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的眺望

唐 颐

六百年的眺望

唐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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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何许人也？一言蔽之:一个仅当了四年皇帝(明朝第二位皇帝）即被其四叔朱棣推翻，而后出亡，不知所终的朱元璋的孙子。正因如此，建文帝下落之谜便成了明朝第一宗谜案。就如一部《红楼梦》，不知滋养了多少专家学者。而研究明朝历史和建文帝的专家学者，同样人声鼎沸，就连当年义薄云天、金戈铁马的少帅张学良，后来也十分专注地从事这个营生去了。

自建文帝突然与宁德有了关系后，我翻阅了一些书籍，认为对其评价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清君侧，靖国难”起兵推翻他的朱棣在“奉天靖难”诏谕中所描述的，说建文帝嗣位后“坏其祖宗成法，荒淫无度，奸臣擅权，涂炭生民，群雄并起，旷世无君，糜烂鼎沸。”甚至“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总之，是一个少有的昏庸无道的君主。当然，后来朱棣当上永乐帝，自己也觉得这样评价不妥，故在《明成祖实录》中作了些许更正，但对其评价的实质还是昏君。

另一种观点则是以现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曾在南京多所高校和电视台主讲《大明王朝在南京》的马渭源教授为代表的，他认为，21岁的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的皇位后（因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在做皇太子期间就已去世，朱允炆15岁被确立为皇太孙），迅速地推行新政，即“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缓刑罚”、“宽免赋税”、“削蕃”等五个方面，其核心精神是“宽和”的“文治”。所有这些不仅是对朱元璋严刑峻法的纠偏，而简直是一大“反动”。在建文帝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常现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的突然打断，大明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君权限制意识之萌芽。因此，建文帝失国之际，朝中大臣多数选择了“出亡”或“殉难”，演绎了一出出极为悲壮的“建文悲歌”。最后结论，建文帝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这种观点被不少专家学者认同，如南京大学明史研究领军人物潘群教授就写了一篇《建文帝是个好皇帝》的文章。

还有一种是近年的一部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的观点。他所描述的朱允炆是位好儿子、好孙子、好学生，知书达理，聪明过人。但读书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并不能划等号，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制定理想的计划，不代表能执行计划，就如他和爷爷讨论“如果叔叔们要有异心，我怎么对付他们”时，像做论文一样列出五点：“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办法，只好拔刀相向了。”连朱元璋都只能称赞：“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建文帝的班底，主要成员有三人：方孝孺、齐泰、黄子澄。其君臣的共同特点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理想，事后证明也都很有气节，但都是书呆子，不懂“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朱棣决战前夕，建文帝将30万大军交与耿炳文大将军时，还叮嘱“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干的很多蠢事中最蠢的一件了。朱棣何许人也？他是一个典型的书没读几年，却久经沙场，一个战功赫赫之枭雄。朱棣明白，自古以来皇位之争只能有一个获胜者，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两人的棋局刚开始，结局就摆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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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下落之谜，传统上有“三说”，其一是焚死说（即是朱棣钦定的“正史”之说法）。朱棣带领燕军攻入南京城时，一帮建文朝官员出来投降，建文帝原先也想出来迎接叔叔，但看左右只剩下几个宦官陪着，不好意思，“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做叔叔的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也就是说朱棣因建文帝不理解他“清君侧，靖国难”的苦心还痛哭了一场，而后“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历史证明，凡是强权要极力篡改或掩饰的史实，最终都要被拨乱反正。

其二是“不知所终说”。（详见清张廷玉《明史》）。

其三是“出亡说”即逃离南京，亡命天涯。

应该说，明朝万历年之后，有关建文帝出亡方向与路线众说纷纭，观点多至几十种，也出了不少书。传统上明史界比较一致地概括为三种大说法，即“西北说”、“西南说”、“东南说”，小说法则有100多种，比如马渭源教授根据多种资料归纳为13说：即云南说、贵州说、重庆说、四川说、两广说、两湖说、福建说、海外说、浙江说、江西说、青海说、甘肃说、江苏说。这些学说有出自历代史学家和学者专著，有来自地方志书，更多的是民间传说。最有意思的是当代法国球星里贝里也来凑热闹，自称是建文帝的后裔，据说还手持证据。

