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文化经历对柳宗元、刘禹锡南荒贬谪生活的不同影响

周玉华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00）

一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可谓中唐文坛两位重要文学家，他们交情甚笃。两人才华相当，而且“二十年万事同”，贞元九年（793），二人同登进士第，十年后，又一起由地方调入京城，刘为监察御史，柳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柳宗元 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永贞革新”惨遭失败后，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联合反击中，王叔文革新集团主要成员或被杀害获遭贬谪，这就是中唐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与柳宗元开始都被贬谪僻远的湖南，刘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则贬谪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十年后又分别迁官更为僻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和柳州（今属广西）。贬谪南荒之地，乃是二人一生中极大的不幸。其贬谪乃唐宪宗李纯联合宦官、藩镇以及保守官僚对革新集团的彻底反击的结局。得罪了皇帝，在封建王朝时期那是永没有出头之日的。宪宗曾下诏说即使有大赦，刘、柳他们也永不在量移之限。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不论刘、柳二人如何请朝中大臣向当权者求情，也依旧没有改变他们外迁的命运。

刘、柳二者都历尽了长期的贬谪生活，其贬谪之情是无法排遣的，因此他们都以伟大诗人屈原为抒怀对象，不仅学习屈原文创作上的南方地域色彩，并且在人格精神也效法屈原的高洁品质，保持了正直怨愤的情怀。如《旧唐书》卷160《柳宗元》云：“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亦云：“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柳宗元在贬谪永州不久，就写了《吊屈原文》、《惩咎赋》，借哀悼屈原而感叹、怨愤自己不公的遭际。清人林纾评曰：“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讶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1]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就以招屈亭为邻，《旧唐书》卷 160《刘禹锡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

并且，他们都还在诗文中寄寓了贬谪的忧愤与愁苦。如刘禹锡被贬朗州，“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刘禹锡“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2]。因此，他刚到朗州不久，就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表达了自己贬谪的悲苦与无可奈何的情怀，其诗曰：“三秀悲中散，二毛伤虎贲。来忧御魑魅，归愿牧鸡豚。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日夕上高原。”（《刘禹锡集》卷22）元和十五年（805），他被贬为连州刺史，在衡阳与柳宗元分道赴贬所时作《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诗曰：“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皇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日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刘禹锡集》卷37）

柳宗元比刘禹锡的愁苦怨愤似乎更多，他在衡阳与刘禹锡分别时的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使灌缨。”（《柳宗元集》卷 42）诗中既有对无辜遭贬的忧愤，也有与刘禹锡相互撑持，患难与共的勉励之情。元和十年（815）以后，柳宗元贬至柳州刺史，其心情也更加悲愤苦闷，表达在诗文中也就更加沉郁难堪，如其代表作《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曰：“城上高楼捷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集》卷42）其诗寄予四位密友，情怀哀怨悲苦。后人评曰：“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弃，犹《楚词》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寄慨遥深。……言同在瘴乡，以伤谪宦，况音书不达，雁渺鱼沉，愈悲孤寂矣。”[3]因此，尚永亮先生在《论元和五大诗人的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中说：“这种在客观上存在三个阶段，即在严诏催迫和吏役驱遣下，踏上生死未卜的贬途；到达贬所后，由于自然、社会等异质文化环境的多方面侵袭刺激，贬谪诗人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随着贬居时间的延长，贬谪诗人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日趋强烈，直至导致性格的变异。”[4]由此可见，贬谪对刘禹锡、柳宗元来说乃是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它使得二位作家的后期生活打上了浓重的悲剧烙印，也让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元和贬谪文学的代表。

二

但是由于青少年的经历不同，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南荒贬谪生活中的心绪与表现可谓大相径庭。

刘禹锡在贬谪之初，其沉沦苦闷之情可以相见，但他在长期的贬谪中逐渐调整了心态，找到了与青少年经历相似的心灵契合点，不仅在创作上自得其乐，除咏史怀古诗之外，还从民间歌谣土风中汲取营养，还写下了一大批通俗生动的风土民情诗；虽然多次遭受贬谪，但他没有屈服打击而是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不屈的人格精神，可谓愈挫愈勇。

第一，刘禹锡青少年在江南生活了较长时间，对江南文化较为熟悉，容易融入南方贬谪地的文化环境，找到文化认同感。刘禹锡与柳宗元都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但相较之下，刘禹锡受南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刘禹锡青少年时期在江南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他在自传中说，其父天宝末应进士，遂遇安史之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刘禹锡集》卷39《子刘子自传》）“初，上人（按指灵澈）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刘禹锡集》卷 19《澈上人文集纪》）据贾晋华《皎然年谱》，其事在建中元年（780），刘禹锡即从之学诗。刘禹锡生长于吴越江淮间，其诗风受江南诗人影响颇大。他在诗中常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吴地生活，其《送裴处士应制举》诗说：“忆得当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事今共梦想间，想看一笑且开颜。老大希逢旧邻里，为君扶病到方山。”（《刘禹锡集》卷28）少年时代的吴地生活，使他熟悉吴声，他以后能在乐府民歌方面具有独特的成就，也颇得力于此。

