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高山族的宗教学研究*

刘国旭 张嘉星 李冬哲

（作者刘国旭、李冬哲系南阳师范学院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张嘉星系漳州师范学院闽台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在河南省内，邓州市的高山族人口最为集中，主要集中分布在张村镇，2300多人，约60%为台湾高山族后裔，其中认定民族成分约有800余人，占该省高山族人口的87．74%，占中国大陆高山族人口的18．61%，由此成为大陆高山族第一市。已经在此居住了300多年。邓州 “台湾村”聚居台湾同胞数量之多、历史之久，在祖国大陆绝无仅有。

一、邓州高山族研究回顾

1983年涂征先生在 《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介绍邓州高山族的文章 《中原的 “台湾村”》，此后，涂先生先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介绍邓州高山族，引起海峡两岸学界的广泛关注。对邓州高山族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性的，一类是学术性的。介绍性的文献多是从现象出发，介绍邓州高山族台湾村的形成、历史过程与现状。如涂征以 “凝公”的笔名与涂重航先后在 《台声》（2003年第 3期）、《中州统战》（2001 年第 2 期）、《中州今古》（2003年第1期）、《寻根》 （2003年第2期）等刊物上的多篇文章，介绍邓州高山族；其他如高书桃、武福生等在 《中国统一战线》（2005年第 5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4月23日）上的报道与此相似。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在涂征等人的努力下，伴随着邓州高山族接连不断的报道，众多的高山族家谱在当地被发现、修复，一些相关的资料陆续整理出来，为后来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资料和证据。

对邓州高山族研究性的论著目前虽不多见，但大致勾勒了邓州高山族问题研究的框架和基本思路。《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刊登了数篇有关邓州高山族村的论文：陈建樾 《“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杜世伟 《河南邓州高山族 “闽营”背景初探》、郝时远 《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考辨》等，在学界引起轰动。陈建樾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邓州高山族作为一个屯垦移民群体，在近300年的落籍邓州期间，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多重本地化过程，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他在1983年以来的族群性重建，又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杜世伟在田野调查和查证相关地方文献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邓州高山族移民邓州的历史背景。郝时远就河南邓州 “台湾村”发现的 《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所记史实等内容进行考证，认为其并非清同治年间所修，应属现代作品，但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郝时远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辨其真伪，更在于由此展开了研究清季海峡两岸人员互动关系的新视野，也为研究邓州高山族社会变迁和海峡两岸民族关系打开了新的窗口。

与以上的论著相关，还有不少媒体关注了邓州高山族族群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互访、台商与邓州高山族之间的互访等，如《南阳日报》、《大河报》等。

总体说来，对邓州高山族的关注和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邓州高山族社会变迁提供了广泛而日益丰富的证据和论点，对海峡两岸的互动和对台交往铺设了更加贴切的话语背景。但应该看到，对邓州高山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是缺少全方位的视角进入深入的分析，二是继续加强大陆与台湾关系大背景下的民族关系研究。本文着眼于该移民群体的宗教信仰变化，并就其在整个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探讨一二，祈正于方家。

二、邓州高山族宗教信仰变迁

目前来看，高山族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不仅有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还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这些宗教信仰在高山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民众所接受，形成了原始宗教、佛教和西方宗教交错共存的局面。随着高山族的迁徙变化，各地高山族的宗教信仰有了不同的改观。

“宗教发展的历史与人的进化、文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因而它的意义不可低估。人类早期文化形式都与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物质文化如生产劳动、衣食住行，或是精神文化如语言、教育、原始艺术、宇宙观等，都依附于宗教的内容。”［1］邓州高山族和台湾高山族同属一支，但宗教信仰却不尽相同。考察这种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出高山族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演变轨迹，对当前恢复邓州高山族的民族文化、增加民族认同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一）与台湾高山族的对比

