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三难之我见

马冬梅

（兰州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译事三难之我见

马冬梅

（兰州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人类历史上有着优秀的翻译传统，但无论译籍多么浩繁，译论多么丰硕，译事之难都始终困扰着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译事主要难在三点：一是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常常使译者无所适从；二是由于两种语言在语言及文化两个层面的差异总是让译者在理解与表达时举步维艰；三是由于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养能译之才便成了古今中外学界及译界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译事；翻译标准；语言文化差异；能译之才

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在西方，有历史见证的翻译始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得《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在我国，关于翻译活动的明确记载始于周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应该归功于翻译，没有翻译和借鉴，各民族文化就只能在狭窄的小路上爬行，整个人类的文化就会因为缺乏横向联系而徘徊不前；而正是通过翻译和借鉴，各民族才能通过内部交流与外部交流，扩大自己的精神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相互融合，不断发展。同其他活动一样，翻译活动也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支配，即只要翻译实践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随之产生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又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前者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后者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作媲美的翻译。自此之后，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1]而在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一般认为当推具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东汉时期支谦作的《法句经序》，该序实际上记载了我国“文派”与“质派”的一场论争，此后我国译界便展开了包括翻译的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不仅涉及翻译本体研究即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关注翻译的基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原理、标准、翻译的思维方法、翻译的方法论跟翻译美学等问题，也涉及翻译研究与外界的关系，比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关系，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以及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翻译工作者素养问题等等的研究。[2]（陈福康，2000：4）由此可见，译论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庞杂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但是不论翻译历史有多么久远，规模有多么宏大，译籍有多么浩繁，译论有多么丰硕，翻译之苦、翻译之难都始终困扰着翻译工作者。支谦在《法句经序》中首次提到译事之难，他说“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发出感慨“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到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3]那么，翻译到底难在哪里呢？本文将从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中西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实践中理解与表达过程造成的困难以及能译之才难得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译学之难事。

译学难事之一：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准则，是衡量译文优劣的尺度。古今中外，翻译的标准可谓层出不穷。如前所述，自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而展开。在古代哲罗姆提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要采取灵活的原则以及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的标准。波伊提乌确认为翻译是以客观事物为中心的，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因此为了表达出“没有讹误的真理”，译者应当采用逐词对译。文艺复兴时期，路德提出翻译要采用人民的语言，并提出了翻译的七原则；阿米欧认为一个称职的译者的任务不仅在于忠实地还原原作者的意思，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和反映他的风格和情调。泰特勒提出了翻译三原则，认为在优秀的翻译中，译者应该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翻译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多学者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技巧或艺术，更是一门有规律可循的科学，他们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等值问题，奈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翻译标准；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因素，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4]翻译标准也表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如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只能从有没有达到翻译目的，是否符合受众的期望值，能否被目标文化所接受等方面的“合适性”标准来评判，赖斯则认为翻译的成功程度要看目标文本接受者对目标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和译者的情景相关，看目标文本是否导致了任何意义或形式上的反叛。在我国，继支谦维祗难的“文质之争”之后，有惠远提出的“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的“厥中论”，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后有人认为这应该是梁启超对玄奘翻译的评价，并非玄奘本人所提出的翻译标准。）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说”，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提出的“信和顺”，矛盾提出的“神韵”说，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林语堂提出的“忠实、通顺、美”，傅雷提出的“神似”说以及钱钟书提出的“化境”说等。这些翻译标准虽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却各有侧重，有些标准着眼于译文本身的准确、流畅；有些标准着眼于原文与译文内容与风格的对应；还有一些着眼于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标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指导翻译实践，但是多元化的翻译标准却让译者有无所适从之感。翻译标准不仅多元化，有时过于理想化，甚至一些翻译标准本身的矛盾性，使得译者在不得不艰难地做出各自痛苦无奈的取舍，增添了翻译实践中的困难。例如文学作品的一个诱人之处就在于读者能动的参与，因此文学作品中存在很多语义模糊与文化缺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应该忠于原作者的艺术创造，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呢，还是应该为读者着想，给译文读者一个交代呢？这是一个令译者挠头的问题。从下面这一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众多译者在面临这一悖论时的艰难选择：

例1[5]

I suspected she might be right and I wrong;but I would not ponder the matter deeply：like Felix,I put it off to a more convenient season.

（1）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我错了。可是我不愿意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只好把它留到，以后有机会时我会仔细想想。

（2）我疑心也许是她对，是我错了；可是我又不愿意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像费立克斯一样，我把它留到以后有便的时候再去考虑。

（3）我怀疑她是对的，而我错了，但是我不想把这问题深究下去，也向费立克斯一样，我把它暂且搁下，将来再说。（费立克斯：《圣经》中一个遇事拖延的法官）

上例中的Felix是一个文化词汇，是建立在西方浓厚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译文（1）和译文（3）的译者可能认为中国读者不可能读出Felix一词所包含的空白或缺省，因此分别采用了删和补（脚注）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而译文（2）所采用的方法是直接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使读者在填补这个“空白”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审美历程。我们很难断定哪种译文优，哪种译文劣，正是翻译标准的多元化催生出了风格不同侧重不同的译文。

译学难事之二：理解与表达

译界给翻译下的定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但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翻译，翻译始终都是一个理解原文并用译语表达原文的过程。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会有严复所说的“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踟蹰，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然而亦太自苦矣！”的经历。马建忠曾这样描述翻译过程：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者。[2]（陈福康，2000：90）

