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光环与时代的呼唤——读陈子铭《大海商》随想

青 禾

（作者系漳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

如今世风浮躁，动不动都说大，一个山区小镇的旅社，也称皇家大酒店，霓虹灯一闪一闪，让你以为是在大上海。

然而事情总有例外，比如，我读陈子铭的新作 《大海商》，便有一种由内到外“大”的感觉。回望历史天空，我看到了一个大漳州，这个漳州与海相通，与商相联，海涛阵阵，商潮滚滚，气象万千。

《大海商》给我一个大视野， 《大海商》把我带回几百年前的世界大航海时代，历史的漳州、繁荣的商业的漳州正是从那个遥远的时代向我们潇潇洒洒地走来。

历史是一个奇妙的字眼，它淹没曾经的辉煌，同时，它又把开启辉煌的钥匙悄悄地塞进有心人的口袋。

陈子铭是这样一位有心人。

陈子铭拿着这把神奇的钥匙，从容地打开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或者是被人们忽视了的灰头垢脸的小皮箱，把一个个历史的音符串联起来，向我们奏响了一支雄壮的 《大海商》进行曲。

陈子铭的风格是舒缓而有张力的。陈子铭的诉说是对史料的细心梳理，综合体察，精心提炼。陈子铭的诉说更是对历史的感悟，这种感悟溶进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陈子铭站在深处洞察历史，他看到岁月的沧桑与社会的变革，看到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火花，看到传统的挣扎与新生，感受到挣扎的辛酸与新生的阵痛。他走进几百年前的空间，然后伴随着漳州海商历经的风风雨雨，回到今天灿烂的阳光当中。

陈子铭站在高处眺望风景，他知道风从何方来，云往何处飘，树在哪里长，水向哪里流。他在一个变幻的大千世界里抓住了经纬。

阅读中，我感到一种叫 “大气”的东西笼罩着陈子铭的文本，海的辽阔与天的高远同在。

在陈子铭的 “大气”中，漳州海商不但在世界海上贸易的大格局中显示他们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他们的尴尬与无奈。漳州海商是一群带着枷锁在历史舞台上跳舞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枷锁，他们的舞蹈一定更精彩；如果没有枷锁，中国历史的脚步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陈子铭说，“海，给漳州人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船，给漳州人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畲族的强悍民风和疍民的航海基因，孕出敢为天下先的海商群体。”

陈子铭说，“由中原移民在7世纪进入的漳州，9世纪开始海洋贸易及向海外移民，15世纪，漳州商人成为亚洲贸易网络的主导。16世纪，作为大明王朝唯一允许商人外出贸易的口岸城市，漳州月港成为吞吐帝国财富的主要口岸，在迎来它的黄金时期的同时，台湾海峡从某种意义上开始拥有了国际贸易的制高点。”

陈子铭又说，“有人论及漳州府时说：‘府民原有三等，上等者以贩洋为事业，下等者以出海采捕、驾船、挑脚为生计，唯中等者力农度日，故各属不患米贵，只患无米。’”

陈子铭还说，“漳州，曾经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现在，有了中国最富裕的一群人……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理想景象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在等待季风的日子里，这群不事农耕的人和他们的妻儿们住在深宅大院，穿绮丽的衣裳，品美味佳肴，享受着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美酒带来的微醉，在柔软的音乐中轻歌曼舞的有时候可能是美丽胡姬……这是被复原了的500年前的漳州商人的生活，这些细节来自于当年的巡抚朱纨、名将俞大猷等士大夫阶层的文字记录，他们的复杂心情，并没有妨碍那个时代的海洋气息，它以一种华丽的背影，遗世独立，成为农业文明天幕下的一道奇特的风景。”

陈子铭把消失的漳州海商和以海商精神为主要标志的漳州人生活的镜头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调回当前的屏幕，清晰浪漫，精彩纷呈。

陈子铭不是随便说，他言之有据。他引用的史料之多之翔实之生动，让我心醉：

他 “翻阅”了西班牙人在1575年编写的 《中文西译闽南语西班牙文对译字典》和耶稣会士契林诺1604年在菲律宾编写的《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

他在葡萄牙古老的航海图中看到了“Chincheo”，这个用闽南音拼写的地名。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欧洲人的地图中，这个地名不再用来指泉州南部地区，而是指漳州，尤指九龙江入海口南岸的葡萄牙贸易的月港地区。