由于少年时期较长吴越之地的生活，使刘禹锡对南方倾注了无限的感情，以至后来的诗文中常以“越郎”、“越客”、“江南客”自称。“越乡忧不浅，怀袖有琼英”“（《刘禹锡集》卷36）”“吴娃足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刘禹锡集》卷 32《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余少为江南客”（《刘禹锡集》卷24《金陵五题并引》）。

青少年较长时间的江南生活，也使刘禹锡对南方文化心存亲切感，因此他也容易接受贬谪之地的音乐、民俗、民歌，在融入、汲取当地文化的过程中，消解内心的苦闷与怨愤。《新唐书》卷 168《刘禹锡传》云：“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里悉歌之。”《旧唐书》卷 160《刘禹锡传》亦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

刘禹锡从贬谪之地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创作出了具有民歌气息的《竹枝词》。他曾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刘禹锡集》卷27）又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刘禹锡集》卷27）因为他小时候熟悉吴声，故在50岁为夔州刺史时，还能从异地音乐中，辨别出类似吴声的音乐。

因此，任半塘云：“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歌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传唱。”[5]另外，刘禹锡在夔州时创作的《蹋歌词四首》、《竹枝词》十一首、《纥那曲二首》、《杨柳枝词二首》、《堤上行三首》等乐府体诗歌，都体现了吸取了南方贬谪地的民歌的特点，这也充分反映了青少年所接受的江南文化对刘禹锡贬谪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

第二，刘禹锡青少年时接触、学习了儒、道文化，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又能够较好地融合起来，从而呈现出乐观、昂然不屈的精神状态。刘禹锡一再声称自己的祖上“世为儒而仕”，父“亦以儒学”（刘禹锡《刘禹锡集》卷 39《子刘子自传》）“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刘禹锡集》卷14《夔州谢上表》）“清白家传遗，诗家志所敦”（《刘禹锡集》卷22《武陵书怀五十韵》）。这就说明，刘禹锡出生和生长于一个儒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士大夫家庭。从少年时起，儒家推崇的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的道德人格就逐渐植入刘禹锡的内心，即使遭遇挫折，其内心始终保持着刚健不屈的精神状态。

另外，刘禹锡少年时期也接触了道家文化。刘禹锡有《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二首》。从诗意来看，此兄信奉道教，去王屋山隐居：“古来成道者，兄弟亦同行。”“春来山事好，归去忆逍遥。”殷尧藩有《奉送刘使君王屋山隐居》诗，从殷诗云“使君”及“尘缘难着眼，晚兴寄青云”等语，可以看出此兄生平。也可以看出刘禹锡少年时期接触并对道家思想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道家推崇的则是超越、逍遥、柔顺的自由状态，向往人生的真诚质朴、闲适自然的生活。

这样，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逐渐融合了少年时接触、学习的儒、道文化思想，从而呈现出理想的人格精神——那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保持高洁而不屈的品性。刘禹锡富有理想，虽然长期的贬谪生活让他因不能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而深感苦恼，但他能很快走出悲伤，调整心态，随遇而安，展示出“内儒外道”[6]的文化精神 。

正如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所言，非学其诗体，乃学其诗意。刘禹锡与阮籍一样，也是“使气以命诗”的。其第一首云：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他自认从小就怀抱雄心大志，具有远大的理想，不趋炎附势，但是由于涉世不深，对复杂的纷繁的社会现实、变幻无穷的政治风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只相信做人要象绳墨一样正直，这首诗通过回顾自己的政治经历，从政治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挫折，才能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更加珍惜自己与朋友的情谊。

贬谪中，刘禹锡还有两首著名的诗反映了他的不屈精神。一首是《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城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唐孟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言：“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初为连州刺史。”后诗引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事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提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集》卷24）不仅感慨深沉，而且寓有政治变迁的过程。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云：“刘梦得初自岭外召还，赋看花诗云：‘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以是再黜。久之又赋看花诗云：‘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讥刺并及君上矣。晚始得还，同辈零落殆尽。有诗云：‘昔年意气压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来零落尽，两人相遇洛阳城。’有云：‘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盖自德宗后，历顺、宪、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与裴（度）、白（居易）优游绿野堂，有‘在人称晚达，于树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漫天。’其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如此。”

