地的最低标准时，农民乐意从地主那里得到赠予份地。农民得到赠予份地马上能够免除对地主的各种义务，显而易见，获得赠予份地对农民有利可图。这是赠予份地在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唐波夫三省得到传播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接受赠予份地与农民的民族成分有密切关系，乌克兰人特别喜欢接受赠予份地，这在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省体现最为明显。

拿库尔斯克省来说，乌克兰人人口比重越高，接受赠予份地的比重越高。如“在希格洛夫、法捷日、库尔斯克、吉姆和德米特里耶夫县，乌克兰人人口的比重在0到2.5%之间波动，总计有赠予农3661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12.5%;在利戈夫、奥博扬、旧奥斯科尔、科罗恰和别尔格拉德县，乌克兰人人口比重在9.6至34.3%之间波动，已经有赠予农8986人，将近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31%;在其余的5个县——雷利斯克、苏特扬、普季夫利、诺沃斯科尔和戈赖沃龙县，乌克兰人的比重在41.7至57%之间波动，有赠予农16435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56%多;在戈赖沃龙县居住的乌克兰人最多，占全部人口的57%，这里集中了省内全部赠予农的29.6%。沃洛涅日省同样如此。在扎顿、沃洛涅日、下捷维茨和泽姆梁县，乌克兰人口的比重在0至2%之间波动，赠予农4310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10.6%;在科罗托亚克、鲍勃罗夫和诺沃霍别尔县，乌克兰人口的比重在16至20%之间波动，赠予农总计9317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23%;乌克兰人口从48.4%至89%的几个县(巴甫洛夫斯克、瓦鲁伊、彼留钦、巴古恰尔县)，赠予农19267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47.6%;在主要是乌克兰人口的奥斯特罗戈斯克县，乌克兰人占全部人口的96.7%，集中了赠予农7537人，占省内赠予农总数的18.8% 。”［1］176

乌克兰人乐于接受赠予份地，首先是因为乌克兰人沦为农奴比较晚，自由传统尚存，对农民追求赠予份地产生影响，因赠予农的地位预示着与令人憎恨的地主完全断绝关系。第二，乌克兰人熟悉按户的土地使用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把按户的土地使用制度与独立的、不受村社制约的经营管理联系在一起，赠予农的地位形成上述那种情况。第三，在非俄罗斯人中，国有农民比较集中。几乎在赠予农比例高的所有省份，可观察到非俄罗斯人的国有农民数量最为集中。非俄罗斯人国有农民生活更为有利的条件，促使地主农民果断地与地主断绝关系，指望转变为国有农民。这一点在沃罗涅日省表现得特别明显，该省国有农民比地主农民多，国有农民主要是乌克兰人。

地主提供赠予份地也存在某些规律。沙皇政府对赠予份地的提供者——地主的资质存在诸多限制。根据《大俄罗斯条例》123条和《小俄罗斯条例》116条，只有不欠国家债务或保有在这个地方的不少于3/4最高份地的地主，才能够赠予份地。大地主处于赠予者的最前列。像尤苏波夫、舍列梅捷夫、沃仑佐夫、梅尼西科夫、巴宁、巴里亚季诺、特鲁别茨、罗巴诺威－罗斯托夫等大地主中止了农民对他们的各种义务，并拿走他们的土地。赠予份地对地主虽然无利可图，但他们希望给自己行动自由，空出土地，以便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转。

中等实力的地主也提供给农民赠予份地，在这一群体中，女地主和未成年地主占据优势。如“在沃罗涅日省的42个中等地主中，有22名妇女或未成年人(占55%);库尔斯克省是57个中等地主中有28名妇女或未成年人(将近50%);唐波夫省是58个中等地主中有31人是妇女或未成年人(占53%多);奥尔洛夫省9名中等地主中有5名妇女(占55%);梁赞省是17名中等地主中有6名女地主和未成年人(35%以上)，甚至在图拉省的7名中等地主中有4名妇女与未成年人(占57%)。”［1］178女地主和未成年地主无力管理自己的经济，他们依靠专门的机关来管理，而供养专门的机关是不菲的支出，因此他们提供给农民赠予份地。

在俄苏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多强调赠予份地的有害后果，如民粹派、札依翁契可夫斯基持此种观点。事实是，赠予农要比得到最低份地的农民群体的处境好许多倍。赠予农负担不重，比根据法定文书固定在自己份地上的农民有更大的流动性，有利于他们迁居或与农业完全中断联系。诸如“在奥斯特罗格日斯克县，1885年有外出打工家庭的比例在利济诺夫卡达到67.7%，在马里耶夫卡为62.5%，在舒奇为54.9%，在马尔卡为46.3%。该县赠予农在改革后25年内全部迁移家庭的占73.1%，441个家庭中的258个家庭迁移至附近的库班、顿河区和斯塔夫罗波尔省。”［1］177

［1］Б.Г.Литвак.Рус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в реформе 1861 года.Черноземный Центр 1861 ～1895［M］.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2.

［2］А.М.Анфимов.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1881～1904［М］.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0.

［3］Л.А.Плеханова.Реформы АлександрⅡ［M］.Москва:рид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8.

［4］ Н.М.Дружинин.Рус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на переломе 1861 ～1880 гг.［М］.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78.

［5］ Л.Г.Захарова.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 России 1856 ～1861［M］.Москва:Изд －во МГУ，1984.

［6］ 李桂英.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的大学与大改革时期的活动家［J］.长春大学学报，2007(2):63－66.

［7］ 李桂英.1826～1857年大俄罗斯诸省农民运动的特点［J］.长春大学学报，2008(5):65 －68.

［8］ 李桂英.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度改革前的谣言透视［J］.长春大学学报，2008(1):75－78.

A restricted view on the variable rule of farmers'share of land that belongs to landowners after the reform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ix provinces at the central black soil area

LI Gu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Changchu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

Taking the six provinces at the central black soil area as a cas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variable rule of farmers'share of land that belongs to landowners before the reformation of abolishing serfdom in 1861.Landowners'action of cutting and compensatory lands was influenced by the form that landowners exploited farmers，the status of the landowner economy，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soil，etc.Farmers chose to accept the limitations that the given share of land was close to the lowest standard landowners provided to them and farmers'ethnic composition.Big landowners were the providers of share of land，their aim was to extricate the land so as to make it free circulation in the market.

Russia;the reformation in 1861;farmer's share of land;central black soil area

K512·41

A

1009－3907(2011)01－0021－04

2010－1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70057);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B117);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第117号)

李桂英(1964－)，女，辽宁黑山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沈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