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历史文化散文里的感悟与哲理

索晓海

(江汉大学 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武汉 430056)

在散文作家任蒙先生的作品中，历史文化散文是写得最精彩的。如果借用目前娱乐界流行的语言来说，“看点”很多。不过，任蒙历史文化散文中的“看点”并非商业化的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性、学术性和艺术性的集合体。譬如，《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中，能够读到这样的句子:“关于她的家道出身，种种说法相去甚远。我们游览昭君村时，讲解员告诉我们，昭君生于一个官宦之家，并说其父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地级干部。此说大概出自东汉蔡邕的《琴操》，蔡称昭君之父名王襄，字忠，家道殷实。相传昭君入宫之后，其父被封为越州大尉。《琴操》所记，与正史多有抵触，不足为据。说昭君出身于平民家庭，可能更靠得住些。但无论怎样，她必须是个美人。”这段文字以通俗的语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学术界有关王昭君家世的不同观点以及作家的倾向，有着闲谈者的从容，一点也不显得枯燥。在谈到画工毛延寿丑化王昭君的传说时，作者否定了这样的传闻，笔锋下体现出朱自清、梁遇春、聂绀弩等人散文“谈话风”传统在当下散文文坛的传承。

任蒙作品的睿智不仅仅体现在这里，更为精彩的是，散文充满了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思辨精神。历史在深刻的矛盾和无奈中演进着，任蒙用洞察的眼光穿透历史的时空，写出了他深沉的辩证思考。

世上最神圣，最隆重，最风雅的，莫过于帝王的婚姻;世上最残酷，最野蛮，最荒淫的，同样莫过于帝王的婚姻。

无数少女被帝王征召入宫，说这是婚姻，却没有丝毫的婚姻章法;说这不是婚姻，却比任何婚姻都严肃。

在这样畸形的皇权婚姻制度下，宫中美人的地位和价值如何呢?

她们的使命是“神圣”的，但她们生命的价值却等于零。作为女人，她们是尊贵的，也是最下贱的。

世上的女人中，最荣幸的是她们，最悲哀的也是她们。

这是荒诞的历史的荒诞现象。然而，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昏黄午后的明祖陵》中，作家将朱元璋夺取皇权的战争看做是一场权力赌博。赌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透过历史，在历史的深处，作家看到的是输和赢的深刻的辩证法:

像朱元璋这样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在血雨腥风中赢得赌局，最后或早或晚又在另一场赌局中被子孙输掉……

由于巨大利益的驱动，觊觎帝位的野心随时都可能在宫内宫外萌生出来，同胞骨肉也不例外。高坐龙椅的皇上往往如行走于刀锋，说不定在哪个黑夜或清晨，突然事发而死于非命。因而，有些王朝虽然维持得比较长久，却也是一路血腥与杀戮。

所谓成功的帝王，他们是最大的赢家，同时也是输家。

按照封建帝制的逻辑，夺取江山的帝王中也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胜利者，历史的轨迹也不可能摆脱那个魔幻般的怪圈。

在另一篇散文《绿林之光》中，作家记叙了游览京山县绿林山的经历，这里是两千年前工匡和王凤反莽起义的根据地。文中又一次阐释了王朝更替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原因:“皇权世袭制造成的国家权力私有化，使最高统治权只能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家庭范围内传续，并且没有任何有效监督。这种权力交替机制和监控机制，根本无法保证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和社会的健康运行，也无法防止君权的膨胀或失落。因此，每一个王朝在它们建立的那天，就预示了它们的覆灭。而颠覆旧王朝的力量总是与以前大同小异，往往依托山林崛起，使绿林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形成了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而在《悲壮的九宫山》中，任蒙再一次透视了“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他的一句话为许多人引用并一致赞叹过:“历史把一个巨大悲剧的结局安排在这里，让李自成命断于一帮乡勇的手中，这是他的不幸，但对这座大山来说，却是莫大的哀荣。”这句话意味深长:正因为做了一天皇上的李自成的失败遇难，才铸就了悲壮的英雄形象，成就了九宫山的哀荣;而假设历史不是这样，李自成成功了，他身上的光环便会黯然失色。但作家的困惑也透过文字毫不掩饰地显露了出来，他不解人们为何钟情于农民起义的失败者。“成则反动败则荣”，作家尖锐地指出了史学界这样的历史悖论，却不解它的成因。实则，这是踏进了观念的误区。

为什么失败了的李自成是英雄，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却不是英雄?抑或李自成是拔高了的英雄?其实，参照《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一文，作家对于王昭君的历史地位曾有过精辟的认识:“我们既然要把昭君作为英雄，就自觉不自觉借用了歌赞现代英雄的‘行为动机描写法’。文学家的拿手好戏是虚构和假设，他们可以让一个侦察英雄的某次行动来决定一次大战役甚至一场战争的胜败，何况是这么重要的政治婚姻。可是，我们的某些历史学研究者也乐于去这般‘推理’。一个宫帏之后的女人能够决定战与和的军机大事，朝廷派去的就不是什么贤良女子，而是吕后和慈禧之类的野心家了。”这就是说，尽管昭君勇于同命运挑战，然而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使命感只不过是一些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虚构。遗憾的是，这样的思考在《悲壮的九宫山》中却没能得到伸展。曾有论者提及历史的真相是，“作为主帅的李自成，入京后，一反常态。明帝宫内的御用宝物让他留恋不舍，宫中的宫娥彩女让他眼花缭乱”［1］。李自成进京后迅速腐化，其部奸淫掳掠，为大量史料所证实，应是不争的事实。笼罩在李自成头上的“英雄”光环早已所剩无几。这样看，李自成起义与朱元璋式的权力赌博又有何异?与嚷着“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阿Q式的造反精神又有何异?

