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历史——尼德兰绘画矛盾性的图像学分析

刘晓毅

（天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图像中的历史
——尼德兰绘画矛盾性的图像学分析

刘晓毅

（天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图像研究，会发现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总是充满着矛盾性，新兴资产阶级对人文主义的追求与对宗教的依依不舍交织；乐观的生活态度与西班牙残酷的统治共存。图像背后意义的探索可以很好地揭示这种矛盾性的社会基础。

尼德兰；文艺复兴；绘画；矛盾性；社会背景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其核心价值在于以“人性”取代“神性”，以科学取代愚昧，它给基督教的千年统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基础，为欧洲近代的科学发展开创了崭新的局面。这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此时的人文主义者都具有坚定的与中世纪宗教情怀决裂的精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基督教在先进的人文主义者的反对中没有消亡，反而在不断的调整中与时代共存，最后形成宗教与文艺在文艺复兴时期最好的共存方式。艺术史更多的专注于对图像的研究，即时的图像有如现时的相机可以记录所有时代的特征，它是对历史研究的直观而有效的补充。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许多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便交织在浓厚的宗教情怀与人文主义激情的矛盾中。宗教的约束力与对世俗人性的本能追求，共同在绘画中呈现出来。这种矛盾性体现的比较突出的地区便是尼德兰。

一、新兴资产阶级面貌的两面性

尼德兰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区，画家扬·凡·爱克（JanVan Eyck，1390—1441）的作品《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可以很好地诠释尼德兰的时代生活。画面中心是阿尔诺芬尼正在和他的新婚妻子在洞房中迎接贵宾，他举起了右手，象征专注于爱情，新娘则伸出右手放在新郞的左手上，宣誓要永远做丈夫的忠实伴侣，脚下是一条长毛狗，图像的左侧是一张婚床，右侧一扇窗户，人物背后的墙面挂着一面镜子。从人物的穿着以及室内的陈设上来看，没有雍容华贵、珠光宝气的贵族气息，但却做工精致，用料讲究，足以说明男主人应是一位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物身份，这与历史记载中的阿尔诺芬尼（阿尔诺芬尼是尼德兰的富商兼银行家，也是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代理人，1420年被封为勃良第公爵腓力的顾问，移居布鲁日，喜欢艺术，与画家扬·凡·爱克是朋友）的有钱人身份互为印证，两位新人的面部表情拘谨而呆滞，没有丝毫婚礼的喜庆气息，只有相握但不紧密的手才能说明人物此时所处的场景。整体画面描绘手法细腻，衣饰的花边装饰、屋顶的吊灯与墙上的镜子是典型的尼德兰细密画的风格。这种独到的精细画法是欧洲其他地区绘画所没有的。图像的内容充满着矛盾，本应喜庆的气氛却被严肃的人物表情和拘谨的人物动作所打破，新兴的有产者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却衣着“朴素”，家中陈设简单，没有丝毫张扬，更没有贵族式的奢华。这种矛盾性激发出观者强烈的好奇心，或许只有了解尼德兰当时的社会状况，我们才能明白其中原因。

梅西斯（Quinten Massys，1466～1530）为尼德兰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画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安特卫普度过，在当时的安特卫普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银行家。他的代表作《银行家夫妇》反映了15、16世纪转折时期尼德兰的社会风貌。图像中一对夫妇坐在桌前，丈夫十分认真地在称量钱币，计算着一天的收入，妻子在旁边手拿圣经，但是翻开的书被放在一边，眼睛却盯着丈夫手中的银钱，夫妇穿着得体而朴素，没有丝毫的铺张与炫富。画面仍然交织在矛盾中，本来应是宗教信仰中的晚课时间，全家人应聚在一起读圣经、祈祷。然而，此时的夫妻俩已处于在宗教信仰传统与眼下经济利益的纠结当中。图像中体现出的矛盾性暗示出尼德兰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

仔细审视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可以让我们深入地接近历史，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的佐证。因此，研究图像背后的意义则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图像。

“尼德兰”原意为“低地”，指莱茵河、些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地区，包括现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一部分。这一地区不断受到外国强权的统治，在文艺复兴时期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因而受到世俗权力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世俗权力与教会勾结起来，向人民贪婪地、无节制地索取，曾经给人们带来精神解脱与期望的宗教慢慢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尼德兰与意大利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出现过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思想家，人们的思想长期禁锢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约束中，觉醒比较晚，因而基督教的影响力深远。尼德兰的文艺复兴是保守的，却又是独特的，画家既追求人文主义的美好生活，在思想及行动上却又体现出对宗教的虔诚。直到16世纪以前，尼德兰绘画中基督教题材始终占据着绝对的地位。