这段话不仅提出了翻译标准以及对优秀译者的要求，而且指出了译事之难。译者不仅要对各自文字的字源进行深入考察，还要分析音调、文句、文体的变化，反复斟酌之后，还要传达原文的神情与语义。而中西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译者理解与表达困难的原因之一。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谈到“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后来，在给罗新章的信中，他继续说道：

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增，而传神愈感不足。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又为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精神面貌殊难彼此融合交流。[6]

傅雷从中西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谈到了翻译的“不易”。正是这种语言的特殊性差异性决定可译性有一定的局限，翻译时译者很难做到形神兼备。下面试以两句诗为例：

例2[7]

雾锁山头山锁雾，

天连水尾水连天。

这两句诗的妙处在于其形貌特征，是一个典型的回文句，锁、连二字用得极妙，意在言外，内涵丰富。有译者将其译为：

Fog locks mountains while mountains locks fog,

Sky links water as water links sky.

译者在充分理解了原诗的基础上，字当句对地用lock和link对译锁与连，但是正如傅雷所说，理解是一回事，用另一国语言表达时另一回事。译者虽注意到了原诗的形韵，也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内容，但却没有传译出原诗所表现的那种山色空朦、烟波浩淼、水天一色的意境美。这是因为汉字所独具的特点之一便是有表意功能，字的形、意紧密结合，能引起一定的联想和感受。

然而，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因此翻译的困难不仅源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更源于由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的差异而导致的两种文化的碰撞甚至冲突。王佐良先生也曾说，“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花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8]以汉语为例，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而在其他国家没有，如风水、阴阳、太极、老油条、炒冷饭、拍马屁、对牛弹琴、班门弄斧等。类似的还有：吃醋、破鞋、穿小鞋、红人、戴高帽等，无论怎么翻译，似乎都难以表达其中的文化内涵。因为读者对信息形式与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预设。原文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来创造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原文作者与原文读者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预设，因此，读者基本上能够按照作者的期望来理解原文包括文化内涵以及形式风格在内的全部内容。而译语读者却不熟悉原语作者的文化预设，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由相应的词而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如何弥补这种差异是译者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稍微处理不当，就会或使原文深刻的内涵丧失殆尽，或让译语读者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例如：

例3[9]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没有补，也没有洗。

Kung was the only long-gowned customer to drink his own standing.Although he wore a long gown,it was dirty and tattered,and looked as if it had not been washed or mended for over ten years.

“长衫”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上层社会的有钱人的穿着，使文化阶层的读书人的标志。孔乙己站着喝酒表示他穷困潦倒，地位卑下，但他身着“长衫”说明他不肯忘记读书人的清高身份和大家庭出身的背景。“穿长衫”是全文中含义极其深刻的一笔，充分刻画了孔乙己的性格特点。对于我国读者，很容易将孔乙己穿长衫与他穷酸迂腐的性格联系起来，但英语中的“long gown” 和“short coat”对英语读者而言只是不同的衣服而已，所以将“长衫”直译为“long gown”，原文的文化内涵便有所缺失，因为英语读者很难将“long gown”跟地位与知识联系起来。

译学难事之三：能译之才难得

何为能译之才，优秀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并不是所有懂一点外语的人都可以做翻译这项工作。在古代彦琮提出了“八备”说，从学识修养与人格两方面对优秀的翻译人才提出了要求。梁启超则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2]（陈福康，2000：100）林语堂对翻译的主体译者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译者首先要对原文文字及内容有透彻的了解，其次要有相当的目的语程度，能使译文表达顺畅；此外，译者还要了解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傅雷更是从翻译家的学识谈到了人品，用科学家、宗教家、革命家的一些品质来要求翻译家，认为译者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之外，还要训练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随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的文化转向，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译者的翻译能力研究成为很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翻译能力不再局限于语言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概念进行探索，文军认为翻译能力本身“既包含了翻译学科的知识与技能、理论研究能力，也包含了学员自我提高的能力（自我评估能力）”。[10]他还将其总结为语言能力、文本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以及转换能力。李瑞林提出了以高阶思维能力为核心的译者能力动态观和译者素养观，认为译者素养指的是译者根据翻译情境和目的建构翻译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11]对译者能力及译者素养的种种定义和描述反映出对译者在语言文化水平及各种相关因素方面的要求，翻译人才的培养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结 语

罗根泽曾说过：“所以需要翻译者，本来就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名物不同’；而惟其‘名物不同’，所以‘传实不易’；惟其知道了‘传实不易’，所以才能引起翻译的研究，提出翻译的方法。”[2]（陈福康，2000：8）尽管翻译家在翻译实践中会遇到类似于道安所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种种难题，会有种种缺失，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可译性是语言的本质。语言中不可译的东西却是存在，但这只是对语言可译性原则的某种限制。因此，作为译者，其任务就是要克服一个个困难，准确流畅地将原文中的信息复制到译文之中，忠实地服务于作者和读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使自己有敏感之心灵，热烈之同情，适当之鉴赏力，相当之社会经验以及充分之常识，从学识修养和人格修养两方面提高自己，真心诚意地对作者和读者诚敬谦恭，下决心做一个态度认真的译者。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宋天锡.翻译新概念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6]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邓桂东.“神韵”难求——论文学作品翻译的局限性[J].社科纵横,2007,(12)：179-181.

[8]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9]廖七一.当代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0]文军.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1]李瑞林.从翻译能力到译者素养：翻译教学的目标转向[J].中国翻译,2011,(1)：46-51.

H059

A

1671-1351（2012）03-0109-04

2011-12-01

马冬梅（1982-），女，甘肃张掖人，兰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艾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