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U型反转

□文/李中英

必须通过加速改革、出台政策等措施来解除现有体制机制对提升消费的制约，释放被抑制的消费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下降，从过去的接近70%水平下降到不足50%。全省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即使与“金砖四国”相比，消费占GDP比重也明显偏低。例如，巴西和印度的消费率都接近60%，均高于浙江2010年的45.71%。消费率偏低，最终消费不足，使得内需转型迟迟难有突破，也使得整个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凸显。

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浙江消费率有望在得当的宏观政策作用下经历一场U型反弹，未来居民消费力尚存扩大空间。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加速过程中消费率呈U型变化，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刘易斯拐点后，随着劳动者报酬的稳步提高将带动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长。日本、台湾都呈现出“刘易斯拐点”和居民消费率上升拐点相伴出现的特征。从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上来看，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突出出来，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正在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改变消费率过低的状况、让消费拉动增长正在成为值得期待的突破点。

从浙江的现实情况来看，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起点。一是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推进阶段，居民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预期未来浙江城市化将以4%的年均增长速度推进，形成巨大的消费规模。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将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二是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消费市场规模正在加速扩大。近年来，浙江积极引导服务业发展，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措施，服务业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提高，加速撬动消费市场。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先推进，有助于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国际相关数据显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浙江率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继续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快保障房建设，有利于发挥其他消费潜力。高房价长期“绑架”消费能力，未来随着房地产调控取得成效和各类保障房建设的加快推进，如果房价能够回归合理区间并逐步稳定下来，则相当于为消费“松绑”，居民消费能力未来尚存较大提升空间。

总体来看，浙江中长期内可能经历一场消费率的U型反弹。但是，消费率反弹难以指望仅仅依靠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其实现有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导向，有赖于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改革，有赖于一系列富民惠民的政策措施。参考上世纪进入刘易斯拐点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比，不难发现，日本进入“刘易斯拐点”后，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居民消费迅速增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上升拐点。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未及时出台相应政策，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反转速度明显落后于日本。由此可见，政策支持对于消费率提升十分重要。

下一阶段，必须通过加速改革、出台政策等措施来解除现有体制机制对提升消费的制约，释放被抑制的消费能力。一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按照“两个提高”、“两个同步”的要求，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放到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高度重视低收入群众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缓解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二是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改善消费预期。加大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三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培育消费热点。目前包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内的应对危机促消费政策陆续到期，新的促进消费政策亟待出台。以顺应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为契机，鼓励消费者理性、环保、科学消费。四是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加大监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