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晁、陈二志的唐集著录

樊 昕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高峰时期，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就保存前人文献而言，宋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一，注意搜集和保存前代文献，从而推动了相关整理工作;其二，印刷术的发明，使各种成果得以保存和传播;其三，书商的出现，促使书籍商品化而更便于流通。［2］正因为文化上的提高与丰富，宋代私人藏书风气比起前代要浓厚，所藏无论数量还是学术价值，都可以和官方藏书相媲美。这一时期，出现了尤袤、宋绶、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等家拥数万卷的大藏书家，其中，“惟昭德晁氏、直斋陈氏二家之所著录，则真有宋一代私家目录中之最有典则者也”。［3］《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两部书目，是宋代众多书目中之“最有典则者”。这里所谓“典则”，是就藏书的范围、质量以及围绕这些藏书所作的描述、编订、考辨等学术工作而言。前人已从版本价值、目录学史意义等角度探讨了晁、陈二志的诸多特点(郝润华、武秀成的《晁公武陈振孙评传》包含了晁、陈二志研究的最新成果)。然而对于具体类目，尤其是集部类目上的考察，则鲜有留意者。本文通过二志集部所著录，考察唐人文集在宋代，尤其是在私人著录中的存在状态。

一、《郡斋读书志》的唐集著录

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澶州清丰(今河南清丰)人，约生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4］《郡斋读书志》(以下简称《晁志》)初成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终成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1184)，而最终的二十卷定本，当不迟于淳熙十四年(1187)。［5］《晁志》是晁公武在任四川转运使时，得其上司井度藏书，加上自己的旧藏并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多卷而成的。《晁志》的版本也颇为复杂。这部书的初稿，是晁公武的门人杜鹏举刊刻的，是为四卷的蜀刻本。但这个本子不够完善，晁公武作了大量的增订后，约于淳熙十四年，由另一门人姚应绩编辑刊行，是为二十卷的蜀刻本。至淳祐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重刊蜀刻二十卷本，是为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重刊蜀刻四卷本，并命赵希弁对照自己藏书，“删其重复，摭所未有”，成《读书附志》一卷，与四卷本合刻，总为五卷，称为《读书前志》。次年，又将赵希弁据二十卷衢本所编的《读书后志》二卷和《二本考异》，并《读书前志》为七种，是为袁州本。由此，《晁志》便有了衢本和袁本两个系统。衢本源自蜀刻二十卷本，由晁公武修订;袁本源自蜀刻四卷本，又加入了赵氏自己的藏书与考辨。二本互有补充，足可反映宋开国(960)至淳祐十年(1250)近三百年间的图书，特别是唐人文集的存在情况。

晁公武采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次序，将所录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下设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文说类。别集类中所收书极多，又分为上、中、下三部。本文要考察的唐人文集，就集中在卷十八《别集类中》与卷二十《总集类》。据笔者初步统计，别集类共著录唐人文集146种，总集类著录唐人文集10种(本文统计以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为主要依据，其以衢本为主，校以袁本)，总计156种。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晁志》唐集提要，对于了解唐集在宋代的存在状况，有重要价值。

(一)忠实著录原貌

唐人文集流传到宋代，几经兵燹，保存原貌已很不容易。宋人看到的唐人文集，多为残帙。晁公武在著录这些唐集时，特别注意其原来面貌的交代，如杨炯《盈川集》二十卷解题云:

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又如苏颋《许公集》二十卷，解题云:

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再如《李峤集》一卷，云:

集本六十卷，未见。今所录一百二十咏而已，或题曰《单题诗》，有张方注。

对文集有何人作序，晁公武也做了忠实的记录:

集有独孤及序。(《皇甫冉诗》二卷)

集有皇甫湜序。(《顾况集》二十卷)

另外，对于文集的物质形态，也有详尽的描述，如《刘绮庄歌诗》四卷解题云:

唐《四库书目》有《绮庄集》十卷，今所余止四卷，诗三十二，启状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升平(元)四年重题”，印其文曰“建业文房”，本内“密”字皆阙其画，而“超”字不阙，盖吴时所缮写也。

不仅描述了原集的纸墨与用印，而且根据集中文字阙笔，利用避讳判断其所属年代。《晁志》对唐集面貌的记述，对当时补阙唐集和辨别唐集存亡、真伪等工作，非常重要。

(二)详叙唐集编制始末

现今能看到的唐人文集，大多经过宋人搜集整理。《晁志》的一些解题，则向我们展现了宋代学者在保存唐人文集的工作中所作的努力。以李白集为例，其解题云:

白集旧十卷，唐李阳冰序。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凡歌诗七百七十六篇，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献及唐魏万所纂白诗，又裒唐类诗洎刻石所传者，通李阳冰、乐史集，共一千一篇，杂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

