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殉道者

周至美

1月16日，嘉兴刚刚下过一场小雨。

记者在南湖边一处二层仿古房子里问一位老者：“要是用一句话评价你父亲。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父亲带领大家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里。”

南湖边这处二层建筑在2007年按照以前的原样复制：三面房屋，进入主屋正门，展览的玻璃橱柜里放着一个破旧的藤箱，旁边是一双棉鞋；楼梯的木质台阶很窄，踩上去呀呀作响；二楼灯光昏暗，推开一扇窗户都很费劲，后廊的墙壁上，悬挂着七八副电影剧照：有戴着王冠的国王、凶悍的摩尔大将，还有忧郁的王子。

这是在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而这所房子曾经的主人，是架起华人了解莎士比亚桥梁的翻译家朱生豪。

2月2日，是朱生豪的百年诞辰。他不曾裒老过，他在32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

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

生于宣统三年旧历12月15日的朱生豪“不愿做亡清的遗婴”，历日期作为他的生辰。

十岁那年，朱生豪的母亲死在儿子的呼喊中。两年后，他的父亲也撒手人寰。自此，朱生豪的生命完全划分为两半。而在贫穷和失去双亲带来的冷峻和沉默的外表下，掩盖了一个丰富炽热的内心世界。

朱生豪的中学是在出过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秀洲中学就读，后入之江文理学院，他留给师友的几乎都是一个面孔：才华出众、“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即使后来和他同宿舍的大学同学彭重熙也没听见他说过几句话。朱生豪也不主动交朋友。

他的激情似乎只留给了恋人宋清如以及后来的莎士比亚翻译工作，正像他自己剖析的那样，他并非没有幽默感，甚至他的幽默感反而更多一些，只是不善言辞。宋清如总喜欢说她的丈夫是一个“怪人”。他宣称“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写情书”，但他却把情书写得熠熠生辉和如此“有聊”。

1933年从之江文理学院毕业之后，朱生豪被老师胡山源推荐去了上海滩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另外两家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担任英文编辑。来到上海这个远东大城市，租界、帮会、冒险家甚至臭名昭著的“蓝衣社”等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浅薄的人、人家的奴役和狗”，还有举止轻佻的洋行小鬼满口的“hello、yes”都让朱生豪产生一种迷惘。

1935年7月《何梅协定》后，日本将势力范围拓展到华北。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国民政府在上海實行书报检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号召“拿来主义”，主张通过翻译外国作品，以退为进，并带头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写下有关莎土比亚的三篇文章。鲁迅当时曾希望林语堂来翻译莎士比亚，但未被林语堂接受。

当时，上海出版界掀起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热潮。1935年也被称为“翻译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有相当的世界名著问世，世界书局自然不甘落后。1935年秋天，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建议朱生豪翻泽莎士比亚全集，一方面为缓解朱生豪在上海生活的苦闷，另一方面也为补贴朱生豪生活上的拮据。朱生豪和世界书局议定千字两元的稿酬外加版税的方式，进行译莎工作。这次偶然的际遇，也直接造就了一位翻译大家。

朱生豪立即着手系统地搜集资料，制定计划。尽管他在秀洲中学的时候曾跟随外籍教员Fishe r接触过莎剧，并仿此写过一个独幕剧《英雄与美人》(不足2000字，描写项羽和虞姬的死别)，但他在大学时英语的长足进步才是后来译莎的语言基础。而他在世界书局参与编写的《英汉四用辞典》此后成为他译莎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时局风云突变。“八一三”事变之后，朱生豪被卷入难民潮，一路弃嘉兴、走新胜、避深乡、奔德清。世界书局和他签订的译莎合同还继续有效，尽管他一年多以来的译稿丢失，但他毕竟带出来一本牛津版的莎翁全集。他一边在《红茶》杂志上谴责日本人，一边继续译莎。他不会忘记，自己曾在1936年写信给宋清如：“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这个“某国人”说的是日本人。1928年，日本学者坪内逍遥独立翻译的莎翁全集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上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在撰写《朱生豪传》的时候，曾提及朱生豪的“爱国主义”。但宋清如把“主义”两个字删除掉了。她是了解自己的丈夫的，她记得丈夫写给她的信：

