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江湖与官府之间——《七侠五义》中展昭形象分析

张 军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游走于江湖与官府之间
——《七侠五义》中展昭形象分析

张 军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七侠五义》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侠义之士，讴歌和赞美了其“侠之忠”与“侠之义”，并且使这些侠士及其侠行、侠节，侠行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核心和主体。作为“侠士”的代表人物，展昭的形象历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初读《七侠五义》认为展昭只是“侠之忠”的刻骨追随者，但是在深入了解作品的的写作背景后再读这本书，则发现展昭身上所体现的是另一类“侠之义”，展昭就是“忠义两全”的完美结合者。

《七侠五义》；展昭；侠之忠；侠之义；忠义两全

刊行于清光绪年间的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是以道光咸丰年间说书艺人石玉昆的相关说书内容为蓝本，在前代包公故事的基础上（主要是从《龙图公案》）进行想象虚构，添加了一些侠义内容，使包公故事从早期的彼此独立发展成为一部前后关联、形象统一的巨著，又名《忠烈侠义传》。但由于其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过于荒诞，因而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援据史实加以改写，并按侠士的数量更名为《七侠五义》。

清末社会局势较为动荡，官僚腐朽盲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因此他们向往着一种理想中的正义，这种想法成就了《七侠五义》。而清末秘密社团的兴起和活跃对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暂且抛开这些秘密社团的局限性不谈，其实他们也是民间另一种侠义的代表。在这些背景下，因小说对良吏的歌颂，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对清官的崇拜，对侠士的向往等诸多因素，使明清公案小说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类型特征的两大主题——惩恶扬善与清官信仰。这就造就了以展昭为代表的一系列寄身官府，依靠律法，辅佐清官，行侠义之事的侠士。他们既忠于朝廷，又不背叛侠义。他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侠士”，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侠客。

一、“侠之忠”的刻骨追随者

展昭，这个在《七侠五义》中被边缘化了的人物，从书中来看，他平日里不会呆在家里料理家务，而是“独自遨游名山胜迹，到处赏玩”[1]

（《第十一回》，本文引用文本文字皆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七侠五义》，后文不再一一标注）审叶阡儿包公断案遇杨婆子侠客挥金），他的这种“游山玩水”并不是单纯的怡情养性，而是一种途中“遇有不平之事，便与人分忧解难”（第十一回）的“江湖壮侠之游”。在他游侠的过程中于金龙寺结识了进京举子包拯，从此风云际会，谱写了一段豪风侠骨的英雄生涯。

展、包相识之初，并不存在谁为“总领”，谁为“前驱”的问题，只是一种一文一武的惺惺相惜。包拯当时只是一赶考举子，尚未有一官半职。金龙寺的相遇，展昭的除恶救人，是这二人相识后的第一次了解。包拯见此人夜行打扮，猛然醒悟“此人必是侠客”。在此后的内容中，有土龙岗义服四勇士，天昌镇暗箭擒项福，丞相府斩杀妖道等情节演绎。按此算来，展昭未入开封府前已四次救包拯于危难之际。对于如此浩瀚如海的救命之恩，包拯当然是“不胜感激之至”的，他对展昭或称“义士”或称“恩公”，非常尊敬。包拯在斩庞昱后说：“要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与民除害，三来也显我包某心中的抱负。”（第一十五回）这一段话说出了包拯的志向，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报效官家”。因而，在包拯的心中出将入相、光耀门楣也就成了人生最大的荣誉。缘此，他报展昭救命之恩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让展昭也身入庙堂，所以奏折上极赞展昭，认为他为皇家不可或缺的人才。当天子问他“卿奏折，义士展昭，不知他是如何人”时，包拯回答：“此人是个侠士，臣屡蒙此人救护。”正因为这番君臣之间的对话，才就有了展昭大内耀武楼演武，也成就了展昭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功业。那么包拯为报恩，展昭则为了全朋友之义，这样讲，包、展二人之间并无“投靠”的现象存在，也并无对所谓“侠义精神”的背叛了。

