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中国典籍英译小议

李正栓，杨丽华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21世纪初中国典籍英译小议

李正栓，杨丽华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中国的典籍英译历史已有百年之久。无数的翻译家为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老一辈翻译家在20世纪已经成就辉煌，今天是更上一层楼。进入21世纪后，典籍英译发展迅速，成果颇多，特色鲜明，方向清晰，令人鼓舞，已经形成以下几个特色:研究团队的区域性、研究内容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研究形式的合作性、研究成员的学科交叉性与国际性。整体而言，中国的典籍英译发展势头良好。

中国典籍英译;21世纪;特色与趋势

典籍乃是记载自然、人文、哲学理念和重要典章制度的文献［1］。一般而论，典籍主要是指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对典籍英译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中国译者有辜鸿铭(1857—1928)、苏曼殊(1884—1918)、林语堂(1895—1976)、初大告(1898—1987)、吴经熊(1899—1986)、徐忠杰(1901—?)、方重(1902—1992)、孙大雨(1905—1997)、杨宪益(1915—2009)、许渊冲(1921— )、翁显良(1924—1983)、吴钧陶(1927— )、郭著章(1941— )、汪榕培(1942— )、卓振英(1945— )、辜正坤(1951— )等。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是“东学西渐”的代表人物。初大告也贡献卓著。周流溪教授认为:“初大告在许多地方独具匠心，能驾驭语言和把握分寸，准确地、恰当地传达原作的主旨。”［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典籍英译的典型人物有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杨宪益典籍英译的特点为中西合璧。他与夫人戴乃迭(1919—1999)的合作完美无间，把中西文化交流置于翻译视野。杨宪益坦言陈述:“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翻译很快，那时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3］还有一些老一辈翻译家进入21世纪后仍然笔耕不辍，和中青年学者一起构筑着中国典籍英译的大厦。

一、许渊冲:典籍英译跨世纪，老当益壮尽活力

许渊冲教授对当今中国的典籍翻译影响深远，译著丰硕，不仅著有英法译作多达60余部，且提出了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时至今日，许渊冲教授仍然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他的名片上曾经印有“书销中外四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被别人理解为狂人，建议他改为第一人。他的作品和理论著述在广泛的阅读中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本人也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喜欢他译作的人多于批评他的人。

许渊冲教授如今老当益壮，依然精力充沛。就在近十几年里，整理旧作，出版新译，现在他出版的译著已经超过100本。他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包括《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元明清诗选》《西厢记》等。他所译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三似”(形似、意似、音似)、“三化”(深化、等化、浅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等翻译思想。他认为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因此他把自己的翻译命名为“美化之艺术”。他对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直译、郭沫若的创作论、林语堂的美学、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译学的理论与实践均有独到的见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二、汪榕培:典籍英译起步迟，光辉照耀新世纪

汪榕培教授是老一辈翻译家中最年轻的译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汪榕培教授在当今国内翻译界、语言学界和教育界都非常活跃，在英语教育、英语词汇学研究、典籍英译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汪榕培教授原本不做典籍英译，他是词汇学专家，他编的词汇学教材行销全国。他还是英国文学专家，讲授英国文学他津津乐道。也正是他在前两个领域的成就造就了他的翻译艺术。他在20世纪和21世纪转交之际开始进行典籍英译，退休后更是活跃，以个人的翻译成就和对翻译人才的培养，给中国21世纪的典籍英译添注生机。

他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传神达意”是其一贯坚持的翻译原则。汪教授认为翻译既要做到形似，又要神似。从形式方面看，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都能相同或相似时是最理想的。

从1991年翻译《老子》开始，汪教授译作频出，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更是佳作频出，主要集中在诗歌和戏剧，陆续出版了《英译易经》《英译诗经》《庄子》《汉魏六朝诗三百》《牡丹亭》《英译陶诗》《邯郸记》《墨子》等60余部译著。退休返聘到苏州大学后，汪教授组织学者翻译昆曲和苏剧，成就辉煌。

三、21世纪初典籍英译现状:研讨教学齐并进，以老带新谋发展

前辈的努力激发了更多人对典籍翻译的兴趣，虽然目前我国从事典籍英译的人员总体而言人数不多，但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与一些高校在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层次开设典籍英译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也与全国性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议不无关系。21世纪的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主要在高等学校，除了翻译实践外，还有译作欣赏、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等。其中，译著所占比例较小但体裁多样，虽然重译、复译很多，但每部译作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具有很强的存在价值和研究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典籍英译评论著作问世。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们从语言、文化、翻译策略和方法等多个角度对已有的译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