当然，还有一种“大团圆说”，讲到建文帝亡命天涯39年之后，朱棣早已不在世了，英宗在查获云南一起和尚假冒建文帝案中，发现了真的建文帝，马上将他迎入大明皇家宫中，尊称“老佛”，好生伺候，最后终老宫中，皇帝下令“不封不树”，葬于北京西山。这种观点也基本没市场了。

对上述说法，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在其《明史考证》第一册第61页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建文帝出亡方向应在“东南一隅”。而持这种观点还有明末清初史学大师潘圣章先生。这一古一今两位史学大师的观点与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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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宗谜案在宁德似乎有破解的可能，起因纯属偶然。前些年，蕉城区金涵乡上金贝村被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挂村的宁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郑君十分欣赏村后的一片树林子，要辟之为森林公园。2008年1月的一天，在登山路径的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墓地上数十件奇特石构件让人惊奇不已，于是，围绕神秘的古墓研究，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破解600年第一谜案——建文帝最终是否出亡宁德的明史研究领域之巨澜。

上金贝村，距离市区只需10分钟的车程，如今，这个畲家村已是2A级的旅游风景区。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农舍，杨柳环堤清水荡漾的鱼塘，茶园青青柚子飘香的山坡，葡萄悬架荷花盛开的田野，古树名木空气清新的森林……当然，游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探秘那座令人争论不休的古墓。

2009年8月25日，南京大学潘群教授、明史学者马渭源等中国明史研究专家，经过几天的实地研究考证后认定：建文帝不仅最终出亡在福建宁德，且最后还葬在那里——上金贝南山上的古墓便是其魂归之所。

此论一出，便在史学界引发轩然大波，持疑义者大有人在，有说是太监墓，也有说是元代高僧墓，更有反对者，攻击建文帝墓之说纯属炒作。

但上金贝古墓确实与大明皇室有许多“巧合”之谜：古墓的规制沿袭了朱元璋明孝陵的宝山明楼制特点，体现出一种缩小了的明初皇家气派；从古墓格局看，它沿袭了明孝陵与明东陵的五级墓埕布局，明帝陵正殿前往往建有金水河和金水桥，古墓前也有金水河和金水桥，后被洪水冲毁；从构件与构件纹饰看，古墓舍利塔上的莲花座与朱元璋修的凤阳古城墙遗址图饰十分相似；古墓舍利塔须弥座上的如意云花纹图饰按明初定制乃为皇室所享之物；古墓前有龙刻构件或称螭首装饰也应是明皇室和三品以上高官才有资格享用。更奇特的是，古墓亦僧亦俗，既有墓的整体格局，又在其中建有舍利塔，在中国墓葬史上目前找不出第二例。这些事实似乎在告诉人们：神秘的墓主人至少应具备有两种身份：一是僧人，另一是明初皇室成员。由此专家得出结论，非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莫属了。2010年9月10日，潘群教授欣然挥毫写下“明建文帝陵”五个字字千钧的大字。

令人钦佩的是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三年来执著的精神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郑君。三年前他本想踏踏实实打造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却不料培育出副产品——古墓的发现和建文帝研究，使上金贝畲家寨远近闻名，引得游人如织，于是只好调整新农村发展规划，硬生生打造出一个2A级景区。郑君也就成了明史研究的“半个”专家、建文帝研究的“整个”专家。我几次向郑君讨教建文帝与宁德的问题，他总是如数家珍，诲人不倦。有一次，我在宴席间又发现一个秘密，和他挑起建文帝话题，你尽管敬酒，他即刻一饮而尽，继续话题，至于你是否干杯，毫不在意。这种近乎痴迷的境界，使我想起关于郑君10多年前的一件轶事，当年他在西藏任职，一日，到拉萨著名的色拉寺朝拜，活佛突然从坐台上走下来，迎着上千名朝圣的信众径直走到郑君面前，把洁白的哈达挂在他脖子上并轻轻地打了个结，全场信众都用羡慕和崇敬的眼光注视着他……这些年，他在古墓的发现和建文帝的研究中，每每总会想起那个结。