他 “参观”了许多以漳州人名命名的地方，新加坡的金钟路、金榜路、河水山、推迁路、齐贤街，印尼万隆的杨纯美街，马尼拉的林旺路，沙捞越古晋的沈庆鸿路，马六甲的陈祯禄路……

他 “拜谒”了菲律宾的郑和庙，“走访”了南洋中国甲必丹的府第，他还 “吊唁”了雅加达 “红溪惨案”的死难商人及他们的家属。

他和广州十三行的漳州老乡亲切对话，同文行的潘振承、丽泉行的潘瑞庆、文成行的叶上林和东裕行的谢嘉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富可敌国的世界商人。其中的潘振承是十三行的行首，家资2000万两银子，等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他不但无数次地伴随漳州海商顺着季风在大海上航行，他还伴随天一信局的几百名信差穿梭于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缅甸和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24个分局，和中国的香港、上海、厦门等地的9个分局，把银汇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

像我们的先人一样，陈子铭在历史的海洋中执着地航行，寻觅，发现，惊喜，感叹。

他的展示不是理论的、逻辑的，他的展示是一幅幅来自历史资料的生动画面。他走进画境，站在画中向我们解读这些画面背后的内容，显得鲜活而真实。

他可以从一张古代的纳税单，向我们还原一幅当年漳州老百姓的生活画面：

如果你恰好被邀请到万历年间月港豆巷一个富商比如叫吴一官的家里做客，大约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主人身穿胡绸，手摇倭扇，把你迎到缅甸红木装点的厅堂，一面西洋番镜映出跟着来的女眷娇好的脸。待坐定，便有人奉茶，那茶是武夷产的，制法却是本地人发明的。至少要等到下一个年度，尊贵的英国国王及王后，才可能在午后的王宫后花园，品味到那种香醇。几件不错的青花可能博来一笑，那是本地产的外销瓷，和上个年度在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的一模一样。几根暹罗孔雀毛疏落有致地插在瓷瓶里，还好不算附庸风雅。燃上一根安息香，听一对苏门答腊的虎皮鹦鹉嘀嘀咕咕地说话，一个披着暹罗红纱的侍女开始舞蹈，其间进来一个说马来语的和主人寒暄，彼此腔调都像鸟语。午饭时，吕宋香米和大员鹿肉是开胃美食，爪哇燕窝和文莱椰子是待客妙物，不过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一种用佛郎机人的玻璃瓶装的葡萄酒，那味醇厚，过了几百年，现在大家还喜欢。如果主人认你是玩家，说不定拿出来斟酒的，是非洲犀角杯，那工艺却是本地的，极精良。

漳州海商让洋人的东西改变中国人生活的同时，也让中国货改变着外国人的生活，他用同样的方法，为我们再现了当时某些外国人的生活画面：

而在充满响板声音的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平原，女人们用鲜花和头饰装饰自己的发髻，垂着流苏、绣着花的中国披肩，懒懒地在腰间打个结，在弗莱明戈舞曲中，她们高高举起漂亮的裸臂和自己的情人一起旋转，藏在扇子后面的眼神风情万种。

陈子铭在以悠闲的笔调记述中国人与外国人享受漳州商人所带来的温馨生活的时候，没有忘记历史的血腥。只是这种血腥到了陈子铭的笔下变得有点幽默。

荷兰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而张牙舞爪，“最终，中国军队和荷兰人在台湾海峡爆发了一场战争。巴达维亚方面出动了5艘战舰前来增援。而福建方面，巡抚南居益组织5000多名精锐士兵列舰海面。正月初二，这是漳州女婿陪太太回丈母娘家的日子，中国船队攻入澎湖岛镇海港，荷兰人竖起白旗求和，然后撤出澎湖。他们中的某个人或许有过什么浪漫的念头，不过，他们从此失去了做中国女婿的机会。”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人们回到谈判桌上的时候，漳州商人的作用在作者的笔下还是那么神秘而从容：

当中华帝国还没有完全衰落，而西方势力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商人，开启了积极的民间穿梭外交。他们和官府有不浅的渊源，因为他们拥有财富，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庞大的网络——这是他们的江湖。他尊奉自己的江湖规则、江湖义气、江湖利益。他们与西方人有不错的生意往来，通晓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习俗，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甚至信仰他们的宗教。两国交兵，这些人成为能够为作战双方寻找共同点的外交信使，成为凭借实力说话的民间商人。因为他们，一个特殊时代的商人外交被开启。

