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兼备两种课型的思考＊

周舜南

(广东科技学院管理系，广东东莞523008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一门兼备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历史课特点的课程。它要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使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与道德素质得到提高。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课。它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通过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变、端正思维的方式、方向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掌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做深入分析与探讨，让学生了解国情、社情、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及社会发展规律。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它的教学模式，还应当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它不能是空洞的理论推理与道德说教，传授的内容应该是能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与学习兴趣的、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亲切感人、具有一定感召力的史实。作为历史课，还要讲究历史的真实可信、体现历史的系统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反对射影史学，反对把片面的、有选择性的史实作为理论说教、道德说教的论据。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中，为了实现这两种不同学科的课型的有机统一和融通，让学生在两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就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 赞扬革命与反对民粹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就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革命是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历史教学无疑应当尽力地讴歌之，赞美之。但是，这种赞美，是给某个革命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是肯定其正义性，而决不能连它的落后、偏激、极端的一面也一起颂扬。否则，就会滑入民粹主义的泥坑。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北美特别是俄罗斯的思潮与政治运动。其思想理论的表现形式是极端平民化的倾向，极端地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民粹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此相对应，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社会精英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行为方式往往表现为激进与暴力。认为平民自发性的政治运动是唯一可以诉诸的方式。他们视革命道德至高无上，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革命道德高于一切法律和秩序，把打砸抢烧杀也视为革命行动、正义行为。民粹主义虽然有正义、崇尚全民利益、直接民主、反帝反专制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暴民政治、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盲目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民粹主义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左右、蛊惑，成为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暴君产生的温床。这样的民粹主义往往是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盛行的地方，社会长期不得安定，广大平民大众没有安全感，最终得不到好处。列宁一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整个地推翻民粹派的全部纲领，同时又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并毕生与之斗争。毛泽东说:“民粹主义最终会变成反革命”，并指出:“民粹主义在中国和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1］。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平民，同样也不能没有精英!社会如果没有精英的管理、精英创造性的劳动，精英的胆识，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粹主义有诸多表现:如太平天国的屠城、消灭工商业、杀富济贫行为，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湖南农民运动中农会权利至上随意杀死地主的行为等等。“文革”中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抢夺军队武器进行内战、武斗，更是把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这些行为虽可以逞一时之快，于民于国却有大害。由于过去在历史教育中，对这些行为不适当地给予了歌颂、赞扬或者未加深入地批判，以至于到今天经济转型时期，民粹主义再次抬头!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官黑勾结等社会问题，成为了新的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与气候。网络上，仇富、仇官、仇教师、仇医的言论如潮水般地汹涌。杀官杀警的罪犯，被一部分人称为“英雄”。有些人高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万岁!”“没收房地产商的房子无偿地分给最需要房子的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瓮安、什邡、启东等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发现许多90后、80后青少年的身影。这种情形难道不值得警惕吗?每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师，难道可以熟视无睹吗?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既要肯定人民革命运动的正义性、合理性，旗帜鲜明地批判“告别革命”的观点;也不应该赞赏其非理性、非理智、妨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行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高扬法治、人文精神，鼓励通过协调、沟通、妥协的方式来调整各个人群的利益关系，缓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二 为现实政治服务与确立学生唯物史观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育功能如果定位为为现实政治服务，其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让学生了解国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理解现实，认可现实，懂得现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从而自觉地加以维护，并忠实地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决策、路线与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若以此作为实现其教育功能的唯一目标，就会失之偏颇。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可能为了论证某个观点，只选取单方面的、片面的、有选择性的史实作论据，而不注意考察历史的全部和整体，那么学生获得的知识就是不完全的、扭曲的，就会误导学生。