郑君领军的团队，人才济济，且清一色执著的志愿者，组长是宁德市方志委王副主任，此君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投身方志事业30多年，读书成迷，古汉语和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家中藏书2万多册。由他主编的《建文帝研究论文集》已出版四册了。三年来，他们不断地拿出研究成果，让专家学者们惊叹与信服。

建文帝出亡时，带走了朱元璋留下的金匣子，里面有一件袈裟。这在明代史料中确有记载，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商传对此也给予肯定。

上金贝村属金涵乡管辖，金涵意即“金色的匣子”，多么有意思的巧合。然而，距上金贝村10多公里的支提寺，研究小组发现了那件价值连城的御用袈裟。

起因是支提寺释慧静法师带着这件袈裟到南京云锦研究所，希望能复制一件，该研究所高工张洪宝认为，这是件御用的稀世珍品，是目前发现的一件存世时间最长的云锦袈裟，应该是明永乐之前制作的。研究所收费50万元，为之复制了一件。

早在2000年的一天，郑君陪同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继铭到支提寺察看文物，当他仔细察看这件袈裟的五爪金龙图案时,眼睛为之一亮,认定这是皇帝御用的珍品。

这件由50块面料拼接而成的，大量用金，缂丝技术，用金线与活孔雀绒毛编织而成的，绣着八吉祥法轮、云龙纹和“九五至尊”五爪金龙的云锦袈裟，透露出其主人身份不就是那位曾经当过乞丐、当过和尚又当过皇帝的朱元璋吗？朱元璋把此宝物留给心爱的孙子朱允炆，用意十分深刻。

2010年3月，在浙江浦江郑义门，一场跨越600年的认祖归宗盛典，把宁德蕉城郑岐村郑氏与浙江浦江郑义门郑氏这两支血脉相连的家族连结起来了，再一次见证了建文帝逃亡宁德的史实。

浦江县郑义门村，一个郑氏家族，历经宋、元、明三朝，15世同居共食370多年，鼎盛时3000多人同吃一“锅”饭，郑家168条家规经明朝开国元勋宋濂整理为明朝典章制度蓝本，郑氏家族被朱元璋赐名为“江南第一家”。

秋日的一天，我们走进村庄，沿着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溪蜿蜒而行，看到了元朝右丞相脱脱题名的“白麟溪”石碑。在堂前9株古柏森森“千柱落地，不结蛛网”的郑氏宗祠里，在悬挂于大厅旁木刻的宗谱里察看到郑氏八世祖郑洽的名字。郑洽何许人？乃建文帝时的翰林待诏，靖难之役后，跟随建文帝逃亡的22名大臣之一。据郑义门清编《希忠录》记载，建文帝出亡南京后，随郑洽隐居于郑义门，被人告发，曾藏身于枯井中。如今郑义门村的那口古井犹在，并有一处古建筑，名曰“老佛社”，内设神龛，供奉着据说是建文帝逃亡时的遗靴一只。随后，郑洽跟随建文帝到底逃亡何处，600年来，郑氏家族一直孜孜不倦追寻。

自上金贝发现神秘古墓以来，郑君的研究小组致力于追寻建文帝由浙入闽的佐证，终于在上金贝村山脚下的郑岐村有了重大发现。首先，郑岐村与郑义门村保留着一样的风俗，郑岐村不少保留完好的明代徽派建筑，与闽派民居迥然不同；许多门柱上刻有类似郑义门村《郑氏规范》的家规家训；村里有个独特的行酒令，叫“九世同居”，这和郑义门村的“九世同居”十分吻合。其次，郑岐村的家谱，取名为《白麟谱》，这不就是告诉后人，这个村的根系源自郑义门村前的白麟溪？第三，郑岐村的祠堂里供奉着始祖郑岐，古书《作法六秘说》“离者，合之反也。岐者，洽之反也”，就像现代汉语“分歧”与“融洽”也是反义词，这分明是用反证法暗示后人，郑岐便是郑洽。更有意思的是，郑岐村的邻村濂坑村，祖祖辈辈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永乐年间，村里一次盛大的喜宴上，东家一位好友郑三合陪着金邶寺的高僧赴宴，后来那位高僧圆寂了，郑三合告诉东家，他不叫郑三合，而叫郑洽，陪同的高僧是皇帝。