李自成与刘邦、朱元璋、洪秀全们本无根本区别，所谓“起义军一个新的转折点”的设想也不过是作家心目中的幻象。几十年来，史学界深受高估农民起义作用、贬低知识分子价值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困扰，我们的作家也难以免俗。作家的困惑正缘于此。不过，对于李自成外在形象的琢磨，任蒙倒是十分清醒的:“流落到九宫山的李自成已经被射瞎一目，这一点也不便于‘写真’，但我总觉得他未必象眼前的雕塑这般勇武豪迈。”

任蒙历史文化散文中思想性和学术性特色，我们还能读到不少。例如，“今人凭吊诸葛先生，都是感于他的忠诚贤明和超人智慧，感于他身上的传奇色彩，可是他那种忠贤，在渴望理性与民主的今天已于世无补。而凝集在杜甫身上的那种忧国忧民的精神，今天仍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草堂朝圣》)。的确，诸葛亮的智慧被后人神化，有悖现代科学精神;他的忠君思想打着深深的皇权时代的烙印，更是与民主观念风马牛不相及。相比之下，杜甫深广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精神却能与世长存。而在《伊河岸边的那条小径》中，任蒙让读者见识了另一个白居易而大开眼界:“晚年白居易创作指向及其诗风的变异，使他彻底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文学良知，使他完全回归到了一个封建官吏的本质和面目。这种巨大的反差，至少反映了其人格的两面性。而这样的两面性，使他得以在封建体系和文学创造两个领域游走自如，这正是许多封建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文坛上有关历史题材的作品，有史诗、历史剧、历史小说等形式，这些体裁都存在着尊重历史和想象虚构的关系处理问题。怎样合理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理论上需要经常探讨的问题，也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棘手难点所在。历史文化散文又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呢?在任蒙的这些散文作品里，除了穿透历史的理性思考外，还呈现出丰富的感性历史。他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的时空，感受到浓郁的历史气息。读一读《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中送别的句子吧:

面对乡亲们庄重而敬畏的表情，聪慧的昭君已多少从中领悟出了自己的未来，她本来沉沉的心思中掠过一阵阵不快。

在村边的响滩渡口，昭君朝着她的父母挥挥手，朝着乡亲们挥挥手，朝着延绵不断的大山挥挥手，她要上路了。

乡亲们看着她挥动着瘦小纤细的手，好象突然想起:她还是一个孩子!

这样生动的历史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作家挥洒着自己的想象力，一切又那么合乎情理。古代美丽少女与乡亲们的难舍难分、离愁别恨，乡亲们的怜悯与敬畏，昭君感受到的命运的沉重，这一切都被作家演绎得如歌如泣。

《清晨，叩谢天一阁》中描述的视藏书如命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也仿佛活了起来，“只见他头上的帽翅在朦胧的窗棂里轻轻抖动着，那是他忙碌的背影，他在仔细盘点着自己当年留下的藏籍，看看少了哪些，又多了哪些”。范钦为传承文明，不惜使自己和家族后代背负了沉重的使命。这可敬的形象穿越了许多个世纪，活在任蒙的作品和读者的心中。

《难忘眉山》描写了三苏来到京城时见到的情景:“五月，那座最大的都市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正是汴梁城的春深时节，勃勃生机使春天里的皇都更显得雄伟壮丽。走进巍峨的城门，仰望城墙上高筑的一座座雉堞，好像随时都在严阵以待。宽宽的汴河纵贯全城，两岸绿杨垂挂，皇城门前的汉白玉桥栏格外富丽。满城烟霞中，高高繁塔和祐国寺塔遥遥相望，直指云表。东都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它远来的臣民显示着最高权力的威严，显示着都城的启示。走过城内的大街通衢，几乎是百步一警，到处禁卫森严;即使是穿行在店铺相连的阡陌小巷，看到贩夫走卒们一片忙碌，也能让人感觉出京城不凡的气象。”这类似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既表现出皇都气派，更表现出人物的喜悦心情和豪迈壮志，需要多么细致的想象力啊!

与此情景相反，《拜杜公祠》写到伟大诗人杜甫之死，笔端饱蘸着无限的悲凉:“公元七七〇年那个秋风萧瑟的季节，遍地落叶飘舞，水面上泛起阵阵凉意，江南的晚秋更让人感到荒芜伤怀。一叶孤舟驮着风烛残年的诗圣，在漫漫荒江上无助地来回漂泊，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千古浩叹的文化悲剧，在这里结束了一段辉煌的文学创造。”诗人成就了辉煌的文学事业，其悲凉、孤独的身世也着实令人喟叹不已。

走出历史，作家眼前的景色也时常十分悲壮。《残阳古兵寨》写春光中的绿林高地:“这正是残阳西坠的时分，我再三回首，只见那一圈古老的蜿蜒残垣，将天高云阔的高地衬托得更加遥远和苍凉。”这与作品的主旨情调是完全合拍的。《昏黄午后的明祖陵》写到明朗午后陵园周围开阔的天地，但“阳光却有些迷茫，四野接近于傍晚的昏黄”，实则写出了作家对于历史荒诞性的沉思。《绿林之光》在寒风微雪、残枝落叶遍地的景物中体味着怀古的幽情，文尾再将绿林春意盎然的景象与之作了对照。

走进历史的深处，任蒙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历史的境遇，再现历史的壮阔与残酷;走出历史，任蒙也能雄踞理论高地，感悟历史的荒谬，沉思其间的哲理。他这样自由穿行于古今时空隧道，给读者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

［1］时保吉.李自成覆亡内因略探［J］.殷都学刊，1997(4):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