这段解题用精简的语言记录了李白集在宋代的编录过程。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时，李白因事永王璘获罪，后投靠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疾亟，将“草稿万卷”交与李阳冰，阳冰据以编成《草堂集》二十卷。但这个本子编得不够理想，又因战乱而残缺。宋初便有学者做了增订和重编的工作。乐史于咸平元年(998)作《李翰林别集序》曰:“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诗歌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6］宋敏求写于熙宁元年(1068)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在叙述了李阳冰、乐史的编制工作后又说:“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同舍吕缙叔出《汉东紫阳先生碑》，而残缺间莫能辨，不复收云。”［7］这之后，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8］对作品的写作年代作了考证，并重新编排。以上可见，晁公武的这段解题，充分利用了乐史、宋敏求与曾巩所作的三段序跋，择其精要，清晰展现了李白集在宋代的制作情况。

又如《孟郊诗集十卷》的解题云:

集宋次道重编。先时，世传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赠郊句，纂成《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余不为编帙，杂录之，家家自异。次道总拾遗逸，摘去重复，若体制不类者，得五百十一篇，而十联句不与焉，一赞二书附于后。郊集于是始有完书。

孟郊诗集，《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为十卷，《崇文总目》作五卷。今存最早刻本是北宋宋敏求所制作的十卷本，《晁志》的这段解题，即本于宋敏求所作的《题孟东野诗集》一文。宋敏求对当时“家家自异”的孟郊诗作了总结性的编纂，“厘别、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杂题、哀伤、联句十四种，又以赞书二系于后，合十卷”，遂使孟郊的诗集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本子，《晁志》评为“郊集于是始有完书”。此后的孟郊集，都来源于《晁志》著录的这一宋本。

(三)备载故实

晁公武作为一个藏书家兼目录学家，在忠实记录版本状况、编辑经过的同时，也不忘记这些唐集本身所负载的文学功能，注意在解题中载入当时的文坛故实，以提升解题的丰富性。如《骆宾王集》十卷，其解题云:

及败，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逢之于灵隐，已祝发为浮屠矣。

又如赵嘏《渭南诗》三卷，解题云:

杜紫薇读其《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因谓之“赵倚楼”云。

对于晚唐人钦慕贾岛诗风这一文学现象，解题中也屡有记录:

慕贾岛为诗，铜铸为像，事之如神。(《李洞诗》一卷)

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孙晟文集》三卷)

另值得一提的是，晁公武已注意到了唐代诗歌“采诗入唱”的声诗现象:

长于歌诗……每作一篇，乐工以赂求取，被声歌，供奉天子。(《李益诗一卷》)

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被于管弦。(武元衡《临淮集》二卷)

以上是《晁志》所录唐人文集的一些显著特点。至于解释书名、叙述作者行历、说明写作缘由，晁公武在著录这些唐集时也均有涉及，本文不详论。

二、《直斋书录解题》的唐集著录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陈志》)的成书时间，现已无文献明载。据考证，其撰写年代，最晚是在淳祐五六年间，即公元1245至1246年间，［9］但因为一直没有刊印，所以很难确定其成书时间。《直斋书录解题》现存最早者，为元代残钞四卷，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成二十二卷本，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使得《陈志》有了印本。清代中叶，卢文弨根据其他藏书家所藏残卷，编成了一个五十六卷的新本，是为《直斋书录解题》最为成熟的本子。［10］《陈志》的撰写、成书，均在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之后。南宋私家藏书，大概以陈振孙为最多，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即云:“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11］足见时人对《陈志》的重视。不仅如此，即使与政府藏书相比较，也不逊色，多有胜出之处。

《直斋书录解题》分四部共五十三类，集部下设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7类。唐人文集集中在总集、别集和诗集三类。据笔者统计，总集类著录唐人文集18种，别集类著录唐人文集74种，诗集类则著录171种，三类合计著录唐人文集263种。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晁志》所著录的156种。其所著录的唐人文集，亦有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视版本考辨

作为一个嗜书如命、藏书万卷的大藏书家，陈振孙特别注重对所藏唐集版本的甄辨。这些唐集的解题中，灌注了陈振孙广罗众本、详细比勘的良苦用心。

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序文视前本加详。(《骆宾王集》十卷解题)

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于他处本，而此集编次尤无伦。(《王右丞集》十卷解题)

蜀本但载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隐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遗》一卷，《中兴颂》、《五规》、《二恶》之属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元次山集》十卷解题)

刘禹锡作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用所传穆伯长本。(《柳柳州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解题)

今本七十一卷，苏本、蜀本编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年谱》一卷又《新谱》一卷解题)

