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维度

李后梅，彭启福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2012 - 05 - 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规划基金项目)(11YJA710037)阶段性成果。

李后梅(1975-)，女，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副教授；

彭启福(1963-)，男，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维度

李后梅，彭启福

(安徽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内在地蕴含着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但它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本身就蕴含着世界化的诉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是基于解决中华民族存亡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生活样式，但它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担负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历史使命，必须为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世界化做出自身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化；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下学界关注度很高的问题。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展开了探讨，成果颇为丰硕。本文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民族化与世界化相统一的历程来进行探究，建构一个双重维度的分析框架，尝试创新，求教大方。

一、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意蕴

马克思主义自十九世纪诞生之后，经历了160多年的风风雨雨，作为欧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奇葩”，凝聚了人类世界精神文明的精华。它既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基本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便在东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并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茁壮成长，一些民族的独立以及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表征着它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获得了养料，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杰出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接受与运用，它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世界化？二是中国为何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领域？对前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能，而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则涉及到其理论生存的空间问题。

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真理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体现在它博大精深并富有革新性的学说内容，表现在实践中的创新与发展。因而探讨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世界化的问题根本还在于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源，帮助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就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241，这在《共产党宣言》这一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该书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使命的根本途径等内容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结束，无论就内容还是结尾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在于全人类的解放，它不仅仅是一国、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问题，而是作为指导世界工人运动的一种世界性理论而存在，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这样高的立足点和宽阔的视野离不开其拥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武器、更离不开他们运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分析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将唯物主义哲学彻底贯彻到社会领域，使哲学脱离抽象的批判而面向现实，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4，这一重大转变使唯心主义“头足倒置”的世界翻转，使旧唯物主义不彻底性解除，使理性回归现实，在实践中“改造世界”。这种新哲学主要建立在对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批判性吸收之上，前者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第一次试图把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绘为运动发展的一个过程，后者把自然界和人看作哲学的出发点，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和宗教这一人的本质虚幻物，新哲学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社会，揭示了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与未来的命运，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84结论，它“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武器”的同时，也让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6，正是在运用和阐述新哲学中，世界历史理论被提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述。在批判德国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提出了“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74，为此需要确定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79，“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而这又会带来新的需要的产生，加上人口生产，这构成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因素)，因而“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80，而“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80，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分工的问题，得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85，而要消灭“异化”必须以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而生产力的发展将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86，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前提，不仅在于它可以避免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还在于只有这一条件具备，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1]86，在于它将“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86，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86，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7。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89，所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89。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108。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矛盾的分析之上(尤其是后来基于剩余价值理论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而在深层次上却是生产力与交往(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阐述已表明，当生产力发展、交往的发展使得资本在世界范围扩张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必将向世界扩展，所以这些矛盾的解决也不单纯是一国问题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的问题，当然扩展的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和矛盾还有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精神产品中的杰出成果，它也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走出欧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走向俄国、走向中国的缘由，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就曾对东方社会的革命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总之，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这种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武力迫使“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1]276，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卷入世界历史的。

具体说来，十九世纪上半叶时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专制国家，如果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看作现代政治的开始，那中国当时的政治仍属于其“前史”，“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716，而此时的欧洲早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有了极大发展，对于成长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获得最大的利润，“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1]276，资本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1]276，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7，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市场自闭与外在资本市场的世界化潮流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中英鸦片战争不过是这种必然性的凸显，在“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1]716中，“中国人的道义抵抗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1]717，国内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马克思深刻的指出“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691，因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692，而“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1]691，尽管因“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755，并不是“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1]755，对于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而言所得好处“大部分是虚幻的”(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战争并未给这些侵略国带来商业贸易上的收获)，但“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766，因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英国不过是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正是在这个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下，中国开始面向世界，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印度问题时所指出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68，即使田园风味被破坏有些感伤，但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当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被迫融入世界交往中时，就注定了立足于世界历史理论之上的批判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有一天会走向中国。

二、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走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必然，然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此外“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1，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完备、面向世界的科学体系，但能否进入国人视野并真正为国人接受、发挥现实作用，实现民族化，仍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所谓历史语境，广义指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语言的发生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构成的内外综合环境，狭义指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语境(或话语系统)。笔者取其广义解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科学性、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在语境，那么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时代主题等因素，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及民族化的内在语境。作者试从时代命题引发的各种思潮概述中，揭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时代命题而为国人所选择的必然性。

