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探析

徐 松 岩 夏 万 芳

(1.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2.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重庆 400715)

斯巴达公民人数与土地集中的关系探析

徐 松 岩1夏 万 芳2

(1.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2.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重庆 400715)

土地制度是考察斯巴达城邦兴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土地发生了猛烈的集中，由此造成公民人数剧减。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首先，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已明显呈下降趋势，但其份地制度似乎未发生显著变化;其次，造成公元前4世纪公民人数继续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于土地猛烈集中所致。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土地集中

在古代斯巴达历史发展中，土地制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黑劳士制度是城邦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考察斯巴达城邦兴衰的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因而一直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参与过有关研究和讨论，［1］［2］［3］［4］［5］［6］(pp.385ff.)［7］(pp.378ff.)［8］［9］［10］但是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早在1957年，F.W.沃尔班克教授就指出:“斯巴达土地制度的问题是斯巴达制度研究这一模糊的领域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11］(p.728)在国际史学界诸多研究成果中，英国学者P.卡特里奇所著《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的危机》，被公认为古典时代斯巴达历史研究中最有份量的著作，该书也就相关问题加以阐释;苏联著名古史专家И.М.季雅科诺夫等也曾对斯巴达的土地制度和黑劳士制度作过卓有成效的探讨。［12］［13］(pp.102－117)

国内有关论著大都强调古典时代后期希腊诸邦奴隶制发展，大土地所有制流行，土地兼并和集中日益加剧。在论及斯巴达历史时，学者们往往把公元前4世纪土地迅速集中和公民人数减少作为必然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新近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卷》作者指出，在斯巴达，“公元前4世纪初，土地私有化发展很快，原来属于国家、不能够转让和买卖的土地可以公开进行转让，开禁的后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公民人数大幅减少，由从前的4万人锐减到2000人左右，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仅剩下1000人”。［14］(pp.161－162)

《世界史·古代卷》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第一，自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斯巴达土地迅速集中，并由此导致公民人数锐减;第二，公元前4世纪初，原属于4万公民的土地集中到2000人手中，到前4世纪后期，更集中到1000人手中。果真如此，则斯巴达的土地集中程度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笔者拟考察相关史实，结合以上论点，就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的变化与土地集中的关系作粗略探讨。

一 公民人数减少及其原因

在所有涉及斯巴达土地制度以及黑劳士制度的史料中，最重要的是古典作家修昔底德、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记载。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纵跨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前4世纪末，他们熟悉和关注斯巴达的现实状况甚至长期生活在那里，可以说是斯巴达历史发展变化最近的见证人。

早期斯巴达土地制度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公民份地的平均分配，即每位公民均享有一块由城邦分配的面积大致相等的份地。这种份地制度是其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与黑劳士制度密不可分。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初，是斯巴达土地制度一个相对平稳期。传统上所说的来库古改革所划分的9000块份地，从这时公民人数上也得到某种印证。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斯巴达拥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约有8000人［15］［16］(Ⅶ.234.2)，①除在境外作战的士兵外，通常按一定比例有一部分士兵留守国内。本文所引古典著作除了另注明者外，皆据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英文对照本。这个公民数字比较可信，因为它与普拉泰亚战役(前479年)时斯巴达陆军兵力(5000战士［15］(Ⅳ.10.1;11.3;28.2;29.1)［17］(Ⅴ.64))状况是相符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到，斯巴达在“某个时期公民数确实不少于1万人”，［19］(1270a36－37)这是现有史料中关于斯巴达公民的最大数字。

然而，《世界史·古代卷》作者却指出，“在斯巴达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约9000户4万多名斯巴达公民”。［14］(p.139)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因为在斯巴达，只有那些年满20岁的男子才拥有公民权，所以说斯巴达有4万公民是严重失实的。据某些近代学者估计，9000户斯巴达人若按每户人家4口计，公民连同他们的家眷，总数大约3～4万人。这就是说，公元前5世纪初，斯巴达公民人数8000～9000是大致符合历史实际的。根据笔者的考察，其后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呈不断减少之势，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是地震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发生强烈地震，普鲁塔克说斯巴达城因强烈地震几乎被夷为平地，仅有5间房屋保存完好，［20］(ⅨⅥ)［21］(Ⅳ.24.6)人员死伤惨重。狄奥多拉斯记载说，仅拉哥尼亚就死了2万多人。［22］(Ⅺ.63)值得注意的是，地震中死亡的人口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因而必然对其后一段时间人口出生率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其间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的损失，也导致了他们人口减少。公元前418年曼丁尼亚战役至少有300名斯巴达人阵亡;［17］(Ⅴ.74)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斯巴达人损失400;［23］(Ⅵ.4.15)成年男子死亡，其份地大概仍属于该家庭其他成员所有;男主人不在了，女主人很可能成为土地所有者，主人的女儿亦可分得一份地产。这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重要表现，其间史料中出现“女继承人众多”的情况［19］(1270a20－24)，大概就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这一史实。嫁妆制度也许公元前5世纪及其以后对于斯巴达妇女拥有较多财产发生过一定影响，进而对于公民人数的减少起到某种促进作用，但并非主要原因。