从展昭讲，他数次救包拯，并非贪图富贵，只不过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举罢了。后来为包拯所保举，展昭实在盛情难却，对于“入朝为官”虽不愿意，无奈圣意已下，包拯已遵，于是只好敷衍了几句：“唯恐艺不惊人，反而要辜负了相爷的一番美意。”我们不能只看展昭“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而忽略了这一行为并非展昭本意，只是为了顾及包拯的情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第二十九回写展昭在两湖与丁兆蕙一番对话中得到了证明。当丁兆蕙说“家兄时常思念吾兄，原要上常州地面，未得其便。后来又听到吾兄荣升，因此不敢仰攀。不料今日在此幸遇，实慰渴望”时，展昭并没有一般人得官时的那种喜悦之情，而是这样说道：“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并不愿意。似你我兄弟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的潇洒，今一旦为官羁绊，反觉心中不能畅快，实实出于不得已也。”丁兆蕙并不相信展昭的这一番表白，于是问道：“大丈夫出于天地之间，理宜于国家出力报效，吾兄何出此言？莫非言与心违么？”展昭回答：“小弟不敢撒谎，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的一番情意，弟早已挂冠远隐。”展昭这番回答，正好说明了侠客投靠清官的根本原因是清官与侠客之间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屈就某人的权势或命令。

从包拯及展昭两人来说，让侠客听命于清官的不是“名臣大吏”本身，而是这些清官对侠客的一种知遇之恩。清官给予侠客的是“恩同兄弟”的赏识，富贵的恩遇，侠客相应地也以自己独特的技能与尽忠的义务来回报。由此看来，展昭身入官府并不是简单的投靠，反而是一种侠客应尽的义务，是一种对“水浒”精神的继承。这种义务或许不只是某个侠客的本意，而是整个侠客族群共有的道德风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展昭之于包拯，可以说是“侠之忠”的忠实追随者。

二、“侠之义”的另类体现者

展昭为全朋友之情而身入官府这原本是对“侠义之事”的延伸，是“侠之忠”的完美体现，可这一行为却让某些人看成了对“侠义精神”的背叛。笔者为展昭不值，为展昭叫屈！事实上，展昭已经不只是一个小说中的“角色”，而成了一个符号，被赋予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正如“包青天”一样，“展昭”这一符号也有着丰碑般的永恒意义。“文包拯，武展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展昭”这一符号所担负的意义的一种广泛的肯定。同时，“展昭”这个符号并非是“包青天”的一种陪衬，也并非传统式的“大侠”，所以，剖析展昭绝不能仅以传统意义上的“侠客文化”为依据。

在很多同类作品中，官府和江湖是泾渭分明的，官府绝不会牵涉江湖中事，江湖中人也不会去招惹官府，仿佛江湖和官府是两个平行而互不相交的世界。“描写江湖的侠义小说与描写官府的公案小说相比，前者描摹自命不凡的侠客逾越人世的规则，以求惩恶扬善，它对现实社会的存在秩序作了潜在的批判；而后者则奉行家国权力之名，惩奸除恶，从而确认律法的正义，它却肯定和维护了现存秩序。”[2]就算是两者交融的作品中，也是一种极其单一的模式：正气凛然的大侠和道貌岸然的恶官或者就是忠心耿耿的好官和劣迹斑斑的盗匪。总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永远都是一眼可明的是非观。过于简单的二元论铸就了江湖与官府之间的万丈铁壁。而有些论者总是用单纯的方法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的人物一元化，显然太过极端了。其实，“晚清的说书人和小说家则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糅合起来。这一新的文类借重新表达正义，陡然释放了‘肯定性叙事’与‘批判性叙事’之间的张力。新一辈自命不凡的侠客，竟然与朝廷委派的清官互通声气，甚至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原来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相互有别的活动场景，即庙堂和江湖两种时空型，在晚清小说家和说书人那里，却僭越了各自的界限。”[3]在《七侠五义》中，展昭这位投身官家的侠客所处的时代有着一个较为现实的背景——北宋仁宗时期，所以才显得形象更加的血肉丰满。江湖与官府并非孤立的存在，两者内部也并非坚石一块，没有分化，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与官府都有善有恶，因而其总体本身便没有强烈的善恶指向性。它不同于以往同类小说所描写的“侠之义”，这是一种另类的“侠之义”。

