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洛斯》中跨族裔恋情悲剧的新历史主义探源

甘振翎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州 350108)

安·佩特里(Ann Petry，1908—1997)是美国战后“反抗”高潮中崛起的一名黑人女作家，她于1946年创作了一部销量超过150 万的黑人女性小说《大街》(The Street)而一跃成为黑人女性小说的先驱。《纳洛斯》(The Narrows，1953)是佩特里的第三部小说，描述了美国北部小镇的一对跨族裔恋人的感情纠葛以及种族、阶级与性别歧视的纠缠给小镇居民所带来的灾难。虽然该作曾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和美国城市小说的完美结合，是佩特里作品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部，但是由于该作内涵的复杂多元性以及它所涉及的跨族裔婚恋等敏感话题，它并没有像《大街》那样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而是尘封直至近年才得到全新的评价与认识。目前我们国内评论界对于该作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该作的历史性即它所阐述的美国战后历史现状以及种族、性别与阶级的三重矛盾对于黑人个体乃至民族命运的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看法，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全新概念，经典概括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对于新历史主义学家来说，历史也是一种文本，具有文本性的历史可以被不同的人根据他们个人过去的经验重新书写和阐释，而“文本的历史性”则认为所有的文本(包括一切社会大文本)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条件，文学是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立场的产物。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将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置于同时代社会历史关系中，从而打破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的界限。正如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述，“历史事件虽然真实存在，不过它属于过去，对我们来说无法亲历。我们感受历史，感受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建构”［1］。文学也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阐释和编撰，它本身就是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在黑人和女性的生活方面，黑人女性作家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生动的细节和个人的体验，这对于人们理解在传统的历史文献中缺失的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在新历史主义的指导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多层次挖掘《纳洛斯》中的跨族裔恋情悲剧的根源，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战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状，理解和把握佩特里作品的深度及其对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贡献是大有裨益的。

一、黑人“强奸犯”与白人“荡妇”

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痼疾。虽然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战后国内的政治恐怖气氛有增无减，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等问题依然猖獗。因此，战后美国黑人文学掀起了以反抗为主旋律的第二次高潮，并形成了一个用现实主义风格抗议社会问题的赖特派群体。作为赖特派的成员之一，佩特里在反映战后种族问题时并不囿于黑人个体的遭遇，而是颇具匠心地选择了一个下层黑人男子与白人上层已婚女子的跨族裔爱情悲剧来展示种族、性别、阶级以及家庭的矛盾如何让不同肤色的男女双方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并给整个小镇居民带来灾难。

美国社会对于“跨族裔”的性爱一直存有偏见。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白人就视有色人种尤其是南部的黑人奴隶为“他者”或是“异类”，黑奴对白人女子的爱慕是“危险的欲望”，他们被禁止与白人女子交往，否则将面临惨无人道的私刑。而白人女子如果与黑人相爱，也将被视为道德败坏的异类，被贴上“反传统的荡妇”的标签。在老南方，这些白人“荡妇”所面临的是公开的鞭笞，并将被贬为契约奴仆或者被赶出家门和社区团体，有的甚至遭到三K 党的暴力处罚。美国最早的反对种族性关系和通婚的法律于1664年在马里兰州颁布实施，“反对自由的白种女性和黑人奴隶结婚”［2］。随后，为了加强对白人女性的性与生育的控制，弗吉尼亚州等英国殖民地也纷纷立法反对跨族裔通婚，它们把跨族裔性关系看成是大逆不道的“通奸”罪行。虽然各州相关法律中提到的种族限制不同，但是每个禁令都禁止黑白人种通婚。白种人对跨族裔婚恋的谴责主要来源于他们的恐惧心理:因为他们害怕“纯洁”的白人女子遭到“玷污”，而她们产下的混血后代将不再具有纯净的欧洲血统。但是，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的性关系却能得到默许，因为在奴隶住所中黑人女奴所产下的白人混血儿仍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白人女子与黑奴所生的混血后代将跟随母亲的自由身份而成为自由民。这些具有非洲血统的自由民的出现破坏了黑白两族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及“黑人就是奴隶”的强权法则［3］，苏茜·布莱特(Susie Bright)甚至认为黑人男子与白人女子的恋爱是对父权制度的侵犯:“一个白人女子爱上了黑人就意味着她把自己的性身份置于种族身份之上。而在父权文化下，白人女子是不允许如此看重她们的性。”［4］

