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的“变脸”中看其真相
——多视域下的翻译观分析

雷娜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从翻译的“变脸”中看其真相
——多视域下的翻译观分析

雷娜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文章将从传统翻译观入手，通过引入变译理论，对目前翻译领域中存在的各种翻译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指出变译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从哲学的角度，借助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这两个概念，进一步指出变译理论的不足，说明翻译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得出对翻译这一领域的问题应该采取包容和理性的态度，最终有利于建立描述性翻译体系。

翻译；变译；现象翻译；实在翻译

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纽马克（PeterNewmark）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也是技巧”。在这里，纽马克把翻译具体化了，用科学、艺术、技巧所拥有的性质来描述翻译，绪说，“一部翻译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事实上，这种“多义性”正是人们探索翻译共性和本质的必然途径。崔永禄在他的《翻译本质与译者的任务的一些思考》谈到，“对于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有没有切问过‘什么是翻译’，可以视为其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这里的切问,不是将人引向僵化的答案,而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向前探问’,是一种融入思辨的追问或开放性的发问。在翻译领域也是一样，这种追问会使我们会更接近翻译的本原。”

一、翻译实践活动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

（一）传统翻译观

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西方比较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都是持这样的观点。比如1953年费道罗夫提出的“等值”论：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奈达说：翻译是用译语尽可能自然地再现原语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中国古代以及近代，也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翻译观，其核心概念就是“信”。因此可以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翻译观把追求译作对原作在意义、形式、风格上的完全对应看作翻译的绝对标准，而其他对原作的任何变动都被认为是对原作的不忠。换言之，“忠实”和“等值”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命题的关键词。而且，随着论者对这一观念的反复灌输、强调，进而形成了规范。笔者下面将以此规范为参照，来审视操作层面的各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活动，看它们是传统翻译观的忠实追随者还是背叛者。

（二）操作层面的各种翻译理论及实践活动

在具体翻译操作中需要对原文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对原文会做很多改变和发挥，那么，这样的操作活动其实并不符合传统译论中“忠实”的标准。但是事实上，翻译从方式上讲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转换，从内容上讲涉及到多种学科，从形式上讲涉及到不同的审美价值和哲学思辨。所以，译作要在传统翻译观的参照下实现完完全全的“忠实”和“等值”恐怕很难。“忠实”因其缺乏客观的定义或标准而缺乏可操作性。辜正坤认为，如果翻译一定要定个绝对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就是原作，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从传统翻译观规范性的角度来看，它要求对翻译实质或翻译定义的考察不能带有价值取向——秉持“忠实”、“对等”之规范性态度，并以此来判断一译本是否为译本，但是在翻译的操作层面，这些行为又不是无中生有，它们植根于翻译，和翻译有着紧密的本质联系。这就涉及到了翻译活动范畴的界定问题，而黄忠廉等人的变译理论正是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解决以上问题。

二、变译理论框架下的翻译和翻译行为

黄忠廉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揭示出了翻译只能做到转化过程中文化信息相似的程度。他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翻译观，承认了翻译的现实行为，为他的理论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在《翻译本质论》中重新给翻译下了定义，“翻译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

通过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黄忠廉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来揭示和定位了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编译、节译、改写、译写等现实行为，并引入定义来说明翻译本体与翻译行为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他最先引入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的定义来区分各种翻译实践活动。后来，他又和其他学者一起从完整性的角度发展了其理论，将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发展成为全译和变译。

黄忠廉从提出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发展到全译和变译之说，最终将变译归为翻译的变体，从概念范畴上区分了翻译本身和翻译实践活动，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把众多与翻译有关的实践活动纳入到了翻译的框架中，与传统的翻译观相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看似解决了文中开头提到的翻译本身和翻译行为之间背离的问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既然黄将变译归为翻译的变体，与变体相对而言就应该有“本体”，那么到底在他的理论当中什么是翻译本体呢？从其全译和变译的区分中看，他是将全译当作了翻译本体。笔者认为，这只是从事物的表层加以区别，不够全面、深入。这样看来，“全译”和“变译”仅是从实践层面针对译文对原文的保全度上做的一个区分，两者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都属于翻译实践活动。黄忠廉把“全译”放在本体的位置上，让它充当一个标准来区分变体，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其实，我们在讨论翻译时往往会陷入讨论翻译实践活动的桎梏中，因而要从更深层次对其进行理解，而哲学就为这种深层次理解打开了一扇大门。

三、从哲学角度看翻译和翻译行为

全译中求得“极似”的过程，可以说是对原文本终极意义追求的过程。笔者认为，虽然在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失真”，对原文本终极意义的追求只能是一种理想，但理想意味着努力的方向。所以，对于翻译的理解和认识，必须建立在对终极意义追求的种种尝试及一步一步探索中，从众多翻译实践活动中了解并总结翻译的特点，同时也在追求终极意义的理想中来关照各种翻译活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就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区别统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而翻译实践活动则是具体性和个性的物化。弄清了两者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后，需要从概念上对其予以澄清。

（一）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

翻译作为与世界体系有密切联系的复杂思维活动，对其认识和理解过程同样遵从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规律。简单地说，就是从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总结规律来认识翻译本质，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翻译实践的表层，翻译也将很难进一步发展。

郑海凌为了从哲学的角度清楚地说明翻译这个问题，以物质世界类比，区分了现象翻译和实在翻译。他说：“用哲学术语讲，人们看到和触摸到的桌子叫现象桌子，而我们认为实际上应该具有什么性质的桌子叫实在桌子。同样道理，人们在实践的层面上接触到的翻译，称之为现象翻译，而哲学层面上谈论的翻译应该是具有什么样性质的翻译，称之为实在翻译”。这样看来，现实生活中所讨论的各种形式的各个方面的翻译都是现象翻译，实在翻译应该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翻译。与实在翻译和现象翻译分别对应的是翻译的纯粹理性和实践性。

（二）哲学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变译理论的提出区分了长期以来翻译本身和翻译实践混同的局面，具有合理性和包容性。但是在哲学本质规律的观照下，“全译”和“变译”仅是从实践层面针对译文对原文的保全度上做的一个区分，两者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都属于翻译实践活动，都应该属于现象翻译。而变译理论把“全译”放在本体的位置上，让它充当一个标准来区分变体,把具有实践理性的“全译”当成了实在翻译，赋予了翻译的纯粹理性。简而言之，它还是用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来定义翻译的本质属性。绝对翻译的实在理性决定了它应该是翻译的一种理想，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对于翻译，也只有在对绝对翻译纯粹理性的不断地追求中，翻译行为才能成为更趋近于原意的探求。正如没有对终极意义这一目标的追求，翻译也将无法进步。

四、结语

笔者认为，明确了实在翻译的纯粹理性的意义以及现象翻译的实践理性的意义后，我们将会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用分析的眼光面对各种翻译现象和翻译本身。作为译者，应以追求“绝对翻译终极意义”的精神，以开阔的视野面对和实践各种现象翻译，不断探索、总结。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以包容的态度描述分析其各种翻译现象，然后在系统描写的基础上解释各种翻译现象，形成翻译理论，用以指导实践，从而有利于建立描述性翻译体系。

[1]崔永禄.翻译本质与译者的任务的一些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3）：39.

[2]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75-79.

[3]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0.

[4]黄忠廉，李舒亚.科学翻译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

[5]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J].中国翻译，1989，（1）

[6]Anderman,G.,RogersM.Translation Today：Trends and Perspectives[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1.

[7]Peter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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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046（2012）8-0200-02