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不信”

2012-08-15 00:53高照成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关键词:辜鸿铭译本论语

高照成

(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试析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不信”

高照成

(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信”应为一切翻译工作的基本和最终的原则;而在典籍英译中,对于古文的正确理解则是做到“信”的基本前提。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曾对儒家文化在海外的早期传播作出过功不可没的贡献。然而,辜氏《论语》译本中也存在着一些“不信”的成分。而造成这些“不信”的原因主要有为使译文易为西方读者接受而故意变动原文中字词的含义、擅自改变原文的语气、对原文理解不到位及对原文完全误解等几种情况。

翻译标准;辜鸿铭;《论语》;英译;信

一、翻译标准

每一个翻译工作者都应该遵循翻译职业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或规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标准。“就普遍意义而言,翻译标准不仅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也是评价者用以鉴赏、阐释和评论译作的尺度,其重要性对于翻译理论的建设和翻译实践的开展都是不言而喻的。”[1]13而关于翻译标准的问题,国内译界百年来一直有着热烈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顺、美”、朱生豪的“全局论”、王佐良的“调和论”、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三美”说、傅雷的“传神说”、钱锺书的“化境”说、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等[2-3]。但其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严复1898年在《天演论·译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说。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4]这里,所谓“信”即忠实,指译文的字、词、语句和风格、语调等要忠实于原文;“达”即达意,指译文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要语义通顺;“雅”即优美,指译文要使用书面语言和标准语,力求优美。三者之中,“信”为基础,主要就译文内容而言;“达”服从和服务于“信”,主要指译文的组织形式和风格,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文的语义和风格等;“雅”则又服务于“达”,主要就译文的遣词造句而言,指在做到“信”和“达”的基础上选择优美的词汇和语言。显然,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虽然“雅”字是否需要作为翻译的标准之一值得商榷,但一百多年来尚无其他的翻译标准可以取代严复的“信、达、雅”说在我国译界产生的持久而广泛的影响。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奉之为“我国翻译的标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当代诗歌翻译家屠岸,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董红钧,德语文学作家兼翻译家叶廷芳等也都一直信奉推崇“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并视之为翻译的最高标准[1]15。

二、辜鸿铭及其《论语》英译中的“不信”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闻名西方文化界的学者,一度被西方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国内则常被称为“清末怪杰”。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文字并在国外获得过多个学位。他曾用英文发表《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中国学》等文章系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普世价值。其言行在当时中国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时代背景下看起来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但他不在乎时人的非议和诟病,执着地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理念。除了以西文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外,他还把中国儒家“四书”中的三部翻译成了英文在海内外出版,其中1898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该书是世界上首次由华人翻译出版的《论语》英译本,因此在《论语》英译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在此之前的1861年,曾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论语》英译本出版。该译本在当时西方汉学界一直被推崇为标准译本,是早期由外国传教士翻译的译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然而,在辜鸿铭看来,理雅各的译本却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不满意于理氏对很多中国伦理概念的译法。这是他决定亲自翻译《论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翻译《论语》这样著名的文化经典,译者不仅必须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还必须找到它们在欧洲语言中的对应词汇。辜鸿铭在其《论语》译本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批评理雅各的:“任何一位即使不太了解中国语言的人,翻开理雅各博士的译本都会发现其翻译不尽如人意。”[5]因此,辜鸿铭以中国人自己的译本在国际上传播儒家思想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其在《论语》英译史上的特殊贡献也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假如我们带着挑剔的眼光并以上述“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来评判他的译本,就会发现其中有着一些“不信”的成分。而这种“不信”又大致可以归为以下4类。下文主要以辜氏《论语》前几章的译文为例来加以分析:

(一)为迎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宗教背景而擅自对原文部分字词(该类字词大都为中国传统伦理或道德规范所特有)的含义进行的变动

《学而》章第二节为孔子弟子有子的话,其后半部分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辜译为:“A wise man devote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essential in the foundation of life.When the foundation is laid,wisdom will come.Now,to be 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do not these form the foundation of a moral life?”[6]3本句中,“君子”“道”“仁”分别被译成 a wise man,wisdom 和 a moral life,这些词即使不算误译,至少也没能准确地传达出原文中有子的原意。君子在古汉语中是指具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士,主要是指德行而言而非指智力。因此,辜译的a wise man显然是不能传达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形象。类似地,道在汉语中的意义就更为复杂,在儒家学说中主要指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在道家学说中则指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看来,简单地将道译为wisdom显然是篡改了孔子的原意。至于辜译的moral life显然有迎合西方基督教徒的心理,但道德的生活范围似乎太大了,无法传达出孔子“仁者爱人”的本意。因此,为了忠实于原文,“仁”还是译为benevolence或benevolent actions更为合适。

