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初探

黄学勇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经贸分院， 江苏 徐州 221004)

2012 - 06 - 21

黄学勇(1962-)，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经贸分院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

新生代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初探

黄学勇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经贸分院， 江苏 徐州 221004)

新生代农民工既疏离了农村，又暂时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导致了该群体的政治参与存在无序性的一面。上亿人口的庞大群体，如果不能做到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不利。针对问题，透过该群体无序政治参与的深层原因分析，以唯物史观的视角，从政府、社会和个体三个方面，提出了逐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无序；有序

政治参与的水平、范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指标。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无序往往影响着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摆动。新生代农民工，被社会学界定义为“二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等务工群体人员，他们成长的背景多为城市这个空间，并且很多已完全疏离了农村，但是特殊的社会角色，造成了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无法找到明显的归属感，由此产生的浮躁、对抗、报复等行为，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尝试分析这一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求教大方。

一、存在问题

政治参与的思想发端于近代民主理论，究其内涵，笔者认为，即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或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所谓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中合法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与我国初级阶段的政治体系相协调的、与党和政府对政治文明建设要求相一致的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对于社会稳定的正反双重作用，是学界的共识，如何避免无序的政治参与，充分利用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的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积极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社会关注的热点都放在了新兴的白领、自由职业者、雇佣者阶层等层面，但是，中国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有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亦即农民工。工业化的过程，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消减过程，而新生代农民工，就正在走着一条传统农民(工)所没有走过的新路——市民化，这切合了时代的潮流。从目前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即缺乏城市市民的平等待遇，又很少农村务农的愿望和经历，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他们生活在一个角色转型的过程之中。在政治参与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走向了有序政治参与的反面，即无序的政治参与。其表现为如下两个视角：

其一，自身的角度。亦即由于水平低下而表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序政治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比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传统的投票选举、信访等方式以外，在城市中，他们参与居民自治、公共事物、利用网络或媒体投诉、甚至是行政诉讼等。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其政治参与无序性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首先，问题性政治参与的方式决定了他们经常在两个极端转变角色：政治冷漠与非理性。问题性政治参与并不把参与本身当作目的，而是把关乎自身某种利益的维护、争取、实现作为目的，参与的工具性大于其价值性。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本来就很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他们更多为生计所累，一般情况下，都被政治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参与多持看客心理。但是在市民化过程中，原本还是抽象的城乡二元矛盾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却现实的集中了，弱者还是他们。种种的差距、不平等一旦体现在某一个体之中，政治参与的热情就会陡然高涨，甚至是变得非理性。抵制性的、抗议性的、过激性的、暴力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屡见不鲜。其次，个体化的政治参与使之非制度化。“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1]马克思在160年前分析法国农民的话语，到今天还留有一些影子。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全职务工、久居城市，但是在没有真正市民化之前，这种农民阶级固有的零散、无组织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也希望团结起来，但是最终出现的不是类似工会、商会这样的组织，而是像在农村一样，以血缘、家族、地域为纽带结成的帮派、老乡势力等。在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非组织性、非制度化往往会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既增加了他们政治参与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离散了社会的和谐凝聚力。

其二，政府的角度。由于制度滞后而表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所谓制度滞后，即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控制制度的改革滞后性上，具体包括户籍、土地、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城市中的住房供给、用工等等方面。由此而产生的无序性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保障城市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例如，选举是宪法赋予公民的首要的基本政治权利，参与投票无论对于市民还是农民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参与行为，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也存有相当的障碍。众所周知，每年三、四月份参与选举投票的时候，返乡过年的农民工此时正值年后返城，和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样无法参与农村的选举工作，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又无法参与城市中的选举，当然，其他的城市公共事务决策环节，他们也是无权参与的。本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和好评，但是三名代表和背后的两亿多农民工的这个比例，也的确说明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尴尬。其次，制度障碍削减了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经济状况、生活环境等的改变，包括年青的激情都极大地激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愿望和政治参与热情，但是由于政治体制发展的滞后，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差别、民主体制等方面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吸纳这些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缺乏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他们只能走向相反的一面。首位全国农民工人大代表，广东的“70后”打工妹胡小燕，据说每天都被上千个求助电话打入而无奈的不敢开机，不开机又遭骂，可见一斑。“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工群体利益政治表达机制，是农民工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2]

