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视角

朱云章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中原经济区建设】

河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视角

朱云章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紧密相关、在城乡间转移与城镇化紧密相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是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预期形成的复杂微观决定，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区域非农产业集体转移，宏观上表现为转移目的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预期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工业化、城镇化联结在一起，使得城镇化水平对工业化发展的弹性在短期、长期分别表现出滞后和超前的特征。在构建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局部调整—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基础上，运用河南省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可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转移

河南省作为人口、农业和新兴工业大省，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协调发展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把积极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鉴于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紧密相关、在城乡间转移与城镇化紧密相关，本文拟就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决策与宏观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业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产业、空间再配置的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是在一定制度环境下，以劳动力个人或家庭为单位，在综合考量转移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预期成本收益之后做出的一种微观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如果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集体转移，考虑到非农产业在一定地域的不断积聚和发展，那么，这种劳动力转移在宏观上必然表现为在劳动力输入地出现基于非农产业累积性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城镇化水平的相应提升。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特征与微观决策的复杂性

1.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制度相关的特征①可以从多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特征进行总结，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只是给出与制度相关的特征。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种“流动”而非“迁移”。政府的态度及其政策的变动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户籍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管理制度，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了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劳动力迁移的特征——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是在城乡之间“流动”而很难实现由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也就是说，即使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城镇地区长期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很难取得其工作所在地的城镇户口，他们的户口只能留在劳动力输出地的农村。因此，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洪流之中，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举家外迁的比例很小，最多也只是表现为全家“流动”；而且，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劳动力依然与留在输出地的农村家庭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农村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据我们对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题调查数据，在外出劳动力中，变更了户口的只占全部有劳动力外出户的3.5％，举家外出的只占有劳动力外出户的16.6％，夫妻同行的占有劳动力外出户的20.8％。①我们依托2009年成立的河南科技大学嵩县山区生态经济系统试验研究站，组织河南科技大学部分师生于2009、2010和2011年假期就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涉及到的微观数据均来自专题调研数据。

二是，转移的组织方式以依靠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其他成员的社会资本实现自发转移为主。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二元分割的特点，城乡不同区域间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分布、传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在劳动力转移的正规组织方式缺失条件下，农户家庭和农村劳动力只能通过以血缘、人缘和地缘纽带为主要载体的个人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所传递的劳务信息实现向城镇地区的就业转移。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全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通过亲友、熟人介绍外出就业的比例高达47.9％，通过市场中介组织联系外出的只有4.8％，由政府组织介绍外出的只占4.3％。

三是，转移就业的兼业性与季节性仍然比较明显。河南省作为人口和农业大省，人地矛盾突出，参与转移就业的农户家庭十分珍惜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由于观念转变相对缓慢的主观原因和转移就业难以融入城市的客观限制，参与转移就业的农户家庭依然把分得的土地视为支撑家庭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所以，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就业的兼业性与季节性特征仍比较明显。调查显示，仍有占全部调查农户68.5％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兼营了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兼业农户占全部兼业农户的38.1％，以非农业生产为主的兼业农户占全部兼业农户的47.4％，两者并重的占14.5％。

2.农村劳动力转移微观决策的复杂性

其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决策。我们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决策看作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从增加家庭整体收入出发的一种理性结果。［1］即从农户家庭的整体出发，一部分劳动力参与转移就业，另一部分劳动力留在农村从事农业，依据特定信息渠道形成的对转移就业成本收益的预期，从家庭成员的预期总收入减去家庭成员的预期总成本后的净收益角度出发，如果净收益为正，农户家庭就会做出支持部分成员参与转移就业的决策。显然，预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2］鉴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部门以非正规部门为主，而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波动相对不稳定；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实际状况与预期情景发生偏离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二，转移决策内容的阶段性。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特征，从农户家庭转移决策的目的出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一种动态特征，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无法一次性完成，只是一种农村劳动力在不同空间、产业间的“震荡”配置。这种“震荡”配置的初级阶段，转移决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比较迁移目的地和留在农村的预期净收益后决定是否转移就业及去哪里转移就业；通过“震荡”配置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转移决策内容的重点则考虑是否永久性定居城市及举家迁入城市；在结束“震荡”配置定居城市后，仍需要对是否迁移户口成为当地合法性永久居民做决策。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阶段性特征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这种“震荡”配置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而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结在一起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则是多种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进程。