迄今为止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对我国典籍英译研究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有许渊冲、汪榕培、潘文国、杨自俭、张后尘、卓振英、王宝童、王宏印、傅惠生、穆诗雄、顾正阳、丛滋航、郭尚兴、王宏等。

(一)代表性学术成果

进入21世纪，典籍英译研究的论著和论文数量明显增加，仅举一些代表性成果进行分析。

辜正坤教授共用了18年时间来完成《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这部著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西诗歌鉴赏和理论翻译体系，包括诗歌鉴赏五象美论、中西诗歌阴阳二极对立发展七大潮论、诗歌鉴赏五功能论、诗歌鉴赏十角度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音义同构现象论等颇具创新和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理论。李赋宁在给辜正坤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的序言中说道:“正是通过各民族的诗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特性和人类的共性，才能看到世界的丰富多彩，大自然的壮丽和神奇，才能认识生活的意义和人的伟大和崇高。”［4］

卓振英教授的《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辩——以〈楚辞〉为例》［5］，采用训诂、考据、移情、推理、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以及诗人与文本的互证等方法，对疑难问题多方求证。通过考辩、考据，为典籍英译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可靠基础。在《汉诗英译方法比较研究》中，卓振英针对汉诗英译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借助基于原作美学价值的评价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诗学、翻译学、文艺美学和模糊数学等视角研究《登鹳鹊楼》的几种英译版本，通过比较研究，显现有关方法的利弊得失。他指出:“一般说来，以诗译诗的方法，即诗化译法，要比非诗化译法优越。这是因为，诗歌是按照符合人们普遍审美要求的一定艺术原则构成的，节奏、音韵、形态等格律要素都是具有一定艺术含义的符号。非诗化译法舍弃这些要素，是一种减值翻译的方法，难以使原诗的美学价值得到较全面的再现。”［6］

顾正阳教授长期从事古诗词曲英译、英汉互译的教学与研究，在古诗词曲英译上造诣很深，已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出版的专著有《古诗词曲英译论稿》(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古诗词曲英译理论探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等。从其出版的几部著作看，顾正阳对古诗词曲英译的研究层层递进，从对古诗词曲英译的语言转换的研究到诗学层面的探索，再到文化的思考，形成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不断系统化的渐进研究脉络。而他所走的这条研究之路，恰似中国译学发展路径的缩影。顾正阳教授的《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以文本为基础，从文本中去领悟、发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因素，进而探讨如何传达这些文化因素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既有文化的关照，又有诗学的品味，更有语言转换技巧的探索和总结，三者呈互动之势”①，彰显了顾教授在这一领域探索的独特性。

汪榕培教授、李正栓教授主编的《典籍英译研究》(第一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是一本以典籍英译为研究对象的书籍，是第一本以典籍英译为主的全国会议论文集，在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该书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探讨典籍英译，涉及理论、技巧、文化、评价、教学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典籍英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王宝童教授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英译作品《王维诗百首》(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他还在《典籍英译研究》(第二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发表的学术论文《王维诗英译新尝试》中论述了翻译从语言方面至少要做到“八最”，而且好的翻译作品也可以做到“诗无达诂”。这样译作既表达了原作的言内之意，同时又传达出了言外之意。

丛滋航教授编写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现状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展望，详细论证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主体，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技巧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的发展趋势。

穆诗雄教授的《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从对比中英诗歌的诗体形式、诗歌理论、诗歌审美情趣入手，以传播中国诗歌文化为旨趣，去分析、比较、评判各种译例的得失，并从中归纳出切实可行的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一般原则、方法与技巧。

以上所提只是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成果，篇幅有限，视野所限，被遗漏者可能众多，仅以以上几例证明21世纪初典籍英译研究的活跃。

(二)会议研讨与社会关注

原《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张后尘教授，对推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01年，张后尘教授委托李正栓召开一次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准备，李正栓邀请全国典籍英译专家，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首届典籍英译研讨会。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分别在苏州大学(2003)、大连理工大学(2005)、广东金融学院(2007)、大连大学(2008)、河南大学(2010)、湖南大学(2011)召开。