二、原因分析

制约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其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上层建筑。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的阶层存在，暂时的不稳定和无序性就是过渡性事物所固有的特征。一方面，名与实的过渡性。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目前大量地事实也可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了工人阶级的属性。理论上，从阶级盟友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是质的飞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比起传统的工人阶级，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太多的差距。阶级利益的矛盾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的，比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就决不能仅仅肤浅的将其看成是个案，其本质是雇佣双方所处的阶级(层)不同所带来的必然表现。由于经济利益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如果不能在根源上予以解决，而只是在和谐、稳定的外衣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势必会伤害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感情。一如目前的很多行为，例如法院不给群体性诉讼案件立案，基层政府和组织严防群众在两会等特别时期上访等，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参与走向无序性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过渡性。新生代农民工居留城市，其本质是一种城市移民。移民的过程中，农民必须对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适应，包括与之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3]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相比较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从职业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亦工亦农，而是在向全职的产业领域转变，目前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仍是农民，但是根本不懂农业；第二，从身份的视角论，他们已经不满足父辈的那种城乡流动状态，正在融入城市，进行着市民化，农村对他们反而是个陌生的概念；第三，从精神的层面说，他们追求的已经不是温饱问题，而是要争取做真正的城市市民，享有和城市市民相同的权益。但是，如果说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导致城乡差距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人在城市，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十分突出。例如，很多城市出现的“城中村”现象，说明城市中正上演着新式的“城乡二元分化”。虽然是在向市民化的过渡过程之中,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文化、素质的差异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暂时还没有可能完全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参与。

其次，相对于政治参与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即现实的生存问题。经济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决定是呈正比例关系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享受的待遇以及所处的生活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亨廷顿就曾经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会自动带来社会下层群体的收入公平和增加教育、就业的机会，也不会使得社会获得一个平衡、健康的长远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性质，而不是速度，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因为，经济增长的简单的数字统计背后，增长的社会效果往往被严重的扭曲。[4]2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被国家认定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是政治角色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其经济的底层地位和政治的失语状态。因为国家一旦把经济效率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心目标，那么只有能够为这一目标作出最大贡献的中上社会阶层，才最有可能获得政府支持，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助权力，而普通工人阶层的强助权力则会逐渐减弱，最终几乎只能剩下由自身资源产生的自助权力。[5]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资源是什么？无他，劳动力而已。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个体的政治影响力是很渺小的，而作为可以表达集体意志的政治社团、组织等，新生代农民工也是没有的。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规模大、人口多，但要有效地把自身的利益诉求现实化为公共政策，还有相当的困难。“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6]

另外，从个体的角度，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条件也是影响有序政治参与的原因。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公民的高素质，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许多方面比起传统农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囿于其出身、家庭、意识等原因，他们还有太多需要提高的地方，诸如文化素养、法制观念、民主意识、政治素质等。前文述及之政治参与容易导向的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官本位心理”、“宿命论态度”、“清官情结”等相互矛盾的封建专制政体在传统农民心理的长期积淀而致。由于缺乏民主的氛围，而始终处于政府、家长的官僚、专制的惰性影响之下，自然就很难形成自觉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习惯，即使在被动员或组织的情况下，或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政治，也常常将其作公式化、简单化的理解。