如前所说，中国进入世界历史是被迫而为，呈现在现实中的是被打开的国门，被开放的市场，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衰败，家庭手工业的日益凋零……这是一个带着旧时代痕迹、风雨飘摇中诞生的新时代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侵略打断原本缓慢发展的社会，加速激化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矛盾，封建旧中国内忧外困，政府“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1]734，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呼唤一种科学的理论来拯救危境中的中国，而封建社会主导思想中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体系无法担此重任，于是在“经世致用”、“子儒平等”等学术文化新思潮下，一些刚刚脱胎于从传统士大夫而来的知识分子，以“兼济天下”，“舍我其谁”的士大夫心理，面向西方寻求救亡之道，批判传统，引进先进，可谓“人人争言西学矣”，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引进思潮之一，期间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围绕着“救亡”与“启蒙”这两大时代命题(主要是救亡)，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走向，不同程度的发挥着作用，不管是改良派维新语境下对新社会的解读，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语境下的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宣传，还是“神髓”相似的无政府主义解读，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但它们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当救亡胜过启蒙时，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将最终获胜，实践将为理论的选择做出最终的检验，事实上唯有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民族存亡问题，因而它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并实现了民族化，结出丰硕成果。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是当时被实践证明了的已实现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提出了在落后国家照样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无疑给中国指明了方向，它还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指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以及“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2]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对中国而言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471，中国从此开始了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进程，相比较而言，那些来自其他途径的马克思主义因其不足没有成为主流，影响渐微，如日本的学理马克思主义因日本本土引进欧美马克思主义文本时尙存“真”“伪”嫌疑(甚至夹杂着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文本)，外加本土的选择性传播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更多集中于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就导致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完全，致使一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轻视民众力量，曲解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定命论”，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就认为，中国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财富的分配，而是生产问题，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过渡期”，即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期”朝社会主义发展；而欧洲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处处凸显“直接行动”的特色，如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尽管建立在原生态文本解读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革命的激情和行动更甚于理性的思考与研究；美国语境的“空想和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则富有乌托邦色彩，本质已非马克思主义(这里指早期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主义思潮，苏联十月革命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较多地宣传了列宁主义)[4]，总之，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自身的成功实践使当时的国人为之兴奋，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中的主要对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能扎根于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民族化，从根本上而言，在于它能更好地解答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等思潮所无法比拟的。传播学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信息都要经过主体的比较选择后才能为人们理解并接受，而能够被接受的信息必须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主体内在需求，唯有如此，才可能期望最大限度的传播效果。文化保守主义，从视为开端的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5]，到洋务派较为系统的文化观都与封建顽固派无实质之别，都是迫于时境困窘在维护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有限吸纳西学，其影响十分有限，但后来文化保守主义表现为国粹派，五四文化回归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以及后来的新儒学，它们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理论层次上探讨了立足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文化走向问题，但“儒学定为一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儒家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6]，文化保守主义固然有些看法(如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返本开新”等)不乏真知灼见，但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来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做出正确的选择。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最初为严复和梁启超所提倡，真正的兴起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与胡适这位被誉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有关，他所提倡呼吁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主义等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及其后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自由主义至多加速封建帝制的瓦解，而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有些距离，面对激烈对抗的社会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民族救亡运动，自由只是奢望，也难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三民主义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完整的指导纲领，孙中山认为“要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五权宪法为目的，合拢这两条来做革命”[7]。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首先提出而获得各界人士广泛共鸣，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结束封建帝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然而实践上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终究改变不了自身的柔弱，无论是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还是虎视眈眈的外国入侵者，其民生问题虽则看到“平均地权”反映农民的愿望，却未能与农民群众摆脱封建桎梏并获得土地密切联系起来，更谈不上发动农民争取自己的土地权，这使其更多沦为口号，新三民主义出台后伴随着孙中山的离世，真正的继承者实际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唯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革命的手段，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农民为同盟军去领导实现革命，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列宁主义，其能够实现中国化，深层原因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间存在着“视域融合”。首先，列宁主义关于一个落后国家依旧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与“强国富民情结”。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8]理论和最终在落后俄国的实践成功，鼓舞了国人，契合了民族的“自强”与“富国”的希望，“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1471。其次，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契合了传统文化中敢于斗争的理念，列宁主义指出“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急剧的转变……那就荒谬绝伦了”[9]，因而唯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乏斗争反抗的精神，中国“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10]。最后，列宁主义丰富的人学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本精神契合，其重农政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农为本相符，这也推进了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近代西方思潮的传入更使民本思想透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得以加固，同样列宁主义中也有此观点，列宁主义创造者列宁本人一直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立即实行所有人都参加的管理”[11]。此外列宁主义中涉农思想丰富，列宁批判民粹主义，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农民的破产的同时，呼吁势单力薄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结为同盟军，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列宁采取的粮食税就是针对农民自由买卖而制，而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重视农业，农本思想深厚，从西周的虢文公到近代的孙中山，都主张“以农为本”，这两者间的相似性，与后来毛泽东把农民问题看成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大的关联性。