3.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时滞现象

参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非农产业后，需做出是否在输入地永久性定居的决策。决策的依据假定为永久性迁移到城镇后的家庭预期净收益是否会高于一直留在农村时将会获得的预期家庭净收益。［3］显然，此时较制定是否“外出打工决策”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如搬家费用，在当地购房、租房和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费用。从参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生活特征来看，“大多数农民工还无法承担城镇住房、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所以很难举家到城镇定居，只能饱受家庭分离的煎熬”。［4］选择非永久性迁移成为相当大一部分参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随之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震荡”配置特点。这种“震荡”配置造成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水平）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震荡”而波动；非永久迁移者很难成为当地城镇居民的实际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迁徙过程延长、城镇化进程放缓。因此，参与转移就业的农民家庭从开始考虑迁移到最后成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动态行为选择过程，而且在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约束及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较低、融入城市缓慢的现实困难制约下，农户家庭的迁移决策还可能延迟或取消。从而导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比，由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结起来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势必出现滞后和动态效应。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结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分析

从宏观层面考虑，城镇地区非农产业等现代部门发展越快，一般而言当地工业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就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就业概率和净收益也就越大，必然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乃至农村家庭向这一城镇区域“流动”或迁移，从而最终促进当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但是，基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是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城镇区域非农产业等现代部门发展程度的预期与实际状况可能存在较大误差；考虑到预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关键性作用，吸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推进当地工业化发展必须随着工业化实际进程进行调整。因此在制定未来城镇化率的预期时，需要根据修正的预期工业化水平对城镇化率的预期进行调整。［5］为此我们引入以下条件公式：其中，Xt为非农产业等现代部门发展（工业化）水平的现值，X*t为非农产业等现代部门发展（工业化）水平的预期值，参数y为工业化水平调节系数。也就是说，当期工业化水平的预期值X*t等于前一期工业化水平预期值?再加上一个修正项，该修正项y（?1-?是前一期工业化水平预期误差值（?-?）的一部分。

从理论层面分析，只有特定区域城镇化指标保持在一定水平，才能保证该地区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保证当地经济、人口及社会健康发展。与非农产业等现代部门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相对应，应当存在一个预期的最佳城镇化率与之相匹配。但是，考虑到实现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是一项复杂的动态迁移行为过程，具体迁移进程不仅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将受到诸如户籍和社保制度约束、农户家庭条件、农村劳动力素质等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极端情况下农户家庭可能会延迟或者取消迁移决策。显然，这就使得由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结起来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势必出现滞后特征和动态效应。如果把这种农户家庭的微观决策行为映射到宏观层面，就会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的预期水平在农村劳动力“震荡”配置的单一周期内不能完全实现，而城镇化水平的实际变化仅仅是预期水平变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城镇化水平现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关系表示为如下：其中，Yt为某地城镇化水平的现值?为该地城镇化水平的预期最佳值，δ为城镇化水平调整系数，它代表城镇化水平的调整速度；δ越接近1，表明城镇化水平调整到预期最佳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就越快；若δ＝1，则Y＝?，表明城镇化水平的实际变动与其预期变动相等，调整在当期即可完全实现；若δ＝0，则Y＝Yt-1，表明城镇化水平的当期值与上期值相同，城镇化水平完全没有调整；一般而言，0＜δ＜1。

二、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把由农村劳动力转移联结起来的预期城镇化水平与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预期水平的关系用下式来表达：将公式（1）和（2）代入公式（3）中，消除不可预测的城镇化水平期望值?和工业化水平的预期值?。我们会得到如下方程：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关于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之间关系的模型。我们将这一模型简化为：

其中：

城镇化水平对工业化水平变动的长期弹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模型事实上属于局部调整—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Durbin提出了检验这种模型一阶自相关h的统计量检验法。

h统计量定义为：

其中：n为样本容量，DW为杜宾-瓦森（Durbin-Watson）统计量，var? ）为滞后被解释变量Yt-1的回归系数的估计方差。Durbin证明了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的假设下，h统计量的极限分布为标准正态分布，即h～N（0，1）。因此，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可以用h统计量判断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自相关。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则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