三

相较刘禹锡贬谪生活中的乐观、不屈的精神状态，柳宗元在贬谪生活中更多的是悲观、痛苦。元和元年（806）到达永州后，柳宗元贬谪悲苦无法排遣，作《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行路难》等以自况，心绪愁苦，如同万里孤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卷43评曰：“《笼鹰》、《放鹧鸪词》，意皆以自况。盖初谪永州后有感而云也。”

柳宗元不仅作诗以寄予自己的愁苦之情，他多次写信给上级官员，希望他们为自己求情，上书给朝廷，乞求回京，但是都未能奏效，于是在长期的贬谪与寓居中，柳宗元十分沮丧，倍感悲哀。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自称：“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常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其情形甚是可怜，又说：“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恂恂然。……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诚忧恐悲伤，无所告愬，以致此也。”此书乃柳宗元“谪永州已五年，与京兆尹，望其与之为地，一除罪籍”。此书用词诚挚，哀情动人，将自己谪居的诸般无奈与悲哀一一哭述。

又如《与杨京兆凭书》中亦将谪居生活的痛苦及担忧坦诚说出，文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之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搔挠内生，霾雾填擁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以及“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独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闾，立家世，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兢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在《与萧翰林俛书》也有寓居不适的叙述：“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瘮懔，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月作。用南人槟榔余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

长期的贬谪使得柳宗元身心俱疲。由于气候、水土不适，柳宗元身体较为虚弱，又染上南方常见的病症（如引文中所说的几种皮肤病），这使他更是希望回到家乡与亲人相守，政治上的锐气已消磨殆尽，他在书信中将早年的政治热情和活动视为“年少好事”，认为自己之罪乃“谤人”所为。如《与萧翰林俛书》中称自己：“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使裹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踰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与裴埙书》亦曰：“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同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诪张排恨，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郵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寄许京兆孟容书》亦言:“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虽然他多方向人解释、求情，极为自责，并且还极力贬低自己，但还是未能起作用，这让他更为失望，心情也更为沮丧。为了排遣心中得郁闷和悲哀，忘却内心的痛苦，他将目光投向山林和寺庙。

因此，山水游记寄予他的孤寂，让他暂时获得了心灵的休憩，但由于没有也无法真正适应南方的生活，他依旧游离于孤独与无奈的边缘，无法获得生活的乐趣。

虽然，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也有过江南生活的经历，柳宗元为他父亲柳镇作神道表，称“天宝末”“遇乱”，“举族如吴”。“常吏部命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愿为宣城令。’三辞而后获，徙为宣城。”（《柳宗元集》卷12《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但柳宗元与刘禹锡不同的是，其父虽居吴，而在京城中尚有里第。故柳宗元曾说：“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柳宗元集》卷13《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这样，他在成年后虽然还常忆及吴地生活，（《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诗云：“羁贯去江介，世仕尚函崤。”（《柳宗元集》卷34）但他相对刘禹锡而言，离开京城、在南方生活的时间很短，对于南方生活大多存贮是想象中的美好映像。因此，当他真正贬谪到南荒之地的时候，现实与记忆中的景象反差太大，他自然无法适应南方的气候、风俗民情，也就无法融入南方贬谪地的生活。

另外，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尤其是其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武丁）、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道统”，与韩愈之说相呼应。他认为，孔子集先圣之大成，“夫子之道阂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他声称读书作文“其归在不出孔子”，一生努力为“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但他不赞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条以矜世取誉。他特别强调通经以致用。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这也是为何柳宗元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并且还能在贬谪地关心当地百姓的生活，写下了与“苛政猛于虎”齐名的《捕蛇者说》，提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在柳州做刺史时，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柳宗元为何难以在贬谪生活地自得其乐，缺乏刘禹锡的积极、昂然不屈的精神，这也与他自幼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很有关系。

柳宗元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她对佛教的虔诚也影响了柳宗元。

柳宗元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其时，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

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等的关系，又称赞在同时代的那些“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后在流贬过程中，柳宗元又与许多和尚交结，佛教思想对他的浸染很深。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在这一点上，柳宗元主张兼收并蓄，勇于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取其韫玉”，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

柳宗元对待佛教，是以儒学为价值标准，取其“有益于世”者，援佛以济儒。他将佛教思想与所受的儒家教育结合，形成了特有的调和儒释的思想，这为他后来形成了“统合儒佛”的思想。“统合儒佛”在柳宗元身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不爱官，不争能”，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柳宗元自然不能象刘禹锡那样，在贬谪中能够随遇而安，坚持乐观、不屈的精神。

由于对南方生活的不适应，再加上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虽然并未能完全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但由于疾病缠身，又加之过分愁苦与自责，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在柳州病逝，终年不到 50岁，可谓英年而逝，令人叹惜。

[1]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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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陛云.诗境浅说[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尚永亮.论元和五大诗人的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J].吉首大学学报,1997,(2).

[5]任半塘.唐声诗·总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