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能言其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勦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最为善本。(《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解题)

相比《晁志》所录唐集，《陈志》的版本信息要丰富得多，有蜀本、建本、江州本、苏本等多种。陈振孙特别注重对蜀本唐集的考察。我们知道，唐人文集在宋代有两次较为集中的刊行。一次是蜀刻本唐人别集。四川是我国刻书业的发源地，北宋时期，先后刊刻过“眉山七史”、《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文献，还有多种唐宋诗文集。今存蜀刻唐人文集较多，且自成体系。约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蜀地刻印过一套十一行的唐人文集，今存《李太白文集》、《骆宾王文集》、《王摩诘文集》三种;至南宋中期，又有一套十二行本的唐人文集刊行，如《孟浩然诗集》三卷、《皇甫持正文集》十卷、《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孟东野文集》十卷、《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等。这批唐集的特点和《陈志》中屡屡提到的“蜀本”相合，很可能属于解题中提到的“蜀刻《唐六十家集》”的系统。［12］

(二)重视个人的读书感受

不同于一般的藏书家，陈振孙在著录唐人文集时，融入了自己的读书感受，从而使《陈志》的唐集著录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

维诗清逸，追逼陶、谢。……余每读之，使人有飘然独往之兴。(《王右丞集》十卷解题)

稹初与白乐天齐名，文章相上下，出处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阉宦得相，卒为小人之归，而居易始终全节。呜呼!为士者可以鉴矣!(《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解题)

商隐本为古文，令狐楚长于章奏，遂以授商隐。然以近世四六观之，当时以为工，今未见其工也。(《李义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解题)

余尝书其后云:“读此编，见其饰智矜能，夸荣殉势，益知子陵、元亮为千古高人。”(《追昔游编》三卷)

余尝言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鱼玄机集》一卷)

这些解题，在审美趣味、出处行事、文体发展等角度，反映了陈振孙作为一个近唐的宋朝人，对前代先辈及其文学遗产的认识。以上两个方面，或能代表《陈志》所录唐集有别于当时其他书目的特色，然而要深入考察唐集在宋代的存在状况，则需要将《晁志》与《陈志》作比较观视。

三、晁、陈二志所录唐集比较

将《晁志》和《陈志》所录唐集作对比，可以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宋开国至淳祐年间近三百年唐人文集的存在状态。本节拟从集名不同、卷数不同、小集别出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集名不同

《晁志》和《陈志》所录唐集，二者显著区别是书名多有不同(表一):

《晁志》中著录的唐集，多以唐人本名命名，而《陈志》所录文集，基本都用唐人的字号命名。这反映了唐人文集经唐至宋，在编制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另外，也跟不同地区所刻有关。

(二)卷数不同

如果说，晁、陈二志中唐集名称不同尚不足以清晰反映这些唐集的存在状况的话，那么将二志中同一唐集的不同卷数对比，则更可看出它们在宋代的存在状态和制作情况(表二)。

由表二可见，晁、陈二志所著录的唐人文集，是有卷数上的差异的，其原因，应该是两人接触到的唐集版本不同(笔误原因除外，如《晁志》著录《李翰林集》二十卷，是晁公武

的误植。孙猛已辨其详)。李白、杜甫、韩愈等大家文集，在宋代多有整理刊刻，版本众多，这在二志中也有直接反映，而其版本源流，前人论述已详。这里仅就上表所列版本有差异者，略述一二。

表一

表二

1.陆贽集

陆贽的文集，《晁志》著录为《奏议》十二卷、《翰苑集》十卷，《陈志》著录为《陆宣公集》二十二卷。两集卷数看似一样，都为二十二卷，然《晁志》的《奏议》十二卷加《翰苑集》十卷，并不等同于《陈志》的《文集》二十二卷。《陈志》云《文集》有“《制诰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书奏议》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榜子集》十二卷”。也就是说，《陈志》的《文集》二十二卷，是合《翰苑集》与《榜子集》十二卷而成。值得注意的是，赵希弁《读书后志》卷下又著录了这个集子，题为《陆宣公文集》二十二卷，并说:“《读书志》云陆贽《奏议》十二卷，希弁所藏《制诰》十卷、《奏草》六卷、《奏议》六卷，凡二十二卷云。”可见，宋时所存《陆贽集》有二十二卷，其中《翰苑集》十卷，赵希弁称为《制诰》，《奏草》、《奏议》十二卷，即《陈志》之《榜子集》。而《晁志》所录的这个本子，除“《翰林集》外，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元祐中，苏子瞻乞校正进呈，改从今名”，也就是说，是北宋元祐年间的一个不完全本。这和陈振孙所著录的宋后期合陆贽奏议、奏草、制诰为一的，不是同一本。