国家利益间纵横捭阖的时候，海商们以机敏、超然，成为强国博弈中的一道风景。

那个叫 “W ansaw”的人，因为先后出现在两次澎湖危机中，而引人注目……在中国人的记录里被记作 “黄明佐”，一个从事西洋贸易的漳州诏安人、“黄合兴”洋行的老板，荷兰人两次退出澎湖，和这个人居中调停有关。今天，我们已无法了解黄明佐是如何周旋于武装到牙齿的两国舰队之间，最终以他的伶牙俐齿说动两国达成和解。但是，荷兰人最后退出澎湖，却是事实。

从走私到合法商人，从和平交易到战舰交锋，再到唇枪舌剑，漳州海商的身影时而诡谲时而潇洒时而勇猛时而神秘，却几乎无处不在。

在讲述漳州人颜思齐开台时，陈子铭发出这样的感叹：

当笨港穿越历史进入新的一页，那种不同时期不同族群在碰撞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趣味成为一种标识，让那些400年后重新登岛的人，从那些喧闹的街、窄窄的巷、散发着旧日气息的厝，嗅到曾经熟悉又恍若隔世的家乡味道。……这一切，似乎就是颜思齐和他的伙伴们初来乍到时所期待的。

在台湾重新回到中国人手里之后，作者写下一段这样的文字：

台湾，太平洋上的美丽岛，欧洲人轻易得到了它，旋即又失落了。从此，欧洲人的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围城岁月里，只剩下那个美丽的名字让人们遥想、叹息。

从某角度说，这样的文字比正规的官方声明更让人难忘。殖民者包括任何外国势力过去不能、将来也永远不允许染指祖国的宝岛。台湾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作者的大视角叙述有时十分巧妙：

一是把人物与所处世界紧紧相联，比如，“陈祯禄出生的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阿姆斯特丹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上海发生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恩格斯在伦敦为《共产党宣言》写下德文版序言，而马克思已经长眠在海格特公墓。同在这一年出生的有德国的兴登堡元帅、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土肥原贤二、大清皇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还有民国政要阎锡山、汪精卫。”这种看似简单的链接，一下子把世界风云纳入我们的视野。

二是把地点与历史渊源紧紧相联，比如，“马六甲——数百年来欧亚海上十字路口上的融合多元文化的历史名城，今天是一个让中国游客备感亲切的地方。穿越古老的城区，掩映在热带大叶植物间隙的，是窄窄的街道、长长的骑楼、字迹斑驳的对联和繁体中文书写的招牌。那座纪念郑和太监的三保山，据说曾经安顿过下嫁马六甲苏丹的大明王朝的汉宝丽公主和她的500个女婢。”又如，“白礁，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比漳州建州时间还早。村中文圃山，是潘振承魂牵梦绕之地，据说他的‘同文行’名字来源于此。山中有龙池岩，景致优美，传说是唐太子李枕云游之地。朱熹曾在此建 ‘华圃书院’，并作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水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传世。白礁慈济宫是闽台保生大帝信仰的发祥地，台湾政要王金平的祖先，也来自这里，连战祖家、阿基诺夫人祖家也都与这个村相邻。现在，这个村在漳州50强村中名列前茅，台湾灿坤公司、王永庆的钢铁厂、金龙客车、申龙客车，均在这儿落户，可谓人文荟萃，藏龙卧虎。”

这种叙述既亲切又开阔，既自然又厚重，貌似随手拈来，却是要以博览和史识作支撑的。

《大海商》之大是时代之大、群体之大、财富之大、影响之大，以及历史积淀所辐射的心灵空间之大。这 “大”，让几百年之后的人们无法忘怀，热血沸腾。由于时光的酿造，漳州海商精神潜入心底，成为当代漳州人既宽厚平和又开放执着性格的组成部分。而这层意思在陈子铭的表述中更有诗意：

在逝去的岁月里，漳州河口驶出的商船，曾经引领着中国的风帆时代，并且使漳州的身影和台湾、欧洲的近代历史融合在一起……今天……这个城市不再偏居东南一隅。逶迤700公里的海岸线，造就二十几个天然深水港湾，133个万吨级码头，等待开发……九龙江、漳江、鹿溪，那些曾经孕育过海洋商业文化的短促的河流，重新被赋予临港石化工业布局的历史使命……人们开始修高铁、修高速公路、修跨海大桥、修沿海大通道、修大型码头……然后，把这里修成了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