《学而》章第六节原文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中的“泛爱众,而亲仁”,辜译为:He should be in sympathy with all men,but intimate with men of moral character.[6]5然而,英文中的in sympathy with意为“同情、赞同、与……一致”显然没有孔子所说的“友爱、爱护”之义。此处的“爱”字似乎还是应该译为be friendly with或love更为合适。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辜译后面的but intimate with men of moral character还是非常可取的。

《学而》章第八节原文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辜译为:A wise man who is not serious will not inspire respect;what he learns will not remain permanent.Make conscientiousness and sincerity your first principles.Have no friends who are not as yourself.[6]7其中将“君子”和“忠”分别译为a wise man,conscientiousness显然不太准确。孔子心目中的君子自然不是简单地指聪明的人(a wise man),忠也不仅仅是指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似乎用man of virtue/gentleman和loyalty更为合适。

《学而》章第九节原文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的原意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丧事,虔敬地追念远祖。这样,百姓的品德就会归于忠厚朴实了。”辜译为:By cultivating respect for the dead,and carrying the memory back to the distant past,the moral feeling of the people will waken and grow in depth.[6]7这里,辜译的前半句无法完整地传达出孔子的原意。孔子说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当时世风日下的家庭和家族伦理关系而言的,他认为,淳朴民风和道德品德的养成要首先从家庭和家族做起。如果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能够“慎终追远”,那么整个社会自然就会形成尊重老人、祭奠远祖的良好风气。中国古代是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其中“家”在四者中占据着关键和特殊的地位。辜译显然忽略了这一点,没有传达出“父母”“丧事”“远祖”等关键词。

《为政》章第四节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五十而知天命”,辜译为: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truth in religion.[6]17显然,这里的truth in religion无法表达孔子之“天命”。中国古代不像西方,宗教观念是很淡漠的,但“天”和“天命”观却深入人心。天指上天,天命即天意,指上天的安排和意志。辜译的“宗教的真谛”显然无法传达出孔子对于“天命”的尊重和敬畏之义。

《为政》章第十四节也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原文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辜译为:A wise man is impartial,not neutral.A fool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6]21这里,“君子”和“小人”的翻译显然不符合孔子原意。辜鸿铭这样翻译虽然有可能是故意为之,但却无法让译语读者了解到这里孔子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其实并非译文所传达的“聪明人”和“傻瓜”这两种人。同时,“周”在本句中是团结、联合的意思;“比”在本句中是勾结、结党的意思。辜鸿铭分别将它们译为impartial(不偏不倚的)和neutral(中立的)显然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而进行的误译。这样,该节译文已全部改变了孔子原来的意思,可以说已经成为了Ku Hong-ming remarked而不是Confucius remarked。因此,本句杨伯峻,刘殿爵的译文“A gentleman/a man of virtue enters into associations but not cliques,a mean person/a small man enters into cliques but not associations”[7]21-22更为适当。

《八佾》章第四节门人林放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此句中,辜氏把“礼”译成了art。而对于本章第十八节“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和第十九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这两处“礼”字,辜氏皆译为honour(s)。显然,辜氏对这几处“礼”字的翻译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的,没有顾及到原文中“礼”字本身的基本意义。笔者以为,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礼”字一般还是应被译为propriety或rites为宜。

(二)因对原文的理解错误而导致的语句(或段落)整体误译

《学而》章第四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其中的“传不习乎?”辜译为:Thirdly,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6]5这句话显然是误译,曾子的原意为: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我温习实践了吗?而辜鸿铭理解为:我讲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有没有身体力行?似可译为:Have I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have been passed on to me(by my teacher)?