总之，正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给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指明了路径，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12]，此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华宣言、“远东政策”等因素，也使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愿接受了来自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一开始就以列宁的建党思想为指导，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1357。这个党也一直坚持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了中国的时代命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

三、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基本取向

马克思主义由世界走向中国，是其功能的必然，也符合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它的中国化符合特殊时代下中国的需求。作为一种思潮，从它进入中国后就在不断解答着时代给出的命题，由最初的国家独立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几代中国领导人坚持着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探索中国前进的路径，走出了一条独特现代化路线，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成果，我们既需要加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需要从世界性角度解读和提升中国化的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化理论的内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多次完成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再次上升到一般的认识圆圈，将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实践结合，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升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继续立足中国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解答落后国家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与今天有很多不同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是无法直接给出当下中国很多问题的现成答案，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并随实践发展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宣言》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各民族实践的过程，即民族化的过程，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也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来解决问题，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以传播、学习和运用，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4]，他本人也妙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化马克思主义西方语言为中国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从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到在中国的生根茁壮成长，中国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各种比喻、象征、类比修辞方法和各种中国式表达叙述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深刻结论变得简洁、生动、易于接受从而深入民心，如“实事求是”、“一国两制”、“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民族方式结出的民族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体现，它立足于民族特色之上，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与发展中的众多问题，既是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同自身结合的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为不断的从中提炼出世界化的成果做准备。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断提炼具有一般意义和价值的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作为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自身在各国家的运用中，不断壮大和丰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东欧一些国家，再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途径、还是社会主义具体发展模式都有差异，但各自基于本国国情的探讨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创造了“中国奇迹”，这对于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强国富民则具有很多值得提炼的地方，实际上国际上所讨论的不管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都试图从一般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而很少涉及政治与思想领域，尤其是看不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国内学界也是更多的注重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大众化、中国化和时代化，而缺乏对已有理论的更深层次的提炼和加工，以致在丰富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上理论已落后于时代。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已在国外传播，早在《西行漫记》风行世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就被世界所关注、学习和效法，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更是在朝鲜、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家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痕迹，不少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都有中国派……这种现象必将伴随着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壮大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学界能够及时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因为共产主义者是国际主义战士，只有全世界人民得到解放，中国人民才能真正进入“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社会，和谐世界才有可能。

最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还是世界化，都离不开具体实践，离不开实践中的探索与经验总结，它们不过是一项实践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认识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的认识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我们反对脱离实践而谈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要学会“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5]，坚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辩证思维方法思考和提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已有理论当成绝对真理，照搬照套，要时刻记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同时也要反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实践，要不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唯有以实践的眼光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世界化，在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推动中，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真正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世界历史)，实现整个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D]．上海：华大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9.

[5]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J]．中州学刊，1991.6.

[6] 崔龙水 马振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

[7]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3.

[8]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4.

[9]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99.

[10] 毛泽东．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51.

[11]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6.

[12] 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471.

[13]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43.

OnDoubleDimensionsofSinicizationofMarxism

LI Hou-mei,PENG Qi-f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which inherently implies the double dimensions and dual demand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n one hand, the original Marxism was born in Europe, but as a scientific theory for grasping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generally and a theoretical guide of worldwid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t contains a demand of globalization on itself; and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ris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must follow the road of nationalization,which means internalizing Marxist theories into China's local culture and Chinese life style.And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t also must not forget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arxist globalization, and it must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 of Marxism and its globalizati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glob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A8

A

1009-105X(2012)03-0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