陈子铭带着我走过500年时光，伴随着漳州海商在大洋航行，在商海沉浮，在异国漂泊，在银元与奇货中穿梭，在财富与硝烟中思考，在多元文化的撞击中领悟……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这是一次纵横交错的收获，这对于我，是一次具有颠复意义的阅读。从此，漳州海商的形象铭刻于心，从此，对漳州人有一份更深刻的理解，从此，更增添一份作为漳州人的骄傲。

其实，陈子铭对于史料的梳理是十分严谨而有序的，由于他特殊的叙述方式，又使这种梳理从容而不露痕迹。比如他对于进出月港各种货物的叙述，你在他的叙述中不但了解历史、获得知识，而且得到阅读快感。特别有趣的是，他用一张马尼拉总督手中的来自于漳州河口商船的货物清单，把那些琳琅满目的货物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之后，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这些琐碎而又新鲜的小玩意儿，让殖民地总督大人摩加像账房先生一样十分用心地记录在案，全然不顾窗外的椰风和土著少女的歌声如何诱人。在季风到来后的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摩加大约会因为这些东西而平添无数快乐。

而我们，至少也部分地知道了那个时期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

在这种眼花缭乱的生活中，月港成为亚欧贸易体系的一个传奇港口。

16世纪的漳州月港是一个点，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放射点，它像一支巨大的星星发射器，向历史的天空中发出耀眼的星星，从台湾的雾峰人家、板桥人家到广州十三行的漳州巨商，从东洋到南洋到欧洲的漳州海商，到天一信局……他们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留给我们的情感冲击，哪怕是其中一处古老残破的大院，也让人惊叹不已。漳州海商是一个群体，一个曾经辉煌的名词，也是一个再造辉煌的呼唤。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陈子铭善于把冰冷的历史记载化为温馨的当代话语。跳跃的富有张力的叙述语言，让现代人很容易地感受到历史的光鲜与活力。“如果说，地形地貌、季风洋流决定了漳州海洋文化的走向，巨大的生存压力，也使人们十分现实地把目光伸向更为辽阔的空间。”“海路，实际上是漳州的生命线。”隆庆元年，“明朝皇帝在福建东南画下的这一道圈，使漳州商人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成为撬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贸易的支点。”“他们闯荡南洋，东渡台湾，南下广州港，尽显风骚数百年，并成为当地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对一个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老旧帝国而言，漳州商人无疑是那个时代颇具世界眼光的一群人。”

小小的漳州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海风长大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漳州容了什么呢？容了西来的 “商贸”，容了西来的“番银”，容了西来的 “洋货”，容了西来的“天主”……漳州在无数的容纳中变 “大”了，这个大漳州，这些漳州人，在世界商贸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漳州人也把这种世界性的观念与精神容进了自己的血液，代代相传。

我想，对于漳州人这种特殊时代的特殊活法，现代人一定会付予会心的微笑。

当我们带着这种微笑从历史的尘埃中抬头，仰望当下明朗的天空，我们发现，一条光灿灿的海路正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被动求生的大海商，如今一定能主动地掀起新时代波涛，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再现当年的风采。

也许，这正是陈子铭 《大海商》的当代意义。

光环远去，文化传承，辉煌再造。

我不禁想起明代进士、漳州名士郑怀魁的 《海赋》：

富贾巨商，捐亿万，加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族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触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蜃楼；献馐飧于七洲之水，

焚毛羽于双仑之丘，望夕晖之落云，

知明发之多飗，聆水声之渐响……

那是一种怎样的气魄与胸怀！

2000多年前司马迁说过，“述往事，思来者”。任何对往事的回顾都为了现在为了将来，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所以外国人有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陈子铭对漳州海商500年历史的梳理，也不是为了发幽古之思，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属于海商，正如他在 《后记》中所说，“他们身上所折射出来的精神气质，不会仅仅属于商人”。是的，他们这种敢于面对世界潮流、勇于开拓进取、不畏艰难险阻、乐于奉国献乡的精神、正是漳州精神的历史诠释。

在学习省委提出的 “福建精神”——“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时，我欣喜地发现，陈子铭的 《大海商》是一部适时之作。当时代呼唤一种新精神的时候，历史文化积淀所迸发的潜能往往闪烁出意想不到的光芒。难道我们没有从 “福建精神”中依稀看到几百年前漳州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