尼德兰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起到联系北欧与南欧交通、经济的重要作用，因而经济发展速度快，特别在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相互间联系加强，尼德兰逐渐成为当时欧洲经济联系的中心。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尼德兰已经成为欧洲商品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等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甚至被人们称为“十六世纪的华尔街”。尼德兰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兴办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农场。16世纪，尼德兰已出现一个人数不多，但经济实力却非常强大的农场主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另外还向贵族、教会和富裕市民出租土地。他们大批量购进牲畜、农具和种子等生产资料，雇佣没有土地的农民到农场上来工作，同时也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农牧产品以获得最大利益。

同一时期，尼德兰北方各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迅猛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商品经济极度繁荣。同时，尼德兰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少数农场主、商人和工场主手中逐渐积累起大量的财富，资本加上自由的劳动力便形成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的萌芽。

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加上发达的海上贸易，尼德兰产生了大批富有阶层，这些新兴资产阶级逐渐成为除了教会之外的艺术品的主要买主，购买绘画作品已成为人们的普通生活消费，而向画家订作个人肖像或行业工会群像则更是有钱人的时尚，这些城市新贵与艺术家交往密切，喜欢出资订购艺术品，因此，他们对绘画作品的趣味走向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画家的创作。因此，绘画并不仅仅是画家的志趣表现，更多的是当时社会总体风俗的记载。正如法国史学家丹纳认为的，艺术的兴衰与社会因素是相结合的，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

新兴资产阶级改变了以往虔诚的心态转而向人文主义进军，他们热爱世俗生活，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在绘画上主要体现在绘画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前完全单一的宗教题材被打破，新兴阶级的普通生活成为艺术家的表现新对象。《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与《银行家夫妇》正是这种变化的体现。然而，画面中呈现出的拘谨与严肃、对消费的节制又表现出新兴阶级受宗教传统禁欲主义影响的另一面，这可能要从强大而绵长的基督教的影响力中寻找根源。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拥有大批量的忠实的教徒，还拥有各级严密的教会组织，神权势力非常强大，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世俗的权力，在尼德兰，由于教会与西班牙封建统治双重力量的强大，使得基督教的影响力不可能挥之即去。经过与人文主义者间不断的斗争与妥协，作为一种影响了无数代人的神学文化，基督教会继续在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信仰者的精神寄托，减轻了人们的精神痛苦，因而，就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本身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人们虽然对教会的腐败、堕落很反感，但在日常生活中仍坚持各种宗教仪式。不少人文主义者虽然在艺术上、思想上坚持人文主义的观念，但在普通生活中，他们仍然恪守清规戒律，自觉履行各种宗教仪式。达·芬奇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杰出代表，经历过无数的科学实验与新的追求，但晚年面对孤独与无助时，却请人反复地讲解《圣经》中的教义来寻求精神解脱。[2]世代形成的对宗教的信仰势必会在艺术家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当生活中的情感表现在绘画作品中时，便会自然流露出宗教的影响。

此外，人文主义者与宗教在某些方面存在共同的追求，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尊严，强调相互尊重，而基督教也推行众生平等，没有恶行，许多人文主义者认为，之所以反对教会，不是因为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而是针对教皇与教士们的欺骗与贪婪，蒙田曾宣称他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和基督教的信条相抵触。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尊严，但却不否定神的尊严，基督教仍然是人文主义者精神与灵魂的长久寄托。

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可以说，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们大力提倡理性，猛烈批判教会，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传统基督教的反判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却对基督教仍然有着深厚的眷恋情结，他们认为教会、神职人员可以反对，教义、教规可以重新修订，但上帝的尊严是不能冒犯的。

二、高压统治下的乐观生活

前两幅作品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时代变革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作为社会中大多数的农民也溶入在时代的洪流当中。

尼德兰伟大的画家勃鲁盖尔被称为“农民画家”，他喜欢表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因此，他的作品最能体现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受到的剥削掠夺。他的作品《伯利恒的户口调查》、《绞刑架下的舞蹈》等都是以当时的革命斗争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伯利恒的户口调查》借用圣经中基督逃亡埃及的故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将基督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下令杀死伯利恒城中两岁以下的婴儿，画面表现雪中的村庄中军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户口，一家的门口聚集了许多人，似乎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画家借圣经故事来影射西班牙的残酷统治与教会的压制。