官府对江湖的威慑与镇压，自古如此。但官府的作用绝不止于这一点。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也不至于只有镇压其他非统治阶级这一点。一个王朝总有一个周期，那就是建立、发展、高峰、衰败、灭亡，只是这个周期有长至数百年或有短如几十年，那么官府的“镇压”作用只在建立和衰败时期的表现是最明显，最突出的。而每一个王朝的高峰期官府的作用是维持和发展大于镇压。在这个时期官府的作用绝不会简单到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地步。我们来看展昭所处的这个时代，北宋经过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仁宗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可以说是达到了全盛时期，加之仁宗在位期间又以仁治国，故此时的北宋可以说国泰民安。在这样一个时期官府的职责和侠士的志向便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为官、侠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使得侠士的志向从简单的传统的除强扶弱上升到维护社会安定这一异于以往的境界。

在今天看来，封建时期的皇帝是封建地主的最高代表者，而包拯作为皇帝的“忠臣”、朝中大员是和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小百姓”站在相互对立的地位上的。从这一方面来说，投身官府的展昭似乎真的背叛了所谓的“侠义精神”，这也正是将展昭简单地一元化、传统化了，以至于忘记了他所处的朝代，忽略了他所在的官府。昔日的南侠展昭，仗剑江湖，凭己意断人生死，谁人又能保证他的所为全是公道的、公正的。更何况民间疾苦最大的毒瘤往往是达官显贵，侠能救人一时，难救人一世；能救一人，难救众人，更难除根本。而开封府包拯却不同，四宇无明月，开封有晴天（青天），包拯按律行事，不徇私情，公平公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给百姓的是一个依靠，予世间的则是一部公则，除的是百姓疾苦之源。我们从《七侠五义》中来看，“他们反对企图挑起宗室内争的襄阳王、反对当朝国戚庞吉、反对借放赈欺压和剥削百姓的庞昱、反对恶霸马强、反对流氓淫棍花冲、反对利用高利贷鱼肉乡里的苗秀”，[3]这些无一不昭示着包拯的公正、无私，为国为民，虽然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赵宋的江山，又何尝不是维护了“小百姓”的利益呢？而正是因为认清了这些，展昭才会认为退出江湖，身入官府，并没有违背侠义的精神，相反地是对旧侠义精神的一种超越和升华。

当然，我们谁也不能说展昭在身入庙堂之后就从没有依靠“武力”对付过百姓，但他“对付”的却是犯法之人，触刑之徒，这是必然的。国家的暴力机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于违反了广大人民利益或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施用暴力也是合乎法理的。我们如果只凭这一点就说展昭背叛了侠义精神，这恐怕是大错而特错了。天下可以没有展昭但不可以没有包拯，这并不是说展昭愚忠，而是对民心的体认，对大局的明晰，这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展昭身入公门的原因就是为民。既然如此，那么展昭的行为完全符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除强扶弱是侠的旧义，是小义；为国为民才是大义，展昭认识到了这一点，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侠义，不愧为“侠之义”的另类体现者。