《学而》章第十一节原文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的原意是说:父亲在世时要看一个人(指人子)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要看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他在父亲去世三年内不改变其为人处世的准则,就可以说是一个孝子了。

辜译为:“When a man’s father is living the son should have regard to what his father would have him do,when the father is dead,to what his father has done.A son who for three years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does not in his own life change his father’s principles,may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6]9

这里,辜译的后半句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前半句对孔子原意的理解有偏差。辜鸿铭把句中的“其”理解为了父亲,其实这里的两个“其”字均代指儿子。古代中国社会是讲求“三纲五常”的,其中的“三纲”即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伦理规范。因此,做儿子的只有在志向、行为上都不与父亲的准则相悖,在言行思想上都忠诚于父亲,这样才能被认为是一个孝子。但孔子同时认为,时代是发展变化的,如果父亲去世后,时代环境不同了,做儿子的也可以适时改变父亲在世时的做法和原则。倘若做儿子的能在父亲死后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以前的做法,就可以被称为一个孝子了。

《为政》章第六节原文为: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紧接着上一节“孟懿子问孝”之后。在上一节,孔子告诉孟懿子和樊迟:孝就是不要违背父母,父母在世时,要按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照礼仪安葬和祭祀他们。等到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前来问孝时,孔子则说,如果做子女的能够让父母除了自己的疾病之外,其他的都不为自己担忧,那么就是孝了。

辜译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 put the same question to Confucius as his father did.Confucius answered,“Think how anxious your parents are when you are sick.And you will know your duty towards them.”[6]17

其译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想想你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如何的着急忧心,这样就能明白自己对他们的责任了。”这里辜氏误以为一个人尽力不要使自己生病就算是孝了。但孔子的原意是说,如果一个人除了生病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让父母担忧,那么就可以说是孝了。生、老、病、死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但此外很多事情却都是凭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够达到的。因此,做子女的如果除了无法控制的疾病之外,其他事情都不让父母担忧,那么就表明他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学习为人处世了;这样的子女自然也就算是孝的了。

再如,《子罕》章第九节的原文为: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其中的“意”为凭空猜测、凭空臆测之意;“必”为绝对肯定之意;“固”为固执己见、拘泥固执之意;“我”则应被理解为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自我本位等。

辜译为:There we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Confucius was entirely free:He was free from self-interest,from prepossessions,from bigotry and from egoism.[6]131

显然,辜氏对于“意”和“必”的翻译是非常不准确的,self-interest在英文中一般指利己主义或自私自利,prepossession则一般为偏爱、偏见、成见之意,显然这两个词的翻译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应被视为译者在没有准确理解原文的情况下而进行的误译。

(三)因对原文理解不到位而导致译文个别词汇不够确切

对于耳熟能详的《学而》章第一节,辜鸿铭的译文为: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6]3

很显然,辜鸿铭的译文虽然能够基本传达孔子的原意,但附加成分稍嫌太多,像“as you go on acquiring”“of congenial minds”“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等。这里把“学”译成 acquire尚可接受,基本可以被视为辜氏的故意为之。但把“愠”译成discomposure就属于对古汉语字词的理解不到位而造成的了。Discomposure在英文中主要指“心乱”“不安”的意思,但“愠”在古汉语中却主要是怨恨、怨怒的意思。辜氏不应该因袭自己本来就颇不满意的理雅各《论语》译本中的这一词汇[8]。

《学而》章第八节中辜氏对于“无友不如己者”这个短句的翻译存在着问题。这里,孔子的原意说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不如自己,就是没有自己好、比自己差的意思。从字面看,辜译“Have no friends who are not as yourself.”似乎没错,但懂得孔子原意的读者会发现译者其实没有理解孔子这句话的原意。这句话似可译为:Have no friends who are not as good as you(yourself),加上一个单词good,意义就显然清晰明白得多了。

《为政》章第十八节为:子张学干禄。其中,“干禄”两字的意思是求仕、谋求做官并获得俸禄。干是求、谋之义;禄指官吏的俸禄、薪水[9]。辜译为:A disciple was studying with a view to preferment.[6]23译句中的preferment在英语中主要是“提升”“升迁”“晋升”之义。显然与原句中的求仕并获得俸禄有一定的出入。虽然,preferment与求仕有一定的关系,但其指在已经谋得一定官职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的升迁。因此,这里辜氏对于“干禄”的英译给人以拔苗助长之感——此处问干禄的子张当时尚为一介布衣,他向老师问道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能够谋得一个初级职位并获得一定的俸禄以养家糊口,而非想获得晋升或升迁。如此看来,这里“干禄”的翻译也属译者对古汉语词义的理解不到位而导致的译文不够确切。结合上下文,本句中的“学干禄”似可译为studying with an eye to an official career and emolument.