其次，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去充当雇佣兵是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又一重要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邦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战争，直接导致了以挣钱为目的职业军人阶层的出现，一次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他们的“失业”，充当波斯国王或某些权贵的雇佣兵成为他们的一条重要出路。公元前401年，希腊“万人军”随小居鲁士参与波斯内战，揭开了希腊人到波斯充当雇佣兵的序幕。在色诺芬的战友中，有不少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士兵。其中有斯巴达人克利尔库斯带领1000重装兵、800色雷斯轻盾兵和200名克里特弓箭手。［24］(Ⅰ.1－2)斯巴达当局还直接派遣克里索甫斯率700名重装步兵加入小居鲁士的远征军。［24］(Ⅰ.4)从色诺芬的记载来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的“职业”。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人跨海前往波斯充当雇佣兵的情况更为流行。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与波斯国王在伊苏斯交战时，波斯国王手下至少有3万训练有素的希腊籍雇佣军。［25］(Ⅱ.8)而据英国学者N.G.L.哈蒙德的研究，此时波斯军中的希腊籍雇佣军有5万［26］(pp.666－667)。显然，这些军人不是临时招募的，而是此前一个时期已经到达的。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无疑是兵源供应地之一。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伊始，便特地派克连德到伯罗奔尼撒招募兵员，数月后他就带回4000希腊雇佣兵［25］(Ⅰ.24;Ⅱ.20)，可为佐证。

最后，美塞尼亚的独立是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减少的重要原因。在斯巴达土地制度和黑劳士制度研究中，以往研究者往往忽视了由于以底比斯为首的波奥提亚人攻入伯罗奔尼撒、原本臣服于斯巴达人的美塞尼亚人重新获得解放这一历史事实。这一史实的重要后果表现在:其一，大多数的黑劳士从此摆脱了斯巴达人剥削和奴役，使其黑劳士制度遭受沉重打击;其二，造成斯巴达国土面积骤减，斯巴达自公元前7世纪末以来一直拥有的土地数量减少大半;其三，“平等者公社”中那些原本习惯于依靠剥削黑劳士(美塞尼亚人及其后裔)为生的斯巴达人，必然因此而难以谋生。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认为斯巴达的衰落是由于男子缺乏和财产制度失当，显然是避重就轻，因为在留克特拉战前斯巴达的男子就已所剩无几;同时，亚氏对斯巴达失去对美塞尼亚的统治权只字不提，却着重强调公民子女众多而导致公民地产被不断分割，进而导致公民的贫困化。［25］(1270b1－5)亚氏还提到，那时斯巴达全国土地的将近五分之二为妇女所有［25］(1270a32－33)。显然，这五分之二的土地是指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所有，这些妇女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民之妻，二是公民之女，有些妇女可能身兼两种角色。男主人或许已死，或许还活着，但不在斯巴达境内。另外还有约1200－1500户(即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三)的土地仍在以男人为户主的家庭控制之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斯巴达全国土地”，不包括已经获得独立的美塞尼亚在内。由此笔者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斯巴达的领土(拉哥尼亚)上，大约生活着2000－2500户斯巴达人，其中五分之二的家庭已没有成年男子(土地控制在妇女手中)。

因此，斯巴达公民人数的变化轨迹大致是清楚的。公元前418年曼丁尼亚战役时，斯巴达国家兵力总数包括皮里阿西人在内共约为5000人。［17］(Ⅴ.68.3)按照斯巴达公民和非公民各占一半来估算，斯巴达公民人数为2500左右。这就是说，在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过半，土地制度似乎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公元前394科林斯战争时年约有2500人，［4］(p.308)［23］(Ⅳ.2.16)及至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时，斯巴达陆军兵力仅有700人，［25］(Ⅵ.1.1;4.15，17);J.M.摩尔认为这意味着能担负兵役义务的斯巴达人总数约为1200人;［10］(pp.131－137)［27］(p.93);A.H.M.琼斯估计有1300人;［2］(p.134－137)P.卡特里奇认为至多有1500人;［4］(p.308)亚里士多德在撰写《政治学》时，有能力担任战事的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到不足1000［19］(1270a29－3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斯巴达的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政者对妇女的放纵，以及妇女的贪婪和穷奢极欲;另一个原因是缺少男子，因而一战失利(留克特拉之战)，便一蹶不振［19］(1269b－1270a40)。

公元前5世纪初斯巴达公民人数的由8000－9000减至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的2500左右，似乎都不是土地兼并和集中造成的;而从2500人减至1000人左右，也与土地高度集中关系不大。

二 公民人数减少并非土地集中的结果

可以看到，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公民人数的减少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公民人数减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土地私有制发展是完全有可能与公民人数的迅速增长同时出现的，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公元前5世纪与斯巴达公民人数不断减少相伴随的，也并不是显著的土地集中。