“文明起源方式形式的文化基因，不仅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形式的不同，更决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和思想传统。”［2］台湾的高山族有10个民族组成而非一个民族，包括邵族、阿美族、布农族、鲁凯族、雅美族、排湾族、曹族、泰雅族、卑南族和赛夏族。每个民族居住的地域、社会生产环境的不同，形成的民族文化也不完全一样。如布农族擅长木雕，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中，遵守一夫一妻的风俗习惯；卑南族、阿美族和雅美族则遵守母系社会制度等；邵族已完全汉化，本民族的文化消失殆尽；高山族尽管文化上各有侧重，但其作为整体民族的文化共性却是存在的，否则也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火垦与轮休耕、锹耕、猎鹿与野猪、悬挂兽骨、手纲与鱼荃捕鱼、弓箭、腰刀、木杵臼、矮墙茅屋、腰挂纺织、耳饰、拔毛、缺齿或涅齿、刳木、藤竹编篓、编席、口琴、鼻笛、轮舞、猎头与骷髅崇拜、亲族外婚、老人政治、年龄组织、男子会所、多灵魂观、鸟占与梦卜、室内湾葬、纹身、几何形花纹、亲子连名、双连杯与口饮等三十二种。”［3］特别是纹身的习俗直到近代还出现在老年人身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流日渐增多，文化传播范围及速度大大增强，其他民族文化对高山族文化带来冲击。汉族文化在17世纪后期，以佛祖、妈祖、土地公等为代表的宗教信仰进入高山族地区；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则在荷兰、西班牙侵占台湾时传入。虽然郑成功收复台湾，给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文化予以打击，造成其短时间中断，然而20世纪60、70年代，基督教、天主教传播速度加快，形成现代与原始宗教、佛教交错混杂的局面。

可以看出：台湾高山族在文化传播大潮中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邓州高山族在社会迁徙中产生汉化。而且对邓州高山族而言，文化整合力量产生了巨大影响，台湾高山族各族之间还存在社会制度、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别，而邓州高山族不再有族别之分，具有所有高山族的文化特征。“这显然是长期本地化和 ‘闽营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某种具体的现实利益驱动和经由民间知识分子想像与构建的结果。”［4］陈建樾先生的态度只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对于所谓 “现实利益驱动”的敏感问题，因为涉及民族成分的修改，当地的村民表示，这个说法他们不能接受。首先村民的经济条件比周边要好，并不穷，利益的诱惑不存在。第二，少数民族还有两个敏感的问题，计划生育和高考学生加分，这都是不存在的，当地农村计划生育已深入人心，即使更换了族籍，在计划生育上也没有实际的好处。由于经济基础较好，每年都有高考学生考大学，成绩也比一般的好，高山族村民周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家已经有两个学生读到硕士和博士了，要是靠民族成分加分，而不是真才实学，两个孩子不可能走得那么远。

（二）邓州高山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邓州高山族在社会变迁、文化异质化过程中，宗教信仰历经三个阶段的变化。

1、原始宗教信仰

高山族在民族文化产生的那一刻，宗教便应运而生，形成了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祀奉日月、星辰、山川、风云、雷雨等各种自然神，围绕着农耕、渔猎、征战、生育、婚丧、建筑、行旅等日常生产生活的祭祀活动达70多项。既有固定的宗教仪式，如农事祭祀，亦有临时的祭祀祭礼，如婚丧嫁娶等。高山族对祖先的崇拜体现在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对后代其中保佑作用，这与其他民族的祖先崇拜是相同的。不同的是高山族相信祖先的灵魂会依附于动物身上，和万物有灵观念交织在一起。“总之，祖灵崇拜不仅渗透到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了深入到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变成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柱。 ”［5］

2、外来宗教的传入

17世纪20年代以前，台湾高山族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普遍信仰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随着汉族大量迁移台湾，带来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方式，高山族在接受汉族先进的生方式的同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汉族的佛教、道教，特别是妈祖信仰在高山族中传播开来。荷兰1604年、1624年先后两次侵入台湾。西班牙在1626年登陆基隆，建立基地。1641年，同在台湾的荷兰、西班牙爆发战争，西班牙战败，撤离台湾。荷兰统治台湾时期，为了实现精神上的控制，派传教士在台湾南部进行基督教化活动；西班牙也将天主教传入台湾北部传入耶稣教于南部。许多高山族群众受洗礼入教。据1638年教会的视察报告，新港社人口1047人，几乎全部入教，其他各社大约也有十分之一的人入教。形成了西方宗教、汉族宗教和原始宗教信仰共存的局面。也就是说邓州高山族在屯垦邓州之前，以妈祖信仰为主兼及其他的宗教格局已经形成。进入内陆地区以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作为一个弱势移民群体在异质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同化。以功德碑为例，在 “台湾村”所有的清制功德碑上都没有族属来源的记载，在家谱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通婚记录，这恰恰就是他们不断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台湾村”高山族融入主流社会的历程至少到清朝末年尚未彻底完成。以到同治年间已 “衍至八辈”的陈氏家族为例，陈阿让的造访虽然使陈氏家族开始 “怀祖德泽，仰慕神伤，今据墓碣碑表、称主神龛，略纂家乘”，但修谱者却在家谱序言叮嘱后辈“弗必付梓，慎存传世”。一个弱势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艰难与困窘，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历代邓州方志都没有关于 “台湾村”和高山族明确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高山族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消融、同化。