三、对策研究

“在一个政治参与很有限的政治体系中，传统农村精英的支持已足以保持社会稳定，在一个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都很广泛的政治体系中，农民乃是举足轻重的集团”。[7]仅就“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一亿多的人口规模，不可谓不重。新生代农民工既有城市生活的背景，有着和同龄市民相似的个性张扬，又由于对扎根城市的渴望，他们需要社会给他们一个空间，哪怕是很小的空间，这一切，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都会变得迫切和强烈。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一旦超过了目前政治体系的承受限度，就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如果不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加以有效的疏导和规范，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甚至是整个政治体系的稳定。不断引导、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政府而言，首先，追求经济公平增长，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地位。只有对经济政策做出适当合理的调整，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增长数字背后的社会扭曲，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的水平、形式和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4]174所以，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对于提升经济水平有决定关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需要逐步达到公平竞争、城乡统一；对于工资偏低且恶意拖欠等现象，要确立科学的工资标准、可行的支付保障制度以及相关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劳动条件恶劣等普遍问题，需要在劳动管理、安全卫生保障方面做出有效的方案，同时要加强文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以在根本上改变其职业状况。“发展中社会的群体和个人，很可能首先采取其他可能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增加物质福利，然而这些其他目标的实现很可能促进政治参与”。[4]44其次，打破制度障碍，真正使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享有社会公共资源。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同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真正把改革的成果惠及于民。对于归属感被相对剥离的新生代农民工，政府既要正视他们在城市的存在，又要顾及他们在城市的感受。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对于他们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诸如就业、居住、教育、生活等等方面，作统筹考虑。这同时也需要不同地方的政府之间，即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作属人管理向属地管理思想的转变和工作上的协调。因为农民一旦离开了户籍地，无论他们到哪儿，他们的各项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被保障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就统统留在了原籍地，这导致了他们在城市里面，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输入地政府要把农民工纳入本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非制度政治参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参与行为。在社会转型期，非制度政治参与呈现一种扩大的趋势是正常的，关键是政体的制度化能力。”[8]

对于社会而言，首先，尊重并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解决一些隐性问题，包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习惯、文化等方面的歧视与偏见等。要真正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意义，不同阶层之间应该求同存异，创造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和谐。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存在，顺应了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大潮，但是由于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诸如卑微的出身、粗重穷苦的条件、朝不保夕的社会保障等，往往使其无法与同居一城的市民处在同一个层面。对此，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情况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我们如果不能容纳他们，那么我们将来得到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其次，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空间和社会渠道。我国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中下阶层，真正能与政府频繁接触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对于他们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热情，自然不能是堵塞和打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社会渠道的拓展来解压。一方面，要注意倾听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提高社会关注。特别是各相关的组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但要重视，而且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实际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例如，在舆情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作为媒介的力量，既要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维权、监督、传递声音的有效工具，又要适时、适当、合理的予以宣传、教育引导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尊重、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的民主自治权利。以工作单位来看,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组织要加强对于他们的吸纳和对于其利益的保护；以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的城市社区而言，在居委会干部选举、自治章程制定、公共事务决策、公益事业管理等方面，不但要通知他们参与，还要认真听取其意见，且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不能因为户籍等遗留的制度障碍就将其在城市中边缘化。通过基层组织自治的形式，即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又可以不断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同时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

对于个体而言，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那么在“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如何选择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除了财富的增加之外，还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首先，树立主体意识，提高政治文化素质。主体意识主要包括为我意识和能动意识：一方面，要牢固地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精神，充分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到城市讨生活的打工者，而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之一，属于国家领导阶级；另一方面，主体意识的本质还在于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教育意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这个基础上，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政治素养，通过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切实参与国家决策、公共事务，创造与社会、与己身的双赢局面。其次，合法结社，合理选择，增强政治参与能力。结社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但是长久以来，这种权利好像一直与农民不发生联系。大量事实表明，没有相应的组织，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散落的个体就会被社会边缘化和底层化，同时会使得这些人的行为变得更加不可预料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例如，在工资拖欠、劳动福利、子女教育，包括农村征地拆迁等往往涉及普遍的群体利益的事情，每个个人如果都采取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利益，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容易增加参与的成本，甚至是矛盾的激化。如果有了自己的组织，通过信任的代表去和政府、社会交涉，其结果不但使行为更加合法化、制度化、程序化，而且还扩大了话语权。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

[2] 尹保华.社会工作与和谐社会建构[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162.

[3]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3.

[4] 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42.

[6]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30.

[7]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86.

[8]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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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05X(2012)03-0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