从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主要流向城镇地区的第二、三产业，而且在第二、三产业的分布比重比较平均（见表1）。从宏观角度考虑，本文选择非农化率作为考察工业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非农化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以城镇化率表示，城镇化率的大小是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

表1 2009-2010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三次产业构成

（二）样本数据选择及来源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城镇化水平（CS）、工业化水平（FN）数据皆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11（见表2）。

表2 1995-2010年河南省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数据

（三）数据处理

本部分对河南省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局部调整-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消除方差的影响，对它们取自然对数，得到LNCS、LNFN序列（见表2）。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必须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直接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将导致伪回归问题。本文运用软件对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模型回归，［6］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结果见下页表3和表4。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数据LNCS和LNFN具备一阶单整特征，在5％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作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4 单位根检验结果

（四）模型参数选择

利用相关数据对模型（5）进行估计，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根据公式（8）计算出h统计量的值为：h＝-1．53467

在显著性水平下α＝0.05，查标准正态分布表可以得到临界值，hα??＝1.96，|h|＝1．53 467＜hα??＝1．96，因此模型误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五）模型分析

εs＝β1＝0．079103，表明河南省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在短期内对城镇化只有比较微弱的积极影响，即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只会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0.079个百分点；这一变量并不显著，说明短期来看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根据公式（7），城镇化水平对工业化水平变动的长期弹性为2.39，即河南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最终带动河南城镇化水平提高2.39个百分点。因此，从长期来看，河南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比较紧密。鉴于城镇化对工业化的长、短期弹性都是正值，说明河南省的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尤其表现为短期弹性太低，表明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工业化发展的响应较慢，存在比较严重的滞后性；具体而言，河南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短期内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却又会超越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受信息渠道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水平的限制，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得到关于非农产业（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就业岗位增加的信息，导致其基于可得信息形成的转移就业预期净收益水平偏低，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相应扩大，因此，短期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水平；而且，受到制度环境和家庭条件及劳动力自身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在短时间内业很难转化为城镇居民；短期内的这种城镇化率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状况，容易造成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和一方面城镇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的局面；甚至，这种短期内用工短缺的表象，会制约河南省城镇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延缓工业化进程。

从长期来看，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扩大，关于城镇地区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水平的信息会沿着以血缘、地缘和人缘为纽带的非正规渠道向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农村劳动力基于可得信息形成的转移就业预期净收益水平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也迅速扩大；从长期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存在着一种自加强效应，这种基于转移预期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边际量，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超过工业化发展水平提升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的边际量；结果就是实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将超过非农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实际就业岗位数量，造成在城镇地区存在隐性失业但农村劳动力又向城镇部门大规模转移并存的现象。

总之，在短期内，河南的城镇化水平不会随着省内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化）而出现相应的大幅度提升，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但从长期来看，河南的城镇化水平却会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而大幅提高，最后往往又会大幅超越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化）水平；导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两者不相协调，而且这种不协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表现形式交替出现；如果不加以积极引导，这种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工业化、城镇化不协调就会与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行周期叠加在一起，放大区域经济波动幅度，不利于河南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建议

第一，考虑到工业化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积极影响，解决河南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必须诉诸于河南工业化水平的大幅提升。

第二，搭建城乡劳动力供求信息平台、推进河南省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预期、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效率的重要基础。

第三，利用中原经济区在政策上“先行先试”的优势，破解农村劳动力融入城镇地区的制度瓶颈，是提升河南城镇化水平的制度保障。

第四，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是保障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推进河南省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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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云章.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关系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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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43-159.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ZHU Yun-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China）

Rural labor transfer is in contact with industrialization or urbanization by transferring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or between village and city.The decis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is a kind ofmicro decision，based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ng and expectation forming.Inmacro，we often see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urbanization in immigration areawhere rural labor transfer happen.Anticipation is a key factor inmaking decision of labor transfer，by which industrialization is contacted with urbanization，and urbanization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response to industrialization.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based on local adjustment adaptive expectation model and related data from Henan Province.Some pieces of advice designed to promote rural labor transfer is put forward，aiming to advanc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Henan Province；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labor transfer

F320.2

A

1672-3910（2012）05-0035-06

2012-06-08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FJJ035）；河南省科技厅2011年度软科学项目（112400420006）；河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10QN0012）

作者简介：朱云章（1976-），男，河北隆尧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要素配置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