以往研究者对于斯巴达公民人数在古典时代后期日益减少、“平等者公社”土崩瓦解的原因的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加剧而引起的贫富分化，二是认为子女共同继承份地的制度以及女继承人的众多又导致了土地的集中和公民群体内的贫富分化，其最终结果都是导致众多下层公民的贫困化以至破产，从而失去公民权，公民人数剧减。

毋庸否认，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和集中、馈送、遗赠、嫁妆、嗣女婚姻等都是导致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广大公民的贫困化，进而成为导致其人数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方面证据往往有些苍白无力。

学者们经常提及的造成土地集中的证据有两则:其一，斯巴达统帅吕山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携带巨款回到斯巴达。据色诺芬记载，其中有小居鲁士提供给他的军费结余款470塔连特。［23］(Ⅱ.3.8)但是，这些钱并未挪作私用，而是如数上交给拉栖代梦人。［23］(Ⅱ.3.9)后来，普鲁塔克也认为吕山德本人并不腐化，却强调金银的涌入，对斯巴达社会风气有不小的影响。［28］(XXX)虽然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钱用于私人购置、兼并土地，从而导致大批公民破产;其二，普鲁塔克提到，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初，有一个名叫爱庇塔丢斯(Epitadeus)的监察官，他提出一条法律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公民有权通过赠送或者遗赠的方式处置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财产。［29］(Ⅴ)但是，国内外都有学者对这项立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4］(p.167)［10］(p.137)［30］(pp.110－112)值得注意的是，古典作家中唯有普鲁塔克提及这一立法。普鲁塔克距那项立法改革400余年，而同时代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斯巴达宪政做过系统研究，对份地和公民人数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尤其是色诺芬多次去过斯巴达并且定居于斯巴达人所赠赐的土地上，但他们却都对此项立法只字未提。看来，近代以来学者们的怀疑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斯巴达极盛时期的国土包括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两大部分。拉哥尼亚的面积明显小于美塞尼亚，而且前者大部分为山地，后者素以土地肥沃著称;［1］(pp.3－6;228－229)美塞尼亚人是斯巴达人黑劳士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学者甚至认为，“斯巴达份地的实质是其公民对征服地区土地的瓜分，而这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塞尼亚土地的瓜分”［30］(p.103)。因此，如果说，征服美塞尼亚，可以使斯巴达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公民及其家人得以脱离生产劳动，反之，美塞尼亚的独立，同样是他们无法维持其寄生生活、无法保持其公民权的最主要原因。［3］(pp.194－199)

美塞尼亚独立后，斯巴达原有的8000－9000块份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不再属于斯巴达人所有;同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黑劳士摆脱了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这就是说，在斯巴达全盛时期，依靠剥削拉哥尼亚的黑劳士生活的斯巴达人大概也不超过3000户，而公元前4世纪后期还有约2000－2500户。

《世界史·古代卷》作者(第139页)所说的4万“公民”，与该书后面(第162页)所说的2000、1000“公民”，绝非同一个概念。这样，该书作者无形中就把斯巴达土地集中程度至少夸大了将近20倍。不可否认，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土地转让的频度空前加快。但这个速度是相对于公元前6－5世纪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而言的。由于公元前371年以后斯巴达土地总量急剧减少，使得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范围，不得不局限在拉哥尼亚境内;这里公民和份地数量变动不大，土地集中的程度和规模，看来都是很有限的。

土地兼并和集中，固然有可能导致公民数目的减少。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程度就是被严重夸大了的。现代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古代史料的误导，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继续前行。事实上，公民数目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或主要地由土地兼并和集中引起的。看来，关于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史料的匮乏，恰恰是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因为这样的史实原本就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单单是一个史料“匮乏”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主张斯巴达土地发生过高度集中研究者并未提出多少确凿的史实证据，而是重点关注公民人数减少的情况，把它视为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直接后果;斯巴达土地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由其公民人数锐减而得出的一种推论。

当然，古典时代斯巴达土地私有制是有所发展的，其主要表现不是经营规模的急剧扩大，而是私有观念的发展以及私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国内研究者在考察斯巴达土地制度演变时，一般并未列举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具体史实，却一味强调土地集中造成公民人数减少，或者有公民人数减少而直接推论土地高度集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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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itizens and Concentration of Landholding in Sparta

Xu Songyan Xia Wanfang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 2 Middle School Attached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Land system wa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tudy of Spartan history.A long-term popular standpoint in academia was that Spartan land had fiercely centralized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431-404 B.C.)，and made considerable reduction to the number of her citizens.Actually this is not so.Firstly，the number of citizens had been clearly downtrend in the 5th century B.C.，but her land system remained stable throughout.Secondly，the continued reduction in the citizen numbers in the 4th century had come from various aspects，not mainly by the land centralization.

classical age;Sparta;the number of citizens;concentration of landholding

K12

A

1673－0429(2012)02－0025－05

2011－11－06

徐松岩(1963—)，男，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古典文明史。

夏万芳(1977—)，女，重庆垫江人，西南大学附中历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