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召开，为从事典籍翻译事业的人员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对于促进中国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以及联系学界同仁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自2005年《典籍英译研究》(第一辑)出版后，此后每一届学术研讨会后都出版一辑《典籍英译研究》。最近几辑都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可见外研社对典籍英译的高度关注。

2011年在湖南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决定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9月，汪榕培教授(名誉会长)和王宏印教授(会长)亲自赴河北师范大学挂牌剪彩。

除此之外，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也设置了典籍英译板块，对中国文学外译等方面作学术研讨。成立于四川外语学院的中国外语界面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也把典籍英译研究纳入议程之中。

研讨会的召开是典籍英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激励他们撰写出视角新、观点新、材料新的论文。在出版行业的大力支持下，典籍英译著作及其理论研究著作陆续出版，探讨典籍英译的论文相继发表，促进了典籍英译向更高层次发展。

学术期刊杂志在推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外语与外语教学》连续发表多篇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中国翻译》《外语教学》等期刊(篇幅有限，对其他杂志恕不一一提及)也陆续不断地发表典籍英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中国外语》自创刊后就专门开辟了“纵横译论”栏目，发表相关论文。如今，《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推出专题研究，倾力打造典籍英译研究大舞台，颇具战略眼光，又给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更新、更广阔的空间，令人鼓舞。这些期刊推出的文章还为出版社物色典籍英译人才提供了信息。许多出版社通过期刊文章发现所需要的翻译人才。期刊作用不可小觑，在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向前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学位论文

在这种环境下，各院校的莘莘学子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学习和研究空间。一些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认真研读前人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撰写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独特、视角多元、立意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好的科研价值。

在全国不少高校，尤其是在苏州大学、南开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有许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典籍英译研究。他们在大量译作和译者的基础上，把研究范围集中在对译者风格、方法和原则等翻译艺术领域，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遵循的原则以及不同译者各自的翻译风格都作了详实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研究视角也多种多样。有人从美学角度研究典籍英译，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译者的翻译过程进行研究，有人从文体的角度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有人对翻译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也有人对格律翻译和再现进行分析。这些青年学者正在慢慢成为我国典籍英译研究的主要力量。

四、21世纪典籍英译:大有发展空间，又添新的领域

(一)理论引导

汪榕培教授指出:典籍英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我国的典籍英译受到译者个人的主观想象或局部经验以及译者个人信仰、爱好和偏见等多方面影响。典籍英译尚未从宏观上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译作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随着国家对典籍英译的重视，“大中华文库”所收作品相继问世，从事典籍英译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但仍存在“局部精确，整体零碎”的现实。中国的古籍多为文言文体，语言大多短小、深邃、精练，“言有尽，而意在言外”，致使从事典籍翻译的译者对于典籍的翻译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偏于语言优美的，就将译文译成韵律优美的诗歌体;偏于哲理玄思的，则对原作的思想内涵和哲理等进行深入的体会和挖掘，而形式多不拘一格。

王宏印教授在《意明笔透 法障不参》中对典籍英译中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尝试性解决方法，对基本术语与概念的厘定、遣词造句的法则与变通、行文风格与气势的制衡等三方面予以了探讨。他在文中提到:“中国古典文化典籍英译的难点之一在于基本概念因人而异，而其中最困难的问题又在于古代文章中许多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由此造成概念的模糊不清与术语的游走不定。”［7］他指出，应进一步结合术语的语用情况以及其他术语的相互关系，划分术语的使用范围，建立包括下位术语在内的整个术语系统。

针对翻译中存在的争议性理论问题，杨自俭(1937—2007)教授专门撰写了《翻译学发展的返祖模式》一文，对翻译学的核心范畴提出了质疑，指出要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翻译学，进而重新界定它，厘定研究对象，明确学科性质与定位，建立新的研究方法。

(二)发展方向

在汪榕培教授和王宏印教授的倡导下，近年来一批学者饶有兴趣地做起更有特色的典籍英译工作并且成果涌现，形成以下几个特色和方向，给我们不少启示，应当引起注意并得到鼓励。

研究团队的区域性:典籍英译实践和研究在部分地区形成几个大的团队，据不完全观察和了解，主要分布在大连、苏州、天津、石家庄、开封、上海、杭州与金华、南宁与百色等地。这些学者互相影响，互相激励，互相带动，形成很好的氛围和气候。区域性还表现在这些区域里的学者充分挖掘当地典籍资源，尤其是民族典籍资源，例如，东北地区重视挖掘东北民族典籍。云南、广西一带的学者都各自努力翻译当地神祗、传说人物和文化名人。内蒙通辽一带一些青年教师也开始萌生这种意识。