对于二战后的美国来说，社会经济在稳步发展，但民众的思想还是相对保守，虽然各州禁止跨族裔婚恋的法律和社会性的惩罚已逐步消失，但是跨族裔婚恋关系仍属禁忌话题，人们的偏见与畏惧依然存在。因此，在种族关系得到改良的假象面前，有必要来重新审视《纳洛斯》中跨族裔恋情的悲剧:为何英俊潇洒的“阿波罗”(Apollo)式黑人林肯最终担负着“强奸白人女子未遂”的罪名而无辜地丧生于卡米罗丈夫的枪下?为何天真可爱的白人豪门公主卡米罗最终酗酒肇事而沦为众人舆论中的“荡妇”?

长期以来，美国主流社会为了替其种族歧视辩护而捏造了各种刻板的黑人男性形象与贬义称谓，如“汤姆叔叔”、“公羊”(buck)、“种马”(stud)等。黑人男子的性形象在内战后被极大地扭曲，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导致南部白人担心刚恢复自由的黑人在复仇心理的驱动下会对白人女子进行性侵犯，因此他们凭空生成黑人具有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的观点。这种对黑人“兽性”的荒谬宣传不仅为惨无人道的私刑和种族隔离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而且有助于衬托出白人女子的“纯洁”并强化美国种族主义分子保护白人妇女的“骑士”形象。这种谬论甚至得到了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人士的支持，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为了讨好南方白人而宣称绝大多数私刑是由于黑人男子对白人女性的性侵犯而造成的。［5］这些谬论及其后果给黑人的心理蒙上了阴影，他们在与白人女子的交往中不得不谨慎小心，以免招来厄运。这种恐惧甚至导致黑人群体对白人女子的仇恨与排斥。因此，当金发美女卡米罗第一次出现在黑人酒吧里时，黑人侍者不但没有表示欢迎而且还满目敌意;当卡米罗最后一次来酒吧寻找林肯时，店老板狰狞的面目表情无不体现了黑人民众对白人女子的仇视。虽然林肯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北部小镇并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的教育，他并没有对卡米罗的出现产生恐惧与排斥，但是他也觉得两人的肤色无法相配，甚至认为黑人乡民们如果见到他俩一起的话，“农夫的老婆将会尖叫道‘妓女!(Scarlet woman)!巴比伦大淫妇(Whore of Babylon)!’”［6］74。

林肯和卡米罗之间始终横亘着泾渭分明的种族界限。但是，一开始不明就里的林肯被卡米罗的优雅与个性所吸引，而卡米罗则被林肯的正义感与男子汉气概所动。林肯深爱着卡米罗，但是难以逾越的种族界限以及养母从小给他灌输的种族意识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已为他们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养母艾比寄予的厚望让林肯“好似随时肩负着光辉黑人民族形象的使命”［6］138。当林肯得知卡米罗的真实身份后，他无法接受自己作为白人女子婚外情人的现实，他认为这是对黑人民族形象的破坏，因为他就像是奴隶种植园时期的黑人性奴［6］150。出于对种族名誉的敏感，林肯决定结束恋情;而卡米罗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白人家族产业继承人，自然无法接受被下层黑人男子拒绝的现实。林肯的决绝使得卡米罗恼羞成怒，继而丧失理智地指控林肯强奸，从而再现了《圣经》中波提乏之妻遭拒的一幕①波提乏之妻遭拒的一幕出自《创世纪》39:1－20，源于埃及法老护卫长波提乏的年轻妻子和年轻英俊的希伯来管家约瑟之间的故事。波提乏之妻见约瑟一表人才，欲诱之与其同寝，因遭拒而恼羞成怒，反诬约瑟非礼，约瑟因此身陷囹圄。。然而，比强奸未遂更让卡米罗家人怒火中烧的是林肯与卡米罗实为恋人的事实。