三、“忠义两全”的完美结合者

从“南侠”到“御猫”，从对“侠之忠”的刻骨追随到对“侠之义”的另类体现，展昭所经历的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而是对昔日朋友的离去，面对冷嘲热讽仍旧坚持的毅力，是思想上的变化，是“忠义两全”的完美结合。失去朋友，在庙堂之上，官场之中，或许也就只是一抹波澜不惊。但江湖不是官场，也排斥官场，在官家的眼中，江湖侠士不过草莽一群，难登大雅之堂。但是一个这样的草莽却一入了官场就受到了皇帝亲封的“御猫”称号，而且官居四品，这对官场中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荣耀，而对于展昭来说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南侠”的自由之身。这种变化放到江湖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官场排斥江湖，而江湖也一样的排斥官场。不仅是因为官场有太多的规矩，更多的是因为官场太过虚伪，太过拘谨。这也难怪江湖侠士对官场不屑一顾。从古到今，官场的虚伪就从未消失过，有些官员为了名、利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而侠客却自命为朋友两肋插刀，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两者之间这种矛盾就决定了江湖和官场中间那条几乎无法跨越的界限。然而现在江湖上响当当的南侠却身入庙堂成了“御猫”，这让素来对官场有成见的江湖中人无法理解，唯一的解释就是南侠贪图富贵背叛了江湖，背叛了侠义精神，而这“御猫”封号也引起了“锦毛鼠”白玉堂的不满，于是上演了一出“猫鼠”之争，也有了后来讲述不尽的故事，流传不息的传奇。但事实就像前面分析过的一样，展昭虽然褪去布衣，改着红袍，身入庙堂，但他求的并不是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为的只是撑起一片青天，告别驰骋江湖的日子，一片丹心忧的仍是苍生疾苦，三尺青锋护的还是正义公理。展昭由江湖入庙堂，面对庙堂的险恶、官场的浑浊，幸有开封府的志同道合的战友，一片丹心不改，满腔傲骨仍在，出淤泥而不染，数次出生入死，虽说忠于朝廷，但绝未负“侠”名。以一个江湖人而言，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确也意气风发，但一柄剑能够救得了多少人？江湖游侠，闲云野鹤之身，行踪漂泊不定，虽然潇洒，但可遇而不可求，百姓真正有难时如何寻得着这些侠客。展昭守住了青天，这青天带给世间的不仅是正义，更是希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义所为者为之，而且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要做出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择很难，但展昭做到了，因此，红袍如胭，尽落己血，展昭从不言苦；担尽骂名，屡遭误会，展昭未尝后悔，这样的展昭真正无愧于一个“侠”字，忠于自己的理想又不负“侠士”之名，最终实现了集“忠”与“义”于一身的完美结合。

“拯救苍生”是包“拯”的含义，而“心昭日月”则是展“昭”的写照。秉公执法，无愧于天，无愧于民，包拯是时代的产物。若撇开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政治内涵，他只是宋仁宗朝一种基本风貌的体现。而身处此时的展昭，自也有其深意。他不是包拯的家奴，也不是宋仁宗的御猫，他那清澈的眼神中所见证的是一个独特时代的精神。他游走于官府和江湖之间，大义凛然，奉公守法，拯民于水火所张扬的是一个独特时代的个性！[4]

[1]石玉昆.七侠五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2]王德威,宋伟杰.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8.

[3]侯岱麟.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宋巍.论《三侠五义》侠客道德类型的差异性——以展昭、白玉堂、欧阳春为例[J].固原师专学报,2006,27(1).

An Analysis of Zhan Zhao’s Image in King Cat

Zhang J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The Qing dynasty chivalry detective-style fiction King Cat succeed the mold many vivid image characters,have eulogized and have praised some“the chivalry”the gentleman,and causes these chivalrous people to become a penetration novel throughout core and the main body.As“chivalrous person”representative the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unfolds the illustrious image always to debate unceasingly,has wide divided opinions.When first reading King Cat,I thought unfolds illustriously only is“loyalty the variant”deeply ingrained follower.But had understood after me King Cat the writing background reads this book again,I discovered unfolds is righteousness of the another kind of variant which illustrious manifests,may say unfolds illustriously is“the loyalty and patriotism is satisfactory to both sides”the perfect union.

King Cat;Zhan Zhao;righteousness;loyalty and patriotism

I207.41

A

1671-1351（2012）03-0088-04

2011-12-01

张军(1964-)，男，甘肃礼县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安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