“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国民对于国爱不爱全可以随便，不能勉强的，但因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他的国家有一种义务，一个好国民即是能尽这种义务的人，而不一定要爱国。”这个义务就是“努力使国家变得可爱起来”，朱生豪反对空谈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我父亲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爱国者。”朱尚刚说。

天才与殉道者

如果说，朱生豪最初进入译莎的殿堂是因为詹文浒的建议、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以及讨得美人芳心的话，那么，在“孤岛”沦陷之后的艰难时世里，他保有的译莎热情已经不再是满足生活了。

世界书局提供的稿酬已经远远跟不上物价飞涨带来的生活困顿。他也不愿意去找在嘉兴沦陷区某县做教育局长的校友，从而谋得一份教职。

译莎，这就是他的生活。朱生豪已经完全生活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朱生豪在弥留之际说：“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在嘉兴蛰居的最后岁月，朱生豪的翻译水平也在逐步提高，1943年，他翻译出八出悲剧、十出杂剧，加上之前的九出喜剧，已经完成了27部戏剧。尤其令他洋洋得意的是罗马史剧(《凯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和四大悲剧。

还有十个。再有两年时间就足够了。

未知，当流传后世最久的那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被他写下来的时候，他的内心如何翻滚；而麦克白死前对人生的感叹——“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是否震撼过译者的心灵?

很难说，是莎士比亚的语言影响了朱生豪的风格，还是朱生豪将自己的风格直接体现在莎剧的翻译中；即便是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他善于在“饶舌”了一千个字之后，马上用三五个字点题，好像波洛涅斯(莎剧《哈姆莱特》中大臣，后被哈姆莱特刺死)的禀告：

“王上，娘娘，要是我向你们长篇大论地解释君上的尊严，臣下的名分，白昼何以为白昼，黑夜何以为黑夜，时间何以为时间，那不过徒然浪费了昼、夜、时间；所以，既然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我还是把话说得简单一些吧。你们的

那位殿下是疯了……”

朱生豪才真是“疯”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殉道者的姿态，疯狂工作，埋头伏案，握管不辍。最艰难的是，朱生豪在“八一三”事变和“孤岛”沦陷时丧失了所有的参考资料，也无可以交流的师友，完全凭借一本《牛津词典》和自己参与编写的《英汉四用辞典》。无怪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对朱生豪先生，贫病交加，却勤勉一生，成此大业，我深怀敬佩。试想当年他可能接触到英美几种莎剧版本?我也对照着原文读过朱译莎剧，发现朱生豪的译笔多数时间是忠实又出色的，说明译者英汉语造诣出众。犹记《威尼斯商人*中一则短扎(安东尼奥致巴萨尼奥)竟能译得原意毫不走样，中国的尺牍味又特浓：‘挚友如握……”

朱生豪是不追求“寂寞的不朽”的，他渴望“萦绕着后世人的心的、成功的天才的功绩作品”，而独立翻译完一部完整的莎翁全集正是这样一件功績。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专家屠岸评价朱生豪说：“他是天才翻译家，又是伟大的殉道者。”

后人在评述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工作时说，译莎不但英文要精通，还要中文功底深厚，最重要的是长寿。这或许是梁实秋能在37年的漫长的跨度内独立完成全部莎士比亚著作的翻译工作原因之一。而事实证明，朱生豪前面两个条件都不缺，但唯独缺少的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候。肺结核已经浸染了他的身体。

到了1944年6月初，又完成了四个半剧本之后，朱生豪病情加重。他仍不忘自嘲：“肺病，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贫病交加，世界书局支持了5000元，但那个时候的嘉兴米价已经是40万元一石了，比两年前涨了一千倍。

大限来临。朱生豪没有躲过他1935年玩笑中对自己的诅咒：“一切兴味索然，活下去全无指望，横竖顶多也不过再有十年。”

1944年12月26日下午，朱生豪轻微喊了一声：“小青青，我要去了。”宋清如赶紧走过来，一声不敢哭喊，只是紧握住丈夫的手，想把他拉住……

《亨利五世》翻译了一半，宋清如没有看到丈夫把“英王亨利五吐赢得荣誉、抱得美人归”的故事变成方块字。

遥忆1943年春节之后半个月的某一天，沦陷区的嘉兴老家正下着春雨，一株杏梅树还在开着花，宋清如回娘家已经二十多天了，朱生豪讨厌这阻断了妻子归程的雨丝，却又沉醉于听雨声。他给妻子写了已封没有寄出的信：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