于是，郑岐村与郑义门的郑氏宗亲一年多时间里7次往返互动，反复核实，最终双方确认郑岐村宗亲是郑洽后裔。2010年3月23日，郑义门村在每年都要举行的祭祖盛典中，隆重接纳“失踪”600多年的郑洽后裔认祖归宗。

郑君的研究小组还考证出，永乐二十年五月十四日，郑洽卒于郑岐村，享年80岁，死后葬于上金贝南山之麓后壑坑，似乎注定了他生为建文帝的待诏、死为建文帝守陵的理想归宿。

郑君研究小组的探索领域在不断拓展，2008年10月的一天，在支提寺珍藏的一块明代木刻板上，解读出了郑和下西洋盛况的记载，和受朱棣老婆徐皇后的临终之托——护送千尊佛像到支提寺的线索。在史学界，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已成为重要观点。经多方考据，郑和于永乐五年九月间，第二次下西洋前，曾停泊船队于宁德三都澳，以在这一带招募水手及造船工匠为由，密访支提寺。这观点得到了郑和19世裔孙、南京郑和研究会副会长郑自海和许多会员认可。文化底蕴深厚的支提寺，在明朝276年的16个皇帝中，先后有三个皇帝颁旨重建或御赐这座古寺，这尊贵的地位中是否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

正是上述的那块记载着郑和于永乐五年来到宁德、来到支提寺的木刻版，把中国研究建文帝的权威专家毛佩琦教授也吸引来了。他在三都澳论坛上充分肯定了宁德市建文帝研究小组与建文帝研究成果。

还有许许多多的秘密被郑君研究小组不断发现与探究：

——永乐五年到十年之间，福建官场上先后有11个大员倒台，福宁州与宁德县亦有100多名官员被处置，更奇特的是，永乐初年间，宁德三位知县姚某、李某、包某在史志中有姓无名。

——明永乐年间，从浙南至闽东、闽中的古官道两侧，共有30多座寺庙被毁，大批僧人被杀，这些寺庙都属临济宗派，而临济宗派是建文帝的忠实支持者。

——在上金贝村附近，有一个“小登基广场村”，简称“小登广”村，村旁还有至今仍叫“逃难溪”和“逃难坪”的。村里有座尼姑庵，供奉着刻有龙头的神祇牌，上书“当今皇帝万万岁”，这种神祇牌在闽东好几个尼姑庵均有发现，而传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落难皇帝与削发为尼的妃子与宫女。

——据查阅《福建历代人口论考》和闽东地方志，发现明初以来至万历四十年，福宁州人口呈现一种锐减现象。洪武二十四年人口15万，而到万历四十年人口不足5万。这个数字表明，永乐年间闽东有过严重的天灾或战乱，奇怪的是史料均无记载，是否朱棣在闽东进行“军事演习”造成的？

——闽东往闽中的古官道旁。蕉城境内4个乡镇有五六座“国母亭”，石后乡寒桥头一座始建于明朝，亭前对联：“寒桥头犹存古迹，大明君钦赐凉亭”。横眉：“国母亭”。石后乡隔壁的洋中镇，则是建文帝老师周斌的家乡。上世纪中叶，宁德人创作的闽剧《建文帝哭师》，便是演绎建文帝逃亡宁德在老师墓前哭诉的故事。据史料记载，建文朝的福建籍官员数位居全国第三，建文朝的太监大部分来自福建，洪武朝、建文朝的南京三大皇家寺院的住持、高僧几乎都与福建宁德有渊源。

——永乐十七年，礼部尚书胡滢出现在福建，并到过福州雪峰寺，到过武夷山永乐寺；而在这之前若干年，郑和从西洋携来瓦塔两座献于雪峰寺，史料多有记载，郑和在此拜见过建文帝。而该寺主持洁庵禅师曾是朱元璋亲自接见并单独谈过话的人。永乐十六年，洁庵禅师从雪峰寺神秘“消失”，胡滢的到来，似乎为洁庵法师的“消失”在掩饰着什么。

……

如今，上金贝即将落成的建文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达9.5米的建文帝石像，他已削发剃度，身着五爪金龙云锦袈裟，面色忧郁、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北方，仿佛和我们一起期待着600年谜案的最终揭秘。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