《绞刑架下的舞蹈》则热情地歌颂农民乐观的性格，画面中下方是一具高大的绞架，绞架下一群农民在欢快地跳舞，远处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低矮的农舍与高大的城堡。画家意在表现农民在极端高压下的生活，勃鲁盖尔的同类题材还有《农民的婚礼》、《农民的舞蹈》等作品，无一例外地表现他们积极的抗争与不畏强暴，以乐观的生活态度对待不幸，这正是勃鲁盖尔欣赏农民，乐于表现农民题材的原因。

16世纪的前半叶，尼德兰仍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下，最高统治者查理五世拥有尼德兰、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新发现的美洲大陆殖民地等辽阔的领土。尼德兰只是其中不大的一部分，但西班牙帝国收入的大部分却要靠尼德兰的税收。从尼德兰搜刮来的财物，大约相当于从西班牙本土得来的四、五倍，因此，查理五世称尼德兰为“我的王冠上的一粒珍珠”。

此时，尼德兰人民的心里已充满了民族意识，革命的矛头对准了西班牙的暴政。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西班牙皇帝不得不派遣率军人到达尼德兰。阿尔发公爵设立“除暴委员会”残酷镇压尼德兰人民，他的口号是“宁留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给上帝，不留一个富裕的尼德兰给魔鬼”。阿尔发在给西班牙皇帝的信中表示：“愿陛下再别信用仁慈对这个民族会发生任何作用的想法了。如果我攻下阿克马尔，我决定不留一个人的活命，刀要向每个人的脖子上砍去”。[3]尼德兰总督还亲自主持所谓的“骚动调查会特别法庭”，对尼德兰的新教教徒与反抗者进行了大屠杀，当时杀死的尼德兰人数超过八千。

武装斗争、宗教改革、加尔文教、路德派教义的传播都是这种矛盾斗争与相互妥协的产物，富裕的城市资产阶级是这些团体的领导。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对基督教的感情，通过传播新的教义与主张来影响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服从他们的利益。1566年爆发了著名的“破坏圣像”运动。其参与者为手工业者、平民和农民。运动发展迅速，起义浪潮几乎席卷大半个尼德兰，参加者有几万人。“丐乞万岁”的口号响遍各地，这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开端。[4]

破坏圣像运动，表面上是反对基督教会，实际上则是反对西班牙的残酷统治，因为教会是专制统治最大的支撑。尼德兰人民除了武装斗争，还利用民间戏剧，笑话等方式对天主教和残暴统治进行反抗，勃鲁盖尔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多幅反映时代的作品，其中《伯利恒户口调查》、《绞刑架下的舞蹈》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幅，其主旨就是声讨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表达对当时教会与西班牙皇权勾结起来，进行血腥统治的抗议。因此，画家将伯利恒城表现为尼德兰的一个普通村庄，将搜查婴儿的罗马士兵表现为野兽般的西班牙士兵，从而将反映圣经中故事的图像赋予了新的意义。在尼德兰人民的持续不断的革命热潮下，最终，尼德兰北方七省取得自治，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

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矛盾性表现在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坚持民族解放的同时，仍体现出一股浓郁的宗教情怀。这种宗教情怀的产生，与艺术家本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对艺术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尼德兰革命与基督教之间的复杂关系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纠葛，使得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呈现出矛盾而意义深远的面貌。

[1]孟春艳.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绘画的艺术特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12.

[2]李刚.文艺复兴中的宗教情怀[J].艺海,2009,(12)：59.

[3]世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02.

[4]苑一博.圣像与圣像破坏运动[J].历史教学问题,2004,(3)：19.

History in Pictures—An Iconological Analysis of Contradictoriness in Netherlands’Paintings

Liu Xiaoyi
(School of Fine Arts,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The works of art during renaissant Netherlands have unique features,and the paintings during this period could be found contradictoriness via iconological study.Also,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burgeoning capitalist class pursue humanism and are reluctant to get away from religions;and that the optimistic living attitude coexist with cruel Spanish rule.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behind pictures can well reveal the social base for this kind of contradictoriness.

Netherlands;Renaissance;painting;contradictoriness;social background

J205

A

1671-1351（2012）03-0118-04

2012-02-13

刘晓毅（1969－），男，甘肃天水人，天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