2.张籍集

张籍的集子，《晁志》录为《张籍诗集》五卷，云“张洎为之编次“，《陈志》录《张籍集》三卷并云“川本作五卷”，又录《张司业集》八卷、附录一卷。可见，《晁志》所录的五卷本，当为蜀地刻本。又《陈志》著录《木铎集》十二卷，“张洎所编，钱公辅名《木铎集》，与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无者”。可知张籍的集子，宋时有三卷本、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三种。张洎《张司业诗集序》云:“自唐末多故，荐今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岁迨至乙丑岁，相次缉缀，仅得四百余篇，藏诸箧笥。余则更俟博访，以广其遗阙耳。”［13］张洎是唐末人，所说丙午至乙丑期间，他正仕南唐。他为编成张籍集，前后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余嘉锡云:“是洎原欲陆续搜访以求完善，故其所编，遂有数本，其作五卷或三卷者，初编之本也，盖即乾德乙丑以前所辑;其作十二卷者，续编之本也，所谓博访以广其遗阙者，后为钱公辅所得，名之为《木铎集》，以别于他本。”［14］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晁、陈二志中张籍集卷数的不同，即三卷本或五卷本乃张洎初编之本，十二卷本则是由钱公辅所得的本子，这些本子都流传到了宋代，为晁公武和陈振孙所收藏和著录。

3.柳宗元集

柳宗元去世后，刘禹锡编其遗草三十通，并撰《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某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15］是刘禹锡初编柳集为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四》首著录《柳宗元集》三十卷。《晁志》著录三十卷，盖本于此。但柳集经唐宋兵燹，已散佚不全，宋初穆修即云“《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16］经多方搜寻旧本，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编订为宋代最早的四十五卷本。《陈志》著录柳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并说:“刘禹锡作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本。”沈元用即沈晦。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沈晦在穆修所编四十五卷柳集基础上，重新作了编校。陈振孙著录的，当为沈氏本。由此可见，柳集的编校定型在北宋末南宋初已大体完成。

(三)小集别出

与《晁志》的唐集著录相比，《陈志》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在别集、总集类外，另设“诗集类”。诗集类小序云:“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余嘉锡指出:“外集皆诗也……别见诗集类。所谓集外诗，疑即指别集言之。”认为集外单行为别集。［14］1302这样的做法，在古今书目中颇为少见。这可能与南宋时诗集单行的情况有很大关系。南宋以后诗集单行很普遍。独自为类，可以避免某家别集、诗集重复著录的问题，又可以使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阅读。如《柳宗元诗》一卷别列在诗集类，标注云:“古律、绝句总一百四十五篇，在全集中不便于观览，因钞出别行。”又如《司空表圣集》十卷标注云:“别有全集，此集皆诗也。”这种情况，与书商有关。作为南宋临安最负盛名的书坊的主人，陈起父子刊刻了大量唐人小集，如《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卷、《朱庆余诗集》一卷、《李贺歌诗编》四卷。这表明，将诗集从文集中抽出单行，是书商出于商业目的的运作。还有一个原因:相比十几卷、几十卷的文集，小集单行，方便携带。李清照为避金兵，尽弃“连舻渡江之书”，“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17］周紫芝尝选《诗八珍》，“携古今诸人诗，惟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使小儿辈抄为小集，日诵于山中，行住坐卧必以相随”。［18］据笔者统计，《陈志》诗集类共有唐集171种之多。由表二也可见，自第19《孟浩然集》以下者，《晁志》所著录的卷数大都超过《陈志》，当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晁志》著录熊皦《屠龙集》五卷，而《陈志》仅一卷，但在解题中已说得很清楚:“集中多下第诗，盖老于场屋者。”一卷本显然是诗集，而非诗文全集。

除上述三个区别外，晁、陈二志还有一个显著区别:互有未著录的唐集。《晁志》中杨炯、王勃、李峤、戴叔伦、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皎然等人的集子，《陈志》均未载;而《陈志》中的约145种为《晁志》所无。

结 论

本文初步考察了晁、陈二志所录唐集的状况。所以选择这两部私家书志，是因为二志著录的唐集，在宋代都经由官方、学者和书商多次搜集与编订，其篇卷形态已趋稳定，很多已成定本。到晁公武和陈振孙的时代，这些唐人文集已流布较广了。另外，北宋官方所修的《崇文总目》已散佚，南宋官修的《中兴馆阁书目》仅有一个不及原书十分之一的辑本。在两宋私家书目仅存三家的情况下(另一家为尤袤《遂初堂书目》，已佚)，晁、陈二志对于保存当时唐集面貌的特殊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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