黑白配的婚外恋情不但无法让卡米罗的家人以及其他白人所接受，还遭到了社区黑人团体的反对，其中包括林肯的养母艾比。来自家庭以及黑人社区朋友们的反对给林肯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也给黑白配的恋情蒙上了阴影，正如艾比事后对自己的过激行为所进行的反省:如果我们当初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他们两人的恋情是否会变成如此巨大的悲剧?

结果，卡米罗最初对自己身份的隐瞒不但毁了林肯也毁了自己:林肯丧生于她丈夫的枪下，而她也在极度的绝望和众人的偏见之中名誉扫地。林肯与卡米罗的跨族裔婚外恋显然违背了战后初期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规范，双方不可避免地坠入种族矛盾的深渊，上演了一幕两败俱伤的爱情悲剧。

二、男权思想与女权主义的交锋

根据米利特《性政治》一书的说法，两性之间的状况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的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这一统治权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制度化。男性控制与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种族与阶级间的壁垒严酷得多，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7］33战后的美国也是如此。正如《纳洛斯》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在美国，没有谁能免于战争，没有谁能逃脱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永久之战”［6］258，323，小说男女主角之间的冲突暴露出萌发中的现代女权主义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之间的交锋。

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早在殖民时期就已盛行。为了维护白人男性资产者的特权和经济利益，性别歧视和种族等其他歧视一样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经过人权运动的长期冲击，同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美国政府才从立法、司法和行政上对性别等各种歧视加以限制，逐步修正合众国宪法中的歧视性内容。迫于美国女性前赴后继的斗争压力，也由于美国统治阶级需要利用白人妇女的选举权来抵消黑人选举权的影响，美国国会于1920年通过宪法，使得广大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二战后的美国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改进甚微。［8］

二战期间大批男人走上战场，国内劳动力奇缺，美国政府以“爱国”和“男女平等”的名义动员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战后，从战场上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政府又要求女性让出她们的工作岗位而回到家里做“贤妻良母”。政府态度的转变迫使许多女性重新思考两性的权力关系和性别角色的内涵。虽然美国的现代女权运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了新的生机，50年代出版的《纳洛斯》已为读者展现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思想和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的萌发，预示了美国的女权运动开始进入一个与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相结合的崭新阶段。因此，佩特里的过人之处在于她的前瞻性，她不仅仅继承了抗议文学的传统，还有所超越:如果《纳洛斯》只是个黑人女子和白人男子之间的爱情悲剧，它会因为黑人女性成为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受害者而让读者潸然泪下，但是却不会如此耐人寻味。作为同样遭受社会歧视的白人女性和黑人，林肯和卡米罗的交往是一个糅杂种族、性别和阶级因素的多方位权力争夺，他们的爱情悲剧中除了种族和阶级的差异以及卡米罗的已婚身份等因素的干扰之外，男权思想和女权主义的交锋也是随处可见。

西方传统认为男性是比女性优越的性别群体;在两性关系上，男性主动、女性被动才是合适的。男性在两性关系上具有强权地位，并持此强权占有、使用、掌控女性。［7］35但是，在非洲黑人的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明显，传统的黑人家庭多由一个男性化的“超级女人”(superwoman)掌管，她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又兼具男性的坚强意志与凌人盛气，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母系氏族制家庭仍然被看做是黑人的规范家庭模式。因此，有些当代白人社会学家认为，在白人种族主义社会中黑人受压迫的最可悲的现象是黑人社会的女权制对黑人男性的“阉割”，似乎恢复黑人的男性权威就能解决种族不平等。林肯虽然从小就生活在黑人社区之中，但他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白人主流文化的教育，在家里又常常受到艾比对他进行的白人价值观的灌输，他的成长无疑受到了主流社会父权文化的影响。在白人父权偏见的误导下，林肯希望通过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权威来改变种族的不平等现状，或者，他希望通过对白人女性的歧视来表达他对白人社会的反抗。因此，他虽然着迷于卡米罗的优雅与天真，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他的男权思想。他对卡米罗的权力欲与支配欲表示不满，他甚至认为两人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不是种族和身份的隔阂，而是卡米罗的强势。［6］317