研究内容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研究内容的民族性指一些地区的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民族特色浓郁。团队学者的组成可以是少数民族，以当地民族典籍为重点，挖掘当地少数民族英雄故事或史诗，例如百色学院的一些教师本身是壮族，他们倾力于翻译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已经翻译出版了《壮族嘹歌》，现在正翻译壮剧。也有非全由少数民族组成但从事少数民族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的团队。例如广西百色学院韩家权教授带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布洛陀史诗》;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带领团队出版了《藏族格言诗英译》;大连民族学院张志刚教授带领团队翻译出版了内蒙古达斡尔族经典《少郎和岱夫》;王维波教授带领团队翻译了赫哲族史诗《伊玛堪》，正在出版过程中;云南曲靖学院黄琼英教授正在研究《阿诗玛》的翻译与传播;广西民族大学刘雪芹博士也在组织一批人从事典籍英译研究，主要研究侗族民间故事和戏剧的翻译与传播。

研究内容的地方性指每个地方都存在各自的文化特色和风俗底蕴，如文化名人等。一些学者瞄准当地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对象，会受到当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浙江师范大学一个团队对李渔(浙江兰溪夏李村人)作品进行研究和英译，已经出版两本书。这个举动可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研究并翻译和传播当地文化名人给典籍英译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研究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究可以和地方政府搞联合。百色学院的嘹歌翻译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的大力支持。学术研究为地方文化宣传服务，地方政府也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学术研究很好地为社会服务，立足本地，辐射发展。这种横向联合值得提倡。

研究成员的学科交叉性和国际化:百色学院《布洛陀史诗》课题组将布洛陀史诗研究专家和壮语语言专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出版了《布洛陀史诗》。这种交叉性合作研究是民族典籍英译乃至各类典籍英译都应当加强的。《少郎和岱夫》翻译组得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达斡尔族研究专家吴刚的支持和好评。专家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将对团队的英译工作大有裨益。

在典籍英译方面，外国专家替我们做过不少工作，在英语使用上，我们应当借助他们的优势，可以或合作，或合译，或请外国专家审读英文。这样有利于我们的翻译被西方读者所接受。《藏族格言诗英译》邀请了美国教授，受其帮助，也获其好评。

以上所提，都是很好的特色，也会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若能跟进，必有收获。

五、结语

典籍英译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从事典籍英译的人要耐得住寂寞。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呼吁并争取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要广读书，也要读杂书。在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创造性地工作，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翻译能力，加强理论学习，以多学科的理论为支撑，提升典籍英译的质量，从全局的、共性的、多元的、科学的角度进行典籍英译研究。

注释:

①刘金龙，刘晓民:《汉语古诗词曲英译研究与文化传播——顾正阳教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介评》，教育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08年第2期，第32页。

［1］汪榕培，李秀英．典籍英译研究(第二辑)［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9．

［2］周流溪．掌握语言的精神——初大告的实践(下)［J］．福建外语，1999(4):51．

［3］陈洁，杨宪益．云淡风清了无痕［N］．中华读书报，2006－02－08(5)．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I．

［5］卓振英，杨秋菊．典籍英译中的疑难考辩——以《楚辞》为例［J］．中国翻译，2005，26(4):66-70．

［6］卓振英．汉诗英译方法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0):35-36．

［7］王宏印．意明笔透 法障不参——《石涛画语录》英译问题探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1):41．

A Preliminary Talk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n the 21stCentury

LI Zhengshuan，YANG Li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has had a long history of over 100 years．Countless translators have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introducing the excellent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Some senior translators have accomplished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20thcentury and are still making a more splendid grandeur today．Up to now in the 21stcentury，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got a bumper harvest，having formed the following distinct，encouraging features:the regional feature of research groups，the inter-ethnic and localized feature of research content，the diverse forms of research patterns，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features of group members．Generally speaking，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classics translation in China is on the ris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n China;21stcentury;features and trend

H315.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2074(2012)06－0042－06

2012－11－03

李正栓(1963－)，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杨丽华(1970－)，女，满族，河北保定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