3、宗教信仰复杂化

邓州高山族族谱记载，祖先是台湾高山族的依那思罗。1661年4月郑成功收复台湾时，15岁的依那思罗被征从军，被郑成功的部下黄廷将军收为马夫，1668年依那思罗跟随黄廷到河南邓州屯垦定居。身为高山族的族人，原始宗教信仰肯定是存在的。

图腾崇拜。邓州台湾村村民屋内，中堂上与祖宗牌位一般会并排挂着一幅画有蛇与牛的图腾，显然与中原文化相去甚远，给人以强烈的异乡感觉。

妈祖信仰。妈祖是沿海民众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妈祖原名林默娘，福建莆田湄洲屿人。据说林默娘生前行善积德、慈悲博爱、护国庇民，救助海上遇难者无数，保佑海上行船平安。相传船舶遇难时，只要口诵妈祖圣号，妈祖就会赶来营救，妈祖成为人们心中战胜大自然的精神力量。

沿海居民信仰妈祖，行军作战时妈祖神像也随军供奉。抵邓州后为谢妈祖庇佑之恩，黄廷偕闽营众官兵捐俸，在州城中建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妈祖庙——天后宫。

邓州市天后宫，原名天妃宫，始建于康熙七年 （1668）， 康熙二十三年 （1684）更名为天后宫，也称闽营家祠，是中原地区最大一处，位于邓州小西关，坐北面南，沿中轴线分布大门、戏楼、前殿、后殿及左右厢房等建筑。南北长约130米，东西宽近70米，占地9000余平方米。大门为石质，上嵌一石匾 “天后宫”。戏楼，砖木结构，硬山建筑，青砖灰瓦，脊饰鸱吻。建在高1米左右的砖围土台之上。北向，面阔三间，中间为舞台。前殿，砖木硬山建筑，青砖灰瓦，脊饰鸱吻，建在高1米左右的砖围土台上，南向，面阔三间，实为明三暗五，出前檐，南北进深8米，东西长约17米，高约2米，殿内正中供奉妈祖站姿镀金铜像。东西山墙外壁白灰地仗上分别楷书 “济”、“康”两个字。大门两旁楹联一副：“向四海显神通千秋不朽，历数朝受封典万古流芳。”横批：“踏海浪平。”后殿，砖木硬山建筑，青砖灰瓦，脊饰鸱吻，建于高1米左右的砖围土台之上，南向、面阔三间，实为明三暗五，出前檐，其体量大于前殿。南北进深约8米，东西长18米左右，高8米许。前后殿之间为间距4米左右的小天井院，天井院东西两侧的院墙上各辟一圆拱门，绕前殿东西山墙经圆拱门进入后殿。后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厢房以南的主体建筑两侧为庑房，东庑房为禅房及护院住房，西侧庑房为闽营兵营房，营房西侧为闽营兵操场。天后宫院内奇花异草美不胜收，古木参天，一派闽南风格。可惜先后毁于民国和现代学校校舍改造。

妈祖信仰在南阳地区不仅限于邓州，在南阳市老城区新街，同样有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天妃庙，根据山门题额应是“天后宫”，虽历经300多年，现仍存山门、天妃庙、奶奶庙等建筑，是南阳市惟一的市级妈祖庙文物保护单位。

到邓州闽营村走访，村民们说，除了城里有天后宫，在黄廷四大都督八大参将驻军的地方也有妈祖庙。另外，闽营人还建有小型妈祖庙，文渠乡尹洼的妈祖庙前十几年还存在。卧龙区七里园大寨村的陈鸿楚、陈鸿福来邓州寻访妈祖庙时说，他们村也有一座妈祖庙。据 《方城民俗志》载，方城营坊村等地也有妈祖庙。可见闽营人在南阳建的妈祖庙至少二三十座。

宗教信仰对一个族群来说，一方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受着多个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毛主席像也出现在邓州台湾村村民的中堂画上，最近这些年，还有些村民的中堂画改成了基督耶稣，足见宗教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禁忌而言，邓州台湾村村民也异于周边汉族人群。如汉族人经常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年龄上逢九避讳等，在邓州高山族这里全然没有这个概念。

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华夏大地快速传播，邓州高山族部分民众逐渐放弃了原有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并且有蔓延趋势，这与台湾高山族不同。荷据时期（1624～1662），荷兰殖民者曾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基督教等宗教，后来也有少数高山族人民信仰其他宗教。但从现有材料看，高山族主要仍保留原始宗教信仰和仪式。［6］