林肯与卡米罗初遇时由于夜色与大雾的遮掩，两人互不知晓对方的肤色乃至身份，但是，当林肯听说卡米罗深夜来此黑人社区是因为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这一地区的“低劣住房和猖狂犯罪的联系”［6］62时他觉得可笑，因为他不但对女人谈论政治表示反感，而且认为女人如果想成为工程师、政治家或医生，她们的美貌简直是上帝造人之时的多余之举。他在卡米罗不理解他时嘲笑道:“不要再猜测我的意思了。你是如此貌美以至于你已经无法思考。”［6］90当卡米罗谈到她获得硕士学位后原可当个大学教师时，林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无法想象［6］95。

林肯与卡米罗看似才貌双全，旗鼓相当，因为两者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曾有过征服且拥有全世界的梦想，但前者是黑人清贫家庭领养长大的黑人孤儿，一黑人酒吧的男招待，后者却是白人显赫家族特雷德威的唯一继承人，一名时尚编辑。在父权文化的阴影下，卡米罗的浮华生活与事业并不能满足她的成就感，她期望通过征服男人来掌控世界。由于她不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也不愿在男权社会的性政治法权的支配下采取绝对服从的态度，她不但红杏出墙，而且在婚外情的过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9］，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均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因此，卡米罗对丈夫的背叛可视为美国现代女权主义的萌发，是对美国战后社会性政治的颠覆和道德规范的挑战。林肯由于种族和阶级地位的卑微，他只能通过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而掌控经济实力和权力的卡米罗却不愿与林肯分享权力，从而导致两人多次冲突。

林肯最初还能勉强接受自己的被支配地位，他没有直接表达不满，但是他的内心已暴露出他的不满。林肯对于这种从属的地位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出于爱而尽量去容忍与包容;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好像沦为种植园时期的黑人性奴，或是被包养的小情人［6］150，不但他的男性自尊受到伤害，他的种族地位也被蒙羞。由于林肯无法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领域找到并享有自己的权威，无法获得对自身权力的肯定，他不得不奋起反抗，希望能以男人为主的方式继续他们的关系，结果遭到卡米罗的反对，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由于卡米罗的主动求和，林肯的男性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两人的关系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但是，当夜宿林肯家的卡米罗被艾比误作白人妓女而连夜赶出家门时，卡米罗恼羞成怒，不但不接受林肯的道歉还痛斥他为“黑杂种”［6］257，无情地践踏林肯的男性自尊和种族地位。当林肯从报上新闻得知卡米罗是已婚富家女时，他感到震惊与羞辱。因为如果考虑到两人悬殊的阶级地位与家庭背景，人们自然会怀疑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否真实;如果失去爱情的华丽包装，林肯就是一个可怜“玩具”，一匹可供买卖的“种马”，一个被包养玩弄的对象。由于艾比对其灌输的传统道德观，也由于林肯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使他了解了太多关于白人对黑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林肯的自尊战胜了爱情，因此，他决定退出。

林肯的放弃说明他无法应用自己在性别等级上的优势来刺穿森严的阶级和种族的划分，但是卡米罗不愿就此认输，她并没有领悟林肯坚决退出的真实理由，却误以为他是爱上了其他黑人女子。卡米罗无法接受自己在这场两性与种族的权利之争中成为失败的一方，所以她彻底崩溃并作出丧失理智的选择。结果，林肯成为种族和阶级歧视下的牺牲品，而卡米罗也成了种族偏见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三、掌控与被掌控之间