毛泽东在批评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思想片面时说他们评价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到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2］反观我们的教材、许多人的论文和网上流传的教案，就有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标签化，脸谱化，定格化，非好即坏。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要么是生来就顽劣的妖魔。对史实的评述，说教多，灌输多，空泛的议论多，而对史实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则很不够，尤其是对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很不够。比如我们对党在过渡时期与探索时期的许多举措的分析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就嫌不够、不透，不符合1980年6月党的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的论断。如果不能辩证地讲述这一段历史，又怎么能够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尔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

如果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育功能定位为确立学生的唯物史观，其目标就是确立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掌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思想观点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凡事养成分析的习惯，使学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持真理、坚守信念，站稳正确的立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课程教学最首要的原则是反映历史的真实，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真实的东西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最感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历史人物的活动，从来就不完全是受个人的意识支配的，必然受一定的客观环境和集团利益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环境下去分析，防止一点论，防止苛求古人、前人。这是师德的要求、史德的要求，也是每一个正人君子做人的原则。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我们培养的学生，就一定会形成偏激、片面、极端以及定势的思维方式，缺乏分析的习惯。这种情况的恶性发展，就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使青少年对现实政治产生抵触情绪。当他们从别的途径获得真实的信息后，就会怀疑教师乃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文革”中红卫兵的疯狂破坏行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

世界上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典制也都是复杂的。即使是名声很不好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头头如段祺瑞、吴佩孚等，其廉政不贪、在日本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也是可钦可点的。媒体人张木生说:“一个健康的民族，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对外国，对中国都一样。已经过去的历史，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都需要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是无法封锁更不能篡改，用不着解构更不用重构，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力。”［3］这话是有道理的。从古到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有识之士，包括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襟怀坦白、没有私利的，因而不需要掩盖什么，隐瞒什么，一生都只为追求真理!

事实上，课程教学如果放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标，学生唯物史观的形成就难以落到实处。反之，没有学生唯物史观的形成，则课程教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了，也很难持久。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能急功近利，顾此而失彼，给党的教育事业带来不必要的危害。有的教师在教学中把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观点拿出来让学生批判。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为什么就不能相信学生，让学生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比较、辩证，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一定要给予他们先入为主的结论呢?

三 树立学生民族自豪感与树立其忧患意识的关系

一个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精神支柱，集中体现于该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精神风貌、价值趋向与道德规范。因此，加强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具有紧迫性和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应该把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复兴和现代化，作为制定教学目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唯一主题，始终不渝地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归属感，引导他们认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从而具有坚定的国家观念、理想信念和责任使命感。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忠诚热爱祖国，并把这种情感落实到行动上，即报效祖国。

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包括典章制度、经济文化成就、科技发明等)、层出不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发明家、文学艺术家等，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救国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锲而不舍，使中国终究不亡的精神，以及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都能够使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教学中应该充分发掘这些内容，强化学生的这些心理要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向学生挑明我们民族光明、辉煌、阳光后面的隐忧，尽力培育学生的忧患意识。只有爱之深，才有痛之切!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会有两重性。如果只看到国家光明的一面而高扬，而歌颂;看不到其背后的瑕疵而自恋，或竭力掩饰，容不得批评指正，讳疾忌医，不是爱国的表现!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在爱国忠国、以国为荣的同时，为了祖国的进一步繁荣昌盛，也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居安思危，以先知先觉的理性思维，发现、探求繁荣后面的隐忧，长鸣警钟。在近代中国，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忧患民族的存亡，就不会把对国家的深爱之情，付之于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的精神，不断地对自己的施政进行认真的反思，在历史上作出了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分析党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错误及其原因。胡锦涛在2011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告诫全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赞扬那些满怀忧国忧民之志的改革家、社会病理学家、那些勇于承错承责的有识之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官场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分化等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危及到政权的安危。我们的教师不能避讳，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正面应对，并激励学生为实现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针对当前文革思维有所抬头的情况，我们还要对教材论述不足的有关我们党在肃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反右、反右倾尤其是文革中的失误及其后果，作比较深入的探讨。

［1］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