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
——赵理曾研究员访谈录

方黑虎 张志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26）

赵九章（1907～1968年），浙江吴兴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等职.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赵理曾（1941年 ～），赵九章之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2007年7月25日下午，赵理曾研究员在北京家中应邀接受了笔者访谈.本文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并经赵理曾研究员亲自审校完成.

1 创办中国科大地球物理系

问：赵老师，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请您谈一谈您的父亲赵九章先生当年参与创办中国科大的往事，当时他对家里人说过这个消息吗？

赵理曾（以下简称赵）：我听父亲说过，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很高，汇集了国内的科学技术精英，但是科研后备人才，也就是大学生的来源是一个问题.因为北大、清华这些大学，在大学生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让最好的学生留校了，分配名单里没有这些人，我父亲说这叫“拔青苗”.中国科学院急需科研的后备力量，又得不到一流大学的最好毕业生，所以下决心利用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办一所一流大学，自己解决选拔优秀后备人才的问题，大概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意图.至于创建中国科大的地球物理系，也有一点曲折，开始中国科大只准备设立12个系，地球物理系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所以，筹备成立这个系的时候，当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已经结束了，生源问题非常紧张.地球物理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卫一清同志和我父亲等人找到了四川省，最后直接从四川省选拔了一批学生过来，其中就包括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女儿.所以，中国科大58级地球物理系学生全是四川人，当时大家都把十三系叫做“川系”.地球物理系的川妹子能歌善舞，在整个学校里非常活跃，这是地球物理系的特点.

问：创办地球物理系是赵九章先生提出来的吗？

赵：是的.父亲非常支持成立中国科大，并建议设立第十三个系——地球物理系，这一建议得到中科院的批准.根据父亲的意见，该系设立四个教研室，父亲兼任高空大气物理教研室主任，气象教研室主任是顾震潮院士，地震教研室主任是傅承义院士，遥测遥控教研室主任是秦馨菱院士.由于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大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地球物理系主要由地球物理所来负责筹建，所以，地球物理所不少科研骨干先后去中国科大讲课并帮助建立实验室.我父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科研工作方面高瞻远瞩，看事情能看得很远；另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对科研队伍的培养.他不仅在科大担任系主任和兼职授课，以前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大学都兼职授过课.他对优秀人才是非常看重的，而且不拘一格，只要是肯学习的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1951年，地球物理所进来了一大帮高中生，包括周秀骥、许绍燮等人，我父亲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把他们送到了南京大学进修.现在，周秀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许绍燮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问：1959年您报考科大地球物理系是不是受到了赵先生的影响？

赵：那当然了.小时候父亲对我和姐姐的学习并不是特别关注，让我们自由发展，从来没有给我们灌输过竞争意识.考大学之前，父亲和我谈了很多，他一开始并没有建议我选哪个专业，各个方面都给我做介绍.他说过无线电很重要，科学的发展需要新技术的带动；他也告诉我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特别重要，他说20年以后最前沿的科学将是生物科学；他还常说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是新的科学的生长点，是非常有前途的，地球物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就是交叉科学.到了我快报考的时候，他再次跟我说地球物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大批人才.那时，父亲连续几年，不顾工作繁忙，亲自给中学生做科普报告，讲解地球物理研究的内容和重要性.但一些年轻人一看这个学科的名字挨了地球的边就不愿意来学.他说“如果我不能说服自己的女儿来学地球物理，我又怎么去动员别人来报考呢，你还是学地球物理吧”.让我记忆特别深的是他给我讲了有关荆江是否要分洪的事情，1954年夏季长江中下游连日暴雨，江水猛涨，武汉告急，当时水位已超过历史最高记录，洪水严重威胁着沿江城市，当时的关键问题是要回答雨还下不下，水位还涨不涨，如果雨还要继续下，水位必然要涨，武汉等地就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就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如若这样中央就要进行荆江分洪，反之，就不必分洪，避免造成千万顷良田和众多村庄被淹没的重大损失.做出正确的中期降水预报就是中央这一重大决策的依据.在此关键时刻，父亲说正是地球物理所的气象专家顾震潮、陶诗言等在最后关头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天气预报，他们判断暴雨不会再下，江水不会再涨，最后，中央拍板决定不分洪，武汉保住了，千万顷良田和无数村庄保住了.我听了感到他们真了不起，地球物理研究真的非常重要，所以，就报了地球物理系.