(四)擅自改变原文的语气,致使译文无法达到原文本的效果

在辜译《论语》中,这种擅自改变原文语气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之所以将这种情况归为一类,是因为这种情况在其译本的第一句就出现了。对于《学而》章第一节的字词翻译上文已有分析。但对于本句辜译的最大败笔在于它擅自改变了孔子原话的语气。“原句中那种反问句式以及由这种句式所传递给人们的轻快语气在辜鸿铭的译文中就看不出来,有点失原作风味了。”[10]124的确,原文连用三个反问排比句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加强了语气,让受众会自觉自愿地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学习知识礼仪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与他们切磋交流,当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也并不对他们怨恨。辜译改变原句的语气后显然破坏了这种效果。同时,辜氏的本段译文添加成分稍嫌太多,没有遵循在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应尽量简洁的翻译原则。

《子罕》章第十三节的原文为: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辜译为:On one occasion Confucius said he would go and live among the barbarous tribes in the East.“You will there,”remarked somebody,“feel the want of refinement.”

“Where a wise and good man lives,”replied Confucius,“there will be no want of refinement.”[6]135-136

辜氏这一节的译文在内容方面大致没有问题,基本上准确地传达出了孔子的愿意。但其不完美之处也在于译者擅自变更了原文的语气。改变了原文反问的语气,显然就削弱了原文本传达出的孔子对于品德修养的注重,而对于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却毫不在意的强烈效果。因此,遵照原文的句式和语气,杨伯峻版将其译为:Confucius wanted to settle amongst the Nine Barbarian Tribes of the east.Someone said,“But could you put up with their uncouth ways?”The Master said,“Once a gentleman settles amongst them,what uncouthness will there be?”[7]149

三、结语

“在清末,向西方翻译介绍西方文化的,以辜鸿铭用力最劬,对西方影响也最大。”[10]132在十几年的欧洲留学和客居生涯中,辜氏最擅长的就是语言文学,英语、德语、法语以及希腊语造诣都很深。他曾坦白地告诉别人“我在外国是学语法的”,而对他学习的其他课目如哲学、工学从不多提及。他在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使他对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得心应手,林语堂说他的英文风格“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10]122。因此,作为第一个把《论语》和《中庸》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世界出版的华人,辜鸿铭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赞许的。虽然他的《论语》译文中存在着一些“不信”的成分,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对西方语言文化的驾轻就熟和其译本的可读性。这也是其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极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以我们今天严谨的翻译标准来看,其《论语》的英译确存在着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其原因除了辜氏本人对于原文的一些字词或语句的确没有全部理解或误解之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其故意为之的翻译策略。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对某些原文进行变动,使其更为切合西方的语言习惯和宗教背景,其目的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为轻松地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要旨。因此,上面归纳的其译文“不信”中的第一种情况是可以理解并原谅的。但对于后面三种情况,我们则应该提出批评意见,因为这些“不信”基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读懂《论语》的全文。如果没有全部读懂原文就去翻译,有时就不免会出现上述第二种“不信”中译文与原文意义完全相悖的情况。

总之,在译文合乎译入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翻译工作者应首先和最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信”字。因个人喜好而随意改变原文基本意义的各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而最为不可取的则是在没有完全正确理解原文的情况下而进行的误译,这种情况在古籍外译中确会经常出现。因此,从事翻译,尤其是古籍外译工作需要我们必须具备较高的外文、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水平。只有全部正确地理解了古文的含义,才能确保我们的译文不会出现错误。当然,为了语句通顺和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在不改变基本意义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变动是可以接受的。

[1]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J].中国翻译,2010(5).

[2]郭兰英.“译”者生存的生态学理据与路径——以口译为支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124-127.

[3]王振平.翻译标准和“信达雅”[J].外语教学,2000,(1):66.

[4]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5.

[5]辜鸿铭.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355.

[6]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Ku H M,trans.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11.

[7]论语[M].杨伯峻,刘殿爵,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8]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Legge J,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9:2.

[9]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6.

[10]孔庆茂.辜鸿铭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On the Unfaithfulness in Ku Hung-ming’s Translation of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GAO Zhaocheng
(Faculty of Foreign Studies,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Faithfulness should always be the first as well as the last principle of any kinds of translation.However,when it com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s constitutes the premise of exercising the faithfulness.Ku Hung-ming’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is very popular in western countries.However,according to the generally-accep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 of faithfulness,there are some inaccurate translations or even mistakes in his edition.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everal first chapters of Ku’s translation,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inaccuracies or mistakes in the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s and sums up the fours types of unfaithfulness in his translation as well.

translation criterion;Ku Hung-ming;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English translation;faithfulness

H315.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2074(2012)06-0048-06

2012-11-10

高照成(1973-),男,山东菏泽人,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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