“阶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轴心”［10］，除了纠缠在上述男女主角的性权利之争中的阶级斗争外，特雷德威家族和曼姆斯镇居民之间的矛盾也是阶级问题的集中体现，是黑白恋悲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当一些社会群体受到种族或性别歧视的影响后其结果通常以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10］，特雷德威家族对小镇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它对小镇经济的垄断上。特雷德威家族是小镇唯一声名赫赫的白人家族，小镇的经济基础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家族的兵工厂。该工厂原来只是个机器车间，卡米罗的父亲在一战前把它扩大并完善成一家兵工制造厂，并逐渐成为小镇的经济支柱。这个家族和小镇的居民之间形成掌控与被掌控的关系，两者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把时间和地点也看作财产所有关系中的内容，拥有财产并掌控生产方式的资本家也同时掌控时间和地点”［11］，因此，即使在卡米罗的父亲过世之后，小镇的居民依然盲目地依赖与顺从这个掌握在卡米罗母亲手里的资本主义权威，甚至连起床与就餐的时间也以工厂的鸣笛声为标准。虽然大家都听说特雷德威太太成为寡妇之后一人持家，重整家业使其起死回生，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个女儿［6］270。这就说明了为何一开始林肯对于卡米罗的身份毫不知情，也才会越陷越深。

作为女性，卡米罗属于父权文化下的一个受控制、受支配的“次”群体，但是，家庭阶级地位的优势使她成为一个“好似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被宠坏了的骄傲的孩子”［6］85。卡米罗的经济实力和阶级地位为她的婚外恋情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经济基础，她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习惯于指挥并时时表露出她的优越感，无论是约会的方式还是林肯的穿着打扮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当林肯得知卡米罗的真实身份时，最使他感到恼怒的不是受骗而是卡米罗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由于两人地位的悬殊，林肯开始否认卡米罗对他的爱，他甚至认为卡米罗的感情是白人至上的经济特权的伪装，因此，他在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说:“因为你的财富，条条大路都为你敞开，而我只是你的一个收藏品。”［6］315

此外，在这个黑白恋悲剧的推进过程中，特雷德威家族对于听从于它的统治的所有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在他们的影响下，特雷德威的管家先生麦尔肯·保勒，一个整洁温和的黑人最终却成为一个“犹大”式的人物，帮助特雷德威太太把无辜的林肯送往不归之路。小镇日报社的社长在特雷德威太太的威逼利诱下放弃了自己的种族责任感，把一份19世纪废奴主义的日报逐渐变身为特雷德威家族的代言工具。他不断听从特雷德威太太的指示来隐瞒甚至歪曲有关林肯等黑人的事实，从而使得正义的替身成了上层阶级控制下层思维的傀儡。正是由于特雷德威家族的强大势力与阶级优势，他们藐视法律和正义，并企图采用自己的手段来解决法律问题，最终导致林肯的冤死与特雷德威家族的丑闻。

四、结 语

虽然《纳洛斯》初看只是一个有关于战后种族矛盾的爱情悲剧，但是男女主角的黑白恋情已涉及性别、种族和阶级三种不同政治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结合。这场跨族裔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并不仅仅是种族矛盾，还包括父权制的影响和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在这个事件中每个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错，它就像一个雪球，我们大家都推了它一把。”［6］415种族、性别和阶级乃至社会舆论、新闻媒介等多个方面的关系相互交织与影响，共同促成了黑白恋悲剧的发生。

佩特里对于赖特的超越在于她不再单纯地认为黑人的悲惨命运是种族歧视的必然产物，而是认为每个人的命运和经济、阶级、个体视角的局限性以及性别等相联系;她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种族歧视的问题，还包括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受害最深的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关注。《纳洛斯》通过如实地反映美国社会现状来提高不同族裔美国人的觉悟，震撼读者的灵魂，促使美国社会发生变革，并表达佩特里对全人类进步的人文主义终极关怀。该文本不仅反映了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还参与创造它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历史，从而形成新历史主义中文学和历史的互文关系。《纳洛斯》的多层次主题和人文主义终极关怀对20世纪60年代后大批涌现的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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