三、宗教信仰对邓州高山族的影响

尽管祖籍台湾的邓州高山族移居河南邓州以后，经历了 “闽化”、“豫化”的过程，民族文化及宗教信仰也有所改观，但民间信仰和宗教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深层最基本的构成之一，反映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正是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传承，使得邓州高山族依然保持本民族的民族认同。

寒食节。邓州高山族的特殊节日是每年农历三月九日的寒食节。据说在荷据时期，台湾有一家高山族为挽救整个部落而牺牲了全家八口的性命，此后其他高山族人在这一天不在白天开伙吃饭，以为纪念。现在邓州的高山族在寒食节这一天聚会团圆，燃放鞭炮，烧香祭祖，同时各家族共同摊钱延请剧团在墓园搭台唱戏，附近的小商小贩也聚到这里贩售商品。

妈祖信仰。尽管深入内陆地区，邓州高山族还保留妈祖信仰。有的民众将妈祖塑像放置于正屋进行供奉，有点则在祖先牌位后的墙上贴有介绍妈祖的报纸复印件。虽然一部分邓州高山族以基督教信仰、天主教等其他的宗教信仰取代，不过，妈祖信仰依然是区别高山族作为沿海地区民族与周围陆地民族的标志。

丧葬习俗。邓州高山族虽然各个姓氏丧葬习俗不完全相同，然而其葬歌曲调基本一致，唱词都有 “阿里山”、“日月潭”之说，它是邓州高山族民族认同重要的乡土标志。屯垦初期的高山族在丧葬上曾沿袭在原住地的习惯，如有老者故去一般葬在屋内，而活着的人则另辟新居。这应是和原住地居住习惯有关，房屋简陋，搭建容易，毁弃自便。后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汉地丧葬习俗影响日深。我们在台湾村恰逢一家办丧事，也是请民间草台班子唱戏，并有歌舞表演，汉人无异，但一些关键环节仍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台湾村族群的人起于行伍，当年出于反抗异族入侵，或是反清复明，到与主流政权走到一起，直至后来平三藩之乱，抗击沙俄的雅克萨等等，有父子兵，有兄弟阵。在征战中时空穿越，驻足与大陆腹地，同是也有手足分割，不得相见。亲情与故土使得这些流落于异乡的游子时常怀着深深的眷恋。正如陈相富老人所说，始祖公依那思罗临终嘱咐后人，一定要将他的遗骨迁葬回岛。但夙愿未偿。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当族内有人故去，下葬前的一天晚上，有 “偷送路”的仪式，意在能够躲过当地的土地神，把魂灵送归台湾。

棺材的摆放也不同寻常，横棺，异于汉族竖放；出殡时小头朝前，而非汉族的大头朝前，有跳棺的习俗，儿女们都会唱挽歌：“爹 （妈）呀！回去吧，放心地回去吧，回到大洋彼岸！那里有阿里山，那里有日月潭！那里的香蕉菠萝赛蜜甜……”入土的时候，在墓地与棺材之间一定要有一块木板，上书 “台湾凤山阿里山”，寄意于舢板一块，能够将灵魂运回故土。这在当地汉族和其他族群中则完全没有。

从某种程度上讲，宗教信仰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保持其民族性的重要方面。邓州高山族的宗教信仰与其他周边民族不尽相同，而与闽台的高山族却极其相似，可以追溯其渊源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才使邓州的高山族得以重新被认定，重建民族认同。

四、结语

中原士民伴随中国南方开放的步伐一步步从北方到南方，从大陆到海外，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历史造就了中原与闽台甚至海外天然的、独特的、历史蕴涵隽永的联系。明清时期，大陆移民台湾持续不断，故有 “唐山过海”之说，以往考察移民问题多从上述史实出发，局限于移民与文化传播的单向研究，台湾 “土番”移住大陆并生息繁衍于中原腹地则少有未闻，对邓州高山族的研究，为历史移民和豫闽台三地的联系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视角，使之成为双向而不是单向、复杂而不是简单的联系。

“祖启台湾源华夏，屯居邓穰融九州”是今邓州台湾村村口牌坊上的一对楹联，简要道出了邓州高山族与台湾的渊源，另一联是 “精诚团结盼台湾回归，同舟共济促祖国统一”，表明了中华各民族、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以研究邓州高山族的宗教信仰为契机，加强台海联系和互访，对于促进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系、加强两岸经济、文化间的往来、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2］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4页。

［3］陈国强、林嘉煌：《高山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4月，第12页。

［4］陈建樾：《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民族学研究》，2005年第5期。

［5］陈国强、林嘉煌：《高山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4月，第156页。

［6］wuhao-20248:《灵魂崇拜》， 百度百科，2010 年 6 月 1日，http://baike.baidu.com/view/788030.htm,2012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