问：1962和1963年，赵先生曾经提出在科大创办研究生院的建议，中科院和中国科大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并没有正式成立，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赵：有次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过西方大学里的情况，本科学制一般是四年，学的基础课和知识面都比较宽，到研究生阶段才分专业，不像我国的大学本科是五年制，有些学校甚至是六年制，专业分得太细，还分专门化，他觉得西方那种模式比较好.建议创办研究生院的事我不太清楚.但我记得1963年时只有研究生班，归各所管，但与63级的研究生一起学外语.1964年成立研究生院了，地址就在中关村，按照学部分成4个班，三班是地学部各所的学生.我是1964级三班的研究生，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学生.研究生第一年学外语和政治，我们的英语老师水平很高，是地球物理所的英语翻译，他让我们学习Nature和Science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那些文章真是挺难的，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1965年参加四清运动，到农村干了一年回来就赶上文化大革命.1965年科学院各所的研究生也到研究生院集中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研究生院没有继续办下去.因此，1964年成立的研究生院实际上就是现在研究生院的前身.

问：赵先生在家的时候会说到工作上的事情吗？

赵：研制卫星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他没有说过，父亲平反以后我才知道他在研制卫星上有那么大的贡献.1958年，父亲有一次和我说他们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问什么事情呀，有没有原子弹重要？他说和原子弹一样重要，但是具体任务不能告诉你，得保密.当我的专业定为空间物理后，父亲很高兴，说咱们是同行了，他告诉我要边干边学，要以任务带学科，以学科带任务，要学好流体力学、电动力学.他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尽管苏联和美国已经放了很多卫星，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公开那些重要的资料，我们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卫星.他还说广大的宇宙就是空间科学的大实验室，要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就必须进行卫星探测，但是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卫星，就不能真正进入空间科学的最前沿.他说了很多次类似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建议国家研制卫星的事情.

2 地球物理系的教学

问：您知道地球物理系学生的培养有什么特点吗？

赵：我父亲50年代在地球物理所提出“三化”方针，就是数理化、新技术化和工程化.到了中国科大，他对地球物理系的教学还是坚持数理化和新技术化.我父亲对我们的物理基础教学抓得非常紧，亲自为我们选定课程和教师.他认为数学物理基础和无线电技术对我们系的学生非常重要，我在上课的过程中也有体会.我是1959年入学的，正好碰上全国教改，那时候很多学校，包括北大都将普通物理和四大力学打通了教，大家认为学了普通物理还学四大力学干什么，学这么多是浪费.科大也是这样改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的《电磁学》和《电动力学》课程打通了，《力学》和《理论力学》课程打通了.而我父亲认为我们只学这些打通过的课程是不够的，不能达到原有的深度.鉴于电动力学对于空间物理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让我们返工，跟着物理系低一年级的学生听了半年严济慈先生讲授的电动力学课程，加强这方面基础的学习.还有数学物理方程课，我父亲也觉得我们原来学得不够，到大学四年级又请数学教研室给我们重开了数学物理方程课.我后来在工作当中实际上是改行了，从地球物理转到光物理的研究，这确实是和在科大打下了很好的数理基础有关，那几年的数学物理课程没有白学.父亲对新技术看得也非常重，他认为科学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先进技术，不管是搞理论还是搞应用，都需要利用新技术.我们那个年级，地球物理系有三个专业，第一专业就是无线电，第二专业是空间物理，第三专业是大气物理.父亲坚持要在地球物理系里设无线电专业，这也体现了他重视新技术方面的培养.大学三年级时，我们系和无线电系的同学一起听了陈芳允院士讲授的无线电课程.我是空间物理专业的学生，父亲认为空间物理专业虽然偏理一些，但是空间专业的学生也要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又专门为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开设了一门无线电实验课程，主要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还有一个工程化，我父亲希望气象研究能做到像水利等其他工程一样，能够管理天气.科大教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所系结合，其他高校没有这个优势，地球物理系的专业教师基本上都是地球物理所的骨干科研人员，有些老师不太愿意来讲课，父亲就去动员他们，做他们的工作.

问：赵九章先生给你们请到了那些老师呢？

赵：严济慈先生教我们《电磁学》和《电动力学》，我们先后两次听严先生的课，一年级的时候听了严老的打通课程，但父亲觉得打通课程的深度不够，让我们“返工”，所以，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又听了一次，和物理系低年级学生一起听严济慈先生的《电动力学》大课.严先生的课讲得很生动，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拖堂，有时候一拖就是半个钟头，司机就在外头等，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上课时，严先生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赤道和黄道的交角是多少，我们一个也答不上来，严先生就发火了，说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不知道春夏秋冬哪来的，还研究什么原子、分子.秦馨菱老师教我们《电学》，他在给我们介绍电位、电场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时打了个比方，说一只猫往那一搁，就有了猫位，即使老鼠不接触，它也会跑掉，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童秉纲院士教我们《流体力学》讲得特别好，听完他的课后，我们同学都想要给他送个纪念品，我和另一个同学代表全班同学跑到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买了幅画送给他，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还有钱临照院士教我们《光学》等等.总之，我们的运气很好，很多老师是顶级的科学家.

问：您听过赵先生的课吗？

赵：是的，他讲课比较清楚，非常注重概念，但他不是地道的教书匠.他给我们讲《高空大气物理》课程中的大气振荡和潮汐两个部分，没有现成的教材，他使用自己编写的讲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潮汐，他问我们为什么能看到潮汐现象，然后给我们讲月亮引力的作用，挺有意思的.他讲课的时间比较短，大概有几个星期.《高空大气物理》课程是由许多老师共同讲的，这个老师讲完了，再换个老师来讲，比如一个老师讲流星，一个老师讲海啸，一个老师讲磁暴，每个老师都讲当时自己在做的课题，一下子把学生带到科研的最前沿.

问：你们在学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

赵：唱歌、跳舞、排话剧、看小说，有些同学周末溜冰、跳交际舞，我喜欢唱俄语歌曲.我们还经常劳动，每年麦收季节都去参加劳动.我们干劲挺大的，困难时期挖过野菜，喂过猪.

问：当时中国科大的毕业生都会进入中科院研究所做毕业论文，赵先生指导过哪些科大学生？

赵：我父亲指导过胡友秋、汪宏七、周国成等好几个学生，周国成的毕业论文是我父亲亲自指导的，还推荐他将论文发表出来.我父亲对科大学生挺满意的，我听他表扬过周国成的毕业论文做得特别好，对胡友秋，汪宏七也非常满意.他在科大任教的时候，对男孩比较严肃，对女孩都比较和蔼，还带过几个科大女生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看焰火.

问：毕业的时候，你们班同学一般分配到哪里工作呢？

赵：大部分留在北京地球物理所了，也有到兰州地球物理所的，也有到军队里的，包括到海军北海舰队和兰州20基地.我们都要填志愿，但是有一条，如果系里知道谁跟谁谈恋爱的话，那肯定不分配在同一单位.我们班也有谈恋爱的，这个禁止不了，但是他们谈恋爱也不耽误学习，大家都挺自觉的.我感觉科大同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朴素、实在.

问：除了“三化”，赵先生在教学上还有什么要求特别重视的？

赵：他非常重视英语，多次说外语非常重要，到研究所工作非常需要外语.我们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学习二外，学英语，我们的一外是俄语.我父亲一直要我看英语参考书，强调一定要学好外语，这样做科研工作的时候才能和外国的先进水平接上轨.他自己也一直学习外语，汪宏七是我父亲的研究生，她说有一次父亲借给她一本俄文书，上面全是我父亲的注释，父亲熟悉英语、德语，对俄语不熟悉